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

《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张志合我在拙文《（三国演义）初考浅论》中，曾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流变作了一个初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不是罗贯中的原作，也不是《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     

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关系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裴注的资料进行了全面而认真的梳理和考辩,并在服从于《三国演义》整体创作要求的基础上,对裴注的资料加以引用,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细节。     

数字化与《三国演义》版本研究论

数字化给《三国演义》版本研究造成不少新问题,当务之急是厘清观念、思路和方法。要立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特殊性,不能以“对错”、“有无”作为衡量版本的标尺。“讲史”、“说三分”都不是罗贯中的创造,属于罗贯中首创的是“演义”体,这才是判别罗贯中原本的标志。命名合理的《三国志演义》是原书名,扌各不通的《三国志传》是后人的妄改。     

《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优劣比较谈

一、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据说最接近罗贯中的原著。它的特点是除正文之外还有不少的“小字注”——对正文加以补充或解释。在“小字注”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     

谈《三国演义》的悲剧性及作者创作思想的对立统一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作者罗贯中在西晋陈寿著史书《三国志》及南北朝时裴松之注释的基础上，吸取大量民间故事而成书。作品中表现出作者浓重的创作思想倾向及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但《三国演义》最终是以作者所寄希望的人物、事业的毁灭、作者理想的破灭而宣告结束，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三国演义》悲剧的直接表现是作者充满希望和理想的蜀汉刘备集团的大业未酬，作者致力于塑造人物的英雄气短，进而表现作者创作思想的矛盾性。一、事业的态因性《三国演义》贯穿始终的是蜀汉刘备集团以复兴汉室、统一天下为宗旨，并为之而进行着一切的…     

正统观念与《三国演义》

众所周知,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刻划的曹操是篡汉的逆臣,“乱世的奸雄”,而刘备则是扶汉的真主,拨乱的雄杰。书中处处以“汉贼”垢骂曹操,以“帝胄”赞誉刘备,其封建正统史观昭然可见。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罗贯中认可《三国演义》(应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编次”“陈寿史传”的,理当按陈寿的三国正统史观进行创     

从《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看平话与演义结构之比较

《三国演义》的成书有一个复杂过程。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已经临近这个过程的终点,到毛本《三国演义》,终于大功告成。《演义》由何而来,依今天所存材料,已经不能清晰勾勒其过程。但其脱胎于宋元讲史话本,却是公认之事实。刊刻于元代至治年间、署名新安虞氏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今存最早、也是惟一的一部《三国志平话》,给出了三国故事较早、也较为清晰的雏形与轮廓。将《演义》与《平话》结构加以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承继关系。     

谈《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对待古代文学遗产,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原则,这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罗贯中在民间传说、民间艺人创作的《三国志平话》以及三国戏曲的基础上,依据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和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等主要史料而写成的。它是写历史,但又是文艺作品;它在群众口头创作的基础上产生,而又经过封建时代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 0 0 0年第 4期发表张志和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非最早刻本考》一文认为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不是现行的《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 ,黄正甫刊本才是最早刻本。其根据是 ,以嘉靖本与黄正甫刊本插入诗词的数量情况看 ,黄正甫刊本所能统计到的引用诗词 2 4 1首 ,嘉靖本中现存诗词 30 5首 ,其中有 1 2 7首不见于黄正甫刊本。这说明嘉靖本依据黄正甫刊本或某一个接近于黄正甫刊本的旧版本作了增删加工 ,足以说明黄正甫刊本早出 ,嘉靖本后出。再者 ,黄正甫刊本有卷端书名不一致的现象 ,有如《新刻考…     

从《三国演义》看我国的传统文化心理——兼谈传统文化心理和当前中国改革

《三国演义》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它真实地、具体地描写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现实主义历史,自然不能不反映和表现这一个世纪内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又因为《三国演义》是这样一部历史小说,它经历了漫长的成书过程,从唐末的三国故事,到宋、元的有关三国的“说三分”平话,再到元代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再到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谓弘治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接近罗氏的原作),最后由清初的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加工成《三国演义》,一共经过了约九百年的时间。这九百年间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又通过不同作者对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 ,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通过实证性研究可以看出《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史书《资治通鉴》;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三国志〉今注今译》即将出版

