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汉普希尔的公德私德观

汉普希尔一方面赞成马基雅维利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在道德标准上有所区分 ,即对公德与私德有所区分 ,另一方面却不赞成他把公德与私德截然分割开来 ,即在公共生活中可以完全不顾私人生活的道德标准。汉普希尔的论证是从两种道德思维方式入手的 ,即他所谓的“明显推理”和“隐含推理” ,从而揭示出道德思维和道德冲突的深层结构。汉普希尔关于道德发展的结构与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描述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有着某种对称性 ;不过 ,他由此得出道德悲观主义的结论则是欠妥的     

重私德轻公德之源起

市场经济实行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公德严重失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不能对应有的市场经济道德体系补位也是重要原因。非但如此,传统道德重私德轻公德的特点还加重了公德缺失的现象。     

制度安排视域下的公德与私德建设

作为道德哲学的基本范畴,公德与私德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当前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之所以困惑重重乃至阻滞不前,一个重要的症结就在于公德与私德的冲突、错位与分裂。协调二者的分歧与矛盾以推进社会道德进步,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就是要坚持公德与私德建设并举的原则,建立和健全维护公德与私德生成的制度,为促使公德与私德的转化、结合与贯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论语》对私德与公德的论述

市场经济实行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公德严重失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不能对应有的市场经济道德体系补位也是重要原因。非但如此,传统道德重私德轻公德的特点还加重了公德缺失的现象。传统道德,尤其是儒家道德是强调整体主义的,为什么会最终导致私德的泛滥？这可从儒家的重要典籍《论语》对私德和公德论述中寻找其源流。通过在澄清私德和公德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论语》中私德和公德的内容、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对待孔子思想的正确态度。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

［摘要］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站在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其中较为集中的阐述了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公德和私德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在公德和私德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以期能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新民,为国家尽责。     

当代公德与私德的抵牾与和谐

当代我国私德与公德的矛盾可谓是暴露无疑,一方面,一部分人为了追逐私利,私德败坏,破坏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侵蚀公共道德与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国家道德代替公共道德,在全社会倡导高层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侵害个体权益与私德。因此,当代中国公德与私德和谐关系的建构对于我们推动社会发展,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私德和公德各守其位--解决道德危机的新思路

我国当今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的良心变坏,问题出在道德模式的错位运用,即由于公德缺位从而不得不用传统的私德伦理来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公德与私德虽然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明,但在当代社会里又各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让私德与公德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发展才是我国21世纪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     

论公民伦理——兼谈梁启超的“公德”、“私德”问题

公民伦理是人们在公共生活或公共交往中可以相互地提出的那些有效性要求,即诉诸于对于他人的恰当的尊重的态度和出于这种态度的恰当的行为习惯。公民关系的自然基础是由兄弟关系引申的同邦人关系。公民伦理只在同陌生人的关系对人们成为重要的生活关系,人们对陌生人的排斥心理已经基本消除,并且把他(们)当做与自身地位同等的公民而相互对待时才是生活的伦理。梁启超曾试图用“私德”、“公德”概念分析私人生活、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生活的不同准则含义,但由于没有引入对交往的分析,使得这两个概念一个变得过于宽泛,一个变得过于褊狭,都不具有分析的意义。     

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

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而提出的两大道德范畴,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梁启超分别对二者的含义和存在的必要性做了充分论证,以此表明公德和私德的重要价值地位和由公德到私德转换的应然选择。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前后思想不一致的矛盾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冲击使梁启超表现出不同时期对公德和私德不同的倾向性;其二是在如何培养公德上,试图以"外推"的方式经由私德培养塑造国民公德,促使梁启超在后来特别强调私德价值和作用,这一原因是梁启超思想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     

关于国民公德建构的思考

本文指出公德概念有三种：一是指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二是指相对于私德即个人品德之外的一切道德而言；三是每个国民应恪守不渝的道德。这第三种国民公德涵盖一切私德与公德的所有的方方面面。所谓国民公德，就是为人民服务，亦即人民群众相互服务，也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新道德，其实质则是平等、互助。     

世纪更替与"公德""私德"的近代重构--以梁启超和刘师培为中心

在新旧世纪更替之际,中国资产阶级比较重视思想启蒙.他们从改造社会主体出发,深刻揭露批判了封建"公德"私德"观,指斥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家族制、儒学等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从理论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强调"私德"是"公德"重构之关键,要求融合中西之精华,从改造家族伦理入手培养良好私德,辅以政党培育近代"公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有助于近代理想人格重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     

我国企业家族化的文化透析

在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我国企业具有浓厚的家族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企业财产组织形式、治理结构、用人制度、激励约束机制及经营理念等方面。通过对企业家族化的文化研究,可以引发我们去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结合点。     

社会资本与我国民营企业家族化管理的内在逻辑

是继续采用家族化管理还是采用职业化管理仍是困扰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现实问题。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我国民营企业家族化管理的内在逻辑,认为任何企业的成长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资本条件下进行的,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及其管理模式的选择都是由当时的社会资本条件决定的。由于我国具有丰富的家族社会资本和泛家族社会资本,而制度化社会资本相对缺乏,这就决定了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并不具备职业化管理的现实基础,也没有职业化管理的现实需求,家族化管理仍是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现实选择。对于那些能够进入现代企业阶段的民营企业,职业化管理是其理想的选择,但需要我国创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家族化管理模式创新的环境。     

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

虽然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说在近代以来最有影响,人们甚至把《新民说》的道德思想仅仅归结为公德说;而实际上,《新民说》中后写的《论私德》,对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论私德》不仅深化了他个人在《新民说》初始的道德论,而且对由启蒙推动的道德反思的限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十年前,便作了根本性的揭示,显示出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同时《论私德》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论在近代的调适和发展的典范。     

对家族化管理民营企业转型的思考

家族化管理民营企业是民营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业初期 ,民营企业实行家族化管理有其必然性 ,但随着民营企业的壮大 ,家族化管理的封闭性、经验性、集权性限制了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家族化管理民营企业的顺利转型面临着制度障碍和委托—代理问题。家族化管理民营企业转型期政府应加大制度创新力度 ,宏观上加强对民营企业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构建的指导 ,建立良好的企业信誉。     

社会信任制度的缺失与民营企业的家族化治理

社会信用制度的缺乏与民营企业的家族化治理是相生相伴的。在目前阶段,我们没有理由强求民营企业突破家族化治理模式。这样做的前提是社会信用制度必须有一个质的改善。     

日本、东亚企业家族化的伦理动因

日本、东亚企业家族化的经营模式 ,是日本 70年代末经济腾飞、东亚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而作为这一原因的企业家族化 ,有其伦理动因。这需要在“新教伦理”与儒家文化的选择上 ,在亚洲金融风暴、知识经济的到来的新背景下以及儒家文化自身的演变、企业家族化的局限诸多方面上加以认识 ,才能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