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

明代是内地与西藏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明中央政府在藏族地区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封西番朵甘、乌思藏诸酋为王师官长”。并命受封的僧俗官员“领其人民,间岁朝贡”。明王朝也频繁派员出使藏地,仅“永乐,宣德数十年间,诸内监奉西使之诏无虑十次,穷探远徼,绵历岁时,为前代所罕有”。同时,明代茶马互市空前繁荣,官私茶商络绎于途.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广泛密切的交往,促进了内地与西藏交通的发展。驿递往还旧线畅通,新线增辟;道途险阻渐有修治,交通设施日趋完备,为尔后汉藏交通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

西藏传世的明代官窑、民窑瓷器和汉、藏文献记载表明:明代内地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和其他藏区,对改善藏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瓷器也受到藏族文化艺术的浸染,汉藏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在明代瓷器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元明两代朵甘思灵藏王族历史考证

明朝所封五位教王之一灵藏地方的赞善王,在明代西藏和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缺乏系统记载,学界对其一直知之不详。灵藏占据青、康、藏古代交通之枢纽位置,灵藏赞善王王族,兴起于元代,在元代即受朝廷封赐,委以官职,明永乐时又受封为王。灵藏的这一地方势力,与明朝廷的来往始于洪武中,终于天启六年(1626),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     

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

元朝统一中国,汉藏两族文化交融的步伐空前加强。在此背景下,内地文物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地,对藏族人民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器物也受到藏族文化的浸染,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些文物材料上得到鲜明的体现。本文通过对藏地存世和内地受藏族文化影响的元代瓷器进行梳理,结合图像器汉、藏文史料,从汉藏文化交流和元代西藏特殊政教环境的视角,对元代瓷器所映射的特殊功能进行剖析。     

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

茶马贸易肇于唐,始于宋,盛于明,衰于清.有明一代,茶马贸易贯穿始终.明代茶马贸易主要有西北、西南两路,而河、岷、洮三州则是明西北茶马贸易的行政中心及主要交易中心.明朝的茶马贸易,不仅仅是一项国防政策,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它的顺利进行,不仅保证了明王朝西北边防的安全,同时还极大的促进了内地及河、岷、洮等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及各民族融合的实现     

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

文章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主要探讨明代以茶驭番的治藏政策,并分析了汉藏茶马互市在治藏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汉藏茶马互市制度的实施,是明代有效统治藏区的关键。历代汉藏两地之间单纯互补的经济贸易活动,到明代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功能,从而达到了良好的治藏效果。     

明代留住京师的藏传佛教僧人

由于治藏的政治需要和皇帝个人的宗教崇信,明代京师留住有大批藏传佛教僧人.这些僧人不但由朝廷供养,而且受到种种优待.在明中期皇帝政务荒怠和朝纲不举的政治背景下,满足皇帝个人宗教生活的需求成为留京藏僧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显著特征,由此造成其"欺罔惑世"和"縻财蠢政"的不良形象.但客观而论,留京藏僧在明朝廷治藏的政治和政策层面仍发挥有积极作用.     

从重西北到重西南:清朝围绕治藏的筹边方略

清朝前期统一西北疆域至为重要,西藏对西北边疆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西北边疆战略的重心。清朝奉行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基本方略,不仅是重要的治藏方略,亦是统一、治理广大西北地区的重要方略。晚清以降,西南边疆危机日益凸显,西藏对西南边疆的战略价值凸显。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清廷推行藏事改革,以巩固西南边疆安全。清末藏事改革体现出清朝以西藏为西北、西南边疆轴心的战略重心由西北转向了西南。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云南藏族历史的几个特点及其成因

云南藏区暨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云南省纬度和海拔最高的地区，素称“高原之患”。历史上为我国西北和西南古代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汉藏友好往来的桥梁。由于她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既有别于西藏又不同于其他民族地区的几个重要特点。本文根据藏汉文史料，试就云南藏区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色及其成因进行归纳研究，以为引玉之砖。一、云南藏族历史的几个特点（－）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汇发展的特点。演藏（迪庆藏区）不同于西藏也不同于内地的主要特点是，这里在两千多年前…     

试论国民政府对藏宗教政策视野下的汉僧事务

在对藏施政的实践中,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从宗教上以推动政治"的政策思路。国民政府以资助汉僧游学西藏为发端,衍生出资助汉僧考取格西,加强对汉僧的管理等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沟通汉藏文化,改善汉藏关系,消除隔阂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行用与影响

清代前期是清王朝实现对西藏统治的重要时期.随着清朝治藏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沟通西藏与内地、贯穿康区的川藏线沿途塘汛,经历了由临时设置、初步确定到趋于完备的过程.康区塘汛的设置有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强化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使得大批汉族人深入康区,开辟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促进了汉藏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互动.     