长期以来,人们对《三国演义》都非常熟悉,但对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所依据的主要历史典籍《三国志》却接触不多。为了使广大读者弄清三国相争的本来面貌,避免把小说当历史,使读者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得到启迪,获得教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罗贯中籍贯“东原说”的外证与内证

历史上东原即山东东平。从《三国演义》多种明刊本署名等情况看 ,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即山东东平人 ;《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有多处内证共同表明其作者罗贯中为“东原”人 ,而非“太原人”。近百年来被抬得很高的“太原说”不能成立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历史记录——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思想倾向

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通俗演义》)是《三国演义》版本系统中现存最早的本子,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著。书前有庸愚子(蒋大器)的一篇序,写作时间是“弘治甲寅”(1494),这是我们确知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成书的最早时间,离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明朝(1368)的时间不过一百多年。我国古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尤其象《通俗演义》这种被誉为我国小说史上第一座长篇小说的高峰的宏篇巨制,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故事流传、作家写作和“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的时间,最后才能印刷出版。按照这种情况来推算,《通俗演义》的酝酿和写作初稿的时间,大致在元朝末年,可能和有人所说的罗贯中“有志国王”、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时间一致。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

《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都写于元明之际大动荡的时代,都是长篇章回体小说创立阶段的作品,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作者(罗贯中既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又是《水浒传》的编著者之一),两部巨著在艺术上有许多共同性,又各有其特色.作为案头读物,《三国志通俗演义》似乎更经得起咀嚼回味,但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来看,《水浒传》在艺术上更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及原本管窥——试说庸愚子《序》的考据价值

庸愚子蒋大器《序》是今见研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其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云云证明《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其说“读《书例》曰”云云证明原本有《书例》,数句即《书例》佚文；《演义》原本正名即《三国志通俗演义》；蒋序本《演义》叙事“自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起,嘉靖壬午本《演义》“却说中平元年甲子岁”云云以前千余文字实非蒋序本所有,而是蒋序本《演义》以后,也许就是嘉靖壬午刊本新增的.     

罗贯中研究三题

《三国志演义》版本的题署,确定了罗贯中的著作权。他在元代生活了53年,称为"元人"是不错的。以现存没有嘉靖以前的版本,就断定《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后期是不合事理的。罗贯中协助施耐庵完成《水浒传》,又独立写出《三国志演义》;弱化乃至抹杀罗贯中与施耐庵关系的倾向,对中国小说史研究是非常危险的。罗贯中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大家,除了《水浒传》、《三国志演义》,《北宋三遂平妖传》四十回及《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隋唐两朝志传》等,也都是他的作品。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塑造的曹操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存最接近罗贯中原著面貌的一个刻本(说见拙作《<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这个本子所塑造的曹操,同毛宗岗的修改本是不尽一样的。由于毛本对明代《三国演义》的传本有很多的改进,成为清代以来最通行的本子(解放后刊印的《三国演义》也是这个本子),所以学者们研究《三国演义》,大多根据这个本子。但我认为,许多研究者根据这个本子的描写,再加上受到活在戏台上的形象的影响(戏台上的曹操是个白脸奸臣,比起毛本中的曹操,又简单化了),把曹操说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以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恶德,是有点偏颇的。事实上,在嘉靖本中,作者对曹操并没有全盘否     

《三国演义》对应用文的吸收及其文学特点

在中外文学史上,罗贯中是第一个将书信等应用文体引入作品之中的作家。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使用了书信等19种共计334道应用文。这类文体的艺术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连织情节和人物,二是作为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工具,三是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其文学特点有三：一是体制短小,言简意赅;二是散韵兼行,以韵文为主;三是情感丰富。《三国演义》中之所以存在大量应用文体,一是与作品的文体特色有关,二是与作品所叙写的内容有关。罗贯中在不违背艺术真实的前提下,对《三国志》中的书信等应用文作了符合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原则的加工和改造。     

《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儒雅化、道德化——《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中关羽形象比较

《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典范化,其本质意义就在于作者为其注入了忠义盖世、儒雅绝伦的道德内涵,从而体现孔夫子所提倡的《春秋》大义。由于历史观的不同,造成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叙事重点、细节选择、人物褒贬等多方面的不同,为了把关羽塑造成一个体现《春秋》大义的忠义英雄,罗贯中大胆虚构了一系列故事,以之强化和凸显关羽忠义品质。关羽的走麦城的悲剧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却是胜利者。关羽与曹魏的军事冲突转变成道德的冲突。这正是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