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

晚明社会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士人生计的贫困化 ,并对晚明士风的嬗变产生了极大影响。于生计促迫下 ,士节的沦丧、士心的尚利与士行的污贱构成了晚明士风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导致了晚明士人自身人格精神的消解与没落 ;另一方面也促动了其生存观念的转化并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这对晚明士人健全经济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出路的拓展也起到了积极意义     

晚明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

晚明社会由于学校教育的松弛和科举道路的壅滞,客观上促使了士人与社会接触面的扩大,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变得平常而广泛。作为知识和礼仪的代言人,士人在与普通百姓的交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交往中发挥组织、引导作用,从思想、文化上劝善戒恶,从经济上济贫扶弱,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建设,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树立起高大的形象,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士人与普通百姓交往中表现出的积极作用也昭示了晚明社会中央对地方社会控制和调适能力的疲软。     

晚明士人的婚恋

凌濛初的《二拍》塑造了一批士人形象,他们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科举功名已经不是生命和生活中的神圣和唯一的追求,他们张扬自由个性,冲破封建礼教,挑战世俗社会,勇敢、坚定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甚至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用男女性爱,甚至用赤裸裸的感性放纵来冲击传统的礼教观念.撕破了孔孟道德的虚伪面纱.对晚明社会和整个士人群体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小说无疑反映了晚明社会士人群体现实,作家借小说中的士人形象阐释了晚明启蒙思潮.但小说中的士人形象也客观地反映晚明士人群体的启蒙思想的诸多局限性。     

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失范及其评述

"纵适游讨"与"狂狷自现"实则是晚明士人社会交往失范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士人通过攀援阿附来获取声名利禄的一种自我离异式的社会交往形式;后者则是士人通过超越常轨的个性的极度抒发,来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异他式的社会交往方式.就其本质而言,两者都是士人在晚明士林社会交往关系异化的影响下,藉以摆脱交往困惑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但"纵适游讨"所导致的士人社会交往质量的下降,不仅未能使士人真正摆脱困惑,相反倒导致困惑的进一步深化;而"狂狷自现"则是以背离的形式对社会交往理性内涵的一种追求,多少为士人更为理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世俗人生:儒家经典生活的窘境与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化

传统儒家基于“志于道”的终极理念而确立起的士人经典化的生活模式 ,在晚明社会的变迁中陷入了极大的窘境之中。“贫”、“穷”、“抑”成为晚明士人最为重要的生存困惑与社会呼声。晚明士人也于这种生存压力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促动下 ,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 ,开始了由“道德人”向“世俗人”社会角色的转化。这种转化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但同时也潜在地促动了“士”与社会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拓展了其通过社会而存在的能力。     

论晚明士人的“尊女”观

晚明士人“尊女”观集中体现为李贽“男女平等”说和士人“女胜于男”说。两者在其构建路径上都存在挖掘女强典范来对比男弱的思维取向。士人“女胜于男”说旨在彰显女性崇高的道德和行为,有从两性道德向日常生活层面拓展的过程,也是明代士人“尊女”观影响逐步加深的表现。李贽“男女平等”说是明代士人“尊女”观走向伦理纲常对立面的结果,亦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思想领域动态统一被打破,社会思想独立性的凸显。对李贽“男女平等”说既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发展去过誉和捧杀,也不能过于强调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忽视其进步性。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晚明危机与白话短篇小说批判意识的增强

晚明时期,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种弊端日益深重,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此,许多知识分子在寻求救世良药的同时,也对造成危机的各种社会弊端、黑暗及不合理现象产生激愤痛恨的心理,从而增强了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也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以《西湖二集》、《型世言》等为代表的晚明白话短篇小说在对最高统治者、下层官府、科举制度、社会世风等方面的批判上,较以往作品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批判意识。     

晚明士人审美意识嬗变的历史考察

晚明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他对成熟了的中国文化在明清之际的转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化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意态纷呈.在审美领域来说,出现了传统审美意识向重视个人性情与审美意识的转型.平民意识的勃兴使审美文化又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导致世俗生活的情趣化、艺术化.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 ,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

科举制在长久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教育、文化、政治等多项功能,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宋代以后,科举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影响,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科举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困扰,追求社会公平。受此影响,中国社会至今仍有解不开的"考试情结"。     

乡村社会的衰败——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

过去对废除科举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是否有利于清季政治改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尤其缺少从乡村社会演变的角度来考查科举废除的影响.基于社会史的方法和理论分析科举制的废除对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如乡村社会精荚--士绅阶层的消失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整合能力的削弱,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的受阻,乡村社会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乡村教育的衰败,城乡之间逐渐分离等,客观而深入地探讨和评价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社会影响.     

“类科举”的情节和小说——明代科举对小说文体的影响

明代科举在现实中有着强大的统摄力,在小说中也同样如此.有关科举的内容不仅存在于与科举考试直接相关的情节或小说中,与科举制度本身没有关联的情节或小说,有时也会出现"科举",这可以称之为"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类科举"的情节主要是通过比喻与摹拟这样两种方式实现的,而"类科举"的小说则与小说自身的结构密切相关.这些"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延展了"科举"与"小说"关系的探讨范围.更是研讨小说文体演进的绝佳范本.     

试论科举文化熏陶下的明代文人

明朝以朱注《四书》为科考内容,必然扭曲文人的心态:轻者因皓首穷经而变得思维狭窄、陈腐;重者吹牛拍马、"寅缘阿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丑态百出,人格丧尽.有独立思想的文人起而反思、质疑,走出一条与科举不同的道路:或沉迷学术,或放任自流,以激进的方式回应科举的得失与成败.     

从《我的母亲》看科举制度下的士习与民风

著名文学传记《我的母亲》 ,记载传主一家的生活状况 ,表现了晚清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当时的社会风气 ,为研究科举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科举法与科举制度

从科举法的主要形式与内容出发,认为科举法设计了一套考官之间、考生与考官之间相互监督的制度,具有重视程序建设、相关规定严密而具体,具有可操作性、重视礼在科举制度中的价值,道统与法统相统一、公平性等特点。科举法与科举制度关系十分复杂,它是科举制度的护航者,但在一定情形下也与科举制度的目标相冲突。     

明清陕西关中书院与科举制度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最高学府,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陕西著名学者冯从吾创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改为师范学堂。数百年间,关中书院秉承宋元书院之遗风,先后有冯从吾、孙景烈、李颙等大理学家于此教授,他们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以讲求性理为宗旨,主张＂明体适用＂。同时,科举成就斐然。关中之乡试、府试的考举之士,多为此书院之生员,并培养出清代陕西惟一的状元王杰。此外,西北奇才于右任、关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刘古愚等也曾就学于关中书院。关中书院为陕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明代科举发展对选官世袭制的遏制作用

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中的世袭制是维系贵族特权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动乱和腐败蔓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科举制的实行使选官世袭制受到遏制,但是唐宋在发展科举制的同时还保留了凭借父祖官职入仕的门荫和恩荫制度,这实际上是选官世袭制在新形势下的遗存和变种。明代科举制发展到鼎盛,选官必由科举,非科举者毋得授官和扩大科举取士数量等措施的推行,有效地遏制了长达数千年的选官世袭制,确立了远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名实相符的以文官考试为基础的科举政治,对社会的稳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