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元明时期汉藏民族交往的历史实践

元明两代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发展使得青藏高原和内地的联系不断加强,藏族在内地的活动也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其中,藏族向江南的流动值得注意。元代江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在朝廷的支持下得到发展,朝廷在当地设立了江南释教总统所和杭州行宣政院等一些宗教和行政管理机构,一些代表性的藏传佛教僧人如达尼钦波桑波贝、加瓦巴等或被流放或被派驻到江南地区。明代在西藏实行多封众建政策,洪武、永乐时期召请藏地僧俗赴南京朝贡、游历,大宝、大乘、大慈三大法王先后晋京,侯显、班丹扎释等人任职于朝廷,赴江南地区的藏族人也成倍增加。从人群的规模、分属教派、主动性、活动内容及政治和社会背景等方面来看,元明两代藏族赴江南的情况呈现出诸多差异,亦各有特点。整体来看,这一时期藏族向江南的流动增进了藏族对于江南的认识和了解,为藏地财富的积累和自身社会变革、发展积蓄了力量,同时也丰富了江南地区的多元文化,增进了国家内部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以及东西两地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这一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国政府的治藏政策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民国时期,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较为困难的背景下,由汉藏民间僧俗大众掀起,并得到历届民国政府支持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迅速发展,不仅推进了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互动,而且有助于加强西藏与内地各族民众的交流与了解,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推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历届民国政府支持下,以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喜饶嘉措等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弘法讲经、传播藏传佛教及西藏文化,传播的人群范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皇室、高官等阶层,而是拓展至内地更广大的各阶层民众。传统的藏传佛教法会具有了团结民众、抵御日本侵略等时代意涵。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沿袭清代治理西藏之策,以国家法律管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宜。同年,国民政府还颁布《补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     

清代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变迁

清代入关后,青海蒙古虽名义上隶属于清廷,实际上却游离于清廷统辖之外,独霸着青藏高原;直到康熙晚期,随着清军入藏驱准的胜利和西藏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及川藏划界,青海和硕特蒙古对西藏和康区的控制宣告结束,特别是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平息,清朝通过编旗设盟,将青海蒙古纳入清朝的直接统辖之下,使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发展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落的曲折过程.     

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

清末,由于西藏商上政权在川西瞻对地区管理不善,导致川康中部地区发生民变,影响了清王朝在川藏地区的有效统治.四川总督鹿传霖于1895年上任后,以武力平息藏瞻之争,同时实施了一系列“保川图藏”的措施.据档案史料分析,其措施主要有收瞻对为川属、在瞻对地方设置屯官进行管理、将“三瞻”更名“定瞻”并设直隶厅取代原建昌道以完善川边防戍体系、架设通藏电线以畅通讯、请调藏族爱国活佛入藏通达番情、保障川藏与中原地区的通商等.这些举措符合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地区管理与社会控制要求,具有固疆定边的政治前瞻性,对今天的川藏地区开发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察炉道里考》所载川藏交通探微——兼论《西藏全图》所绘中道及存在问题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全图》绘有自四川省康定进入西藏南、北、中三道,学术界对其中南北两道研究较多,但对中道鲜有论及且绘制简略,不载于汉文方志,具体走向亦不明。文章认为,通过对《察炉道里考》所载道路的考证,可知该道与中道走向基本相符,既是茶道,也是重要的军事道路。图中北道与中道部分路段重合,将二者绘成完全独立的两道显然有误。尽管该图打箭炉至察木多段绘制不太准确,但大体呈现了炉察间交通格局,与《察炉道里考》都是清代汉文方志川藏交通记载的重要补充。清代川藏北道打箭炉至察木多段存在分支,出打箭炉北门或南门后汇合,至绒坝岔或雀儿山附近分路,经邓柯或岗托渡金沙江均可至察木多。     

历史上藏人向中原地区的流动及与西藏社会发展的关联

文章以吐蕃时期、元代和明代三个时期为例,分析探讨了历史上藏人向中原地区流动的途径、方式、规模及其主要特点,同时对三个时期藏人向中原内地流动同西藏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西藏历史的每一个大发展时期,以及其社会整合的重要转折时期,均伴随了藏人向中原内地的大规模流动。而藏人向中原内地的大规模流动过程,均给西藏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转折和重要发展机遇。     

有关近代西藏历史和汉藏关系的研究资料和研究回顾

文章首先介绍有关近代西藏历史和汉藏关系的研究资料,包括档案材料、旅藏人士的藏事著述和回忆录三种,然后简要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情况。文章指出,由于中国的藏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存亡、边疆危机等民族主义情绪紧密相连,因此就近代西藏历史而言,国人较多关注英俄侵略西藏史及中英关于西藏问题之交涉,而对西藏内部的社会政治变迁及错综复杂的汉藏关系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另一方面,西方学者由于多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材料,其论述难免由于史料的片面而有失偏颇。随着近年台湾和大陆收藏的相关档案资料逐步对公众开放,可以期待,有关近代西藏历史和汉藏关系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突破性进展。     

明代甘青川藏族地区的政治述略

明朝对藏族地区的政策，主要依靠对藏族僧俗首领封授官职，通过他们管理地方的政教事务，同时通过和藏族僧俗首领之间的贡赐关系，以及控制藏汉之间的茶马贸易，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维系和保持藏族各地僧俗首领对明朝的归附。有明一代，明朝没有在藏族地区采取过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藏族地区对明朝的从属关系一直延续下来。在甘青川藏族地区，明代也是一个比较平静的时代，故而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留存下来的不多，而且零星分散在《明实录》等著作中，因此我们只能对明代甘青川藏族地区的历史作一个简略的描述。一、明代的甘青藏族地区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