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价值选择

对文化交流冲突的不同观念产生两种不同的文化学理论 :文化相对论与文化进化论 ,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是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人类共同体价值的一致性与各种不同文化价值的相对独立性 ,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的总特征。这种世界文化的生成表现为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文化在统一的人类价值的引导下的多元互动的过程。也正是在世界文化这一视点上 ,文化相对论和文化进化论这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得以统一。     

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与企业价值取向

经济全球化， 文化问题在宏观和中观层次上展开。价值取向问题成为处于不同文化碰撞中心的企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对社会以及企业文化变化倾向的观察和反思，提出一种“有根的文化综合创新模式”，试图概括这种倾向并用以解决企业价值取向问题。作者主张， 以我国文化传统为根， 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其他文化，利用经济全球化机会， 吸收和发展过去被我们排斥和忽略的因素，从而丰富和完善我们自己。     

后殖民语境下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及其翻译行为

以权力差异为先导的后殖民语境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无论在文化价值观、诗学规范，还是读者意识等问题上都会体现出一定的主观意识，表现其个人或社会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的关系实质上是译者在两种语言的诗学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上加以抉择的体现。选择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为个案分析，从后殖民视角分析他在译介实践中的翻译行为，探究文化身份有利于深化对译者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和翻译意图等问题的认识。     

幽默语在美国情景剧《老友记》中的应用

幽默语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世界许多民族文化中都有反映,但对于这种文化现象大家的认识却不尽相同。例如,对于幽默中美两国的认识就不相同,中国人多重于诙谐,讽刺;而美国人强调自我表现,开人心智。以风靡全球十年的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为语料,通过分析剧中人物对白,充分展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中美两种不同幽默语在历史起源,语言手段和价值取向三方面的差异,阐述《老友记》中蕴含的独特美式幽默,使读者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幽默的差异。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美国与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分析——读《国家竞争力》

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 ,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基础上 ,集中代表着这种文化的价值 ,反映着人们最一般的价值取向。美国是普遍主义较为盛行的国家 ,其普遍主义的文化精神渗透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中国的特殊主义文化精神更为突出 ,也较为典型。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各有其长处和短处 ,也具有互补性和共处性。在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创造人类文明的实践中 ,人们不应简单地将这两种文化精神对立起来 ,而应各取所长 ,促进它们的融合     

策略还是倾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另类阐释

本文通过对郁达夫等作家的同性恋文本进行分析试图阐释体现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同性恋叙事的文本意义和审美价值,考察作家的文学策略和审美倾向,以及隐含在文本背后的作家主体的文化心理。本文认为同性恋叙事的出现是作家的文化策略而非倾向,从这种策略中体现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所经受的灵与肉的双重考验。     

儒学在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的意义(战前篇)

小引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脱离了中世纪封建时代而迈入近代化的民族(或国家),其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曾经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以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所表现的精神为代表,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以意大利和德意志为代表,倡导“信仰、服从、战斗”。前者成为资本     

文学：拯救谁的历史?——试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两种精神史叙述

文学始终是创作主体精神的有力承担者。作家以其自身文化理念和价值指归的不同造就了作家精神史走向在文化空间上的差异。在表现形态上,差异具体表现为“拯救历史”与“拯救自我”的历史性对立,这种对立性的存在规定了现代乡土文学创作的基本秩序。由于两种精神史发展严重不平衡,导致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近乎总体性的精神缺陷。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个知识者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文学究竟应该拯救什么?     

在文本与历史之间——重读《西游记》

本文是对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的尝试。在西方批评界盛行一时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和文化批评都是相当有效的文本阅读方式。本文试图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并加以改造,以构成一种适合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与叙事文本特点的新的阅读方式。这里即以《西游记》为例,从文本分析入手,进而进入文化语境分析,最后再重新回到对文本的解读。通过这种“循环阅读”,发现了《西游记》的文本意义网络与文化语境中的意义生成模式之间的同构关系,从而揭示出《西游记》文本世界背后隐含的深层文化意蕴     

想象的都市和经济话语的都市──论当前文学文本中的一种“都市”及其元话语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都市化不仅被认作一种现代化的物质定向,亦曾被预想为一种催生新人支机制的媒介。然这种认同却又常常为都市化现实推进所引发的种种价值矛盾所消解,其文学显形,即是在一些文本中,作家奔向都市的努力往往转化为一种反都市倾向。产生这种价值震荡的原因有二,一是：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少有现代都市经验。中国最早的现代都市上海,迄今不过百多年的历史,根本无法与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乡村经验相比;二是：都市乃是一种以特定经济结构为其底蕴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机统一体,是城市经济近现代发展的一种状态。都市的现代市场生存方式及其孕育的价值观念与我们的文化积习相去甚远。当前文学文本中的一些“都市”,说到底乃身处现代市场转型的作家用以表达其“异化经验”的形象载体。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步骤中:第一,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对唐诗传统选择接受;第二,在"诗文复古"运动中,唐诗范式逐渐转换;第三,伴随杜甫"诗圣"观念的变化,杜诗作为经典范式得以确立并开始被片面张扬。上述这几个步骤与方面,最终促成了宋诗的成型。     

唐宋诗词中的“鸣鹤”意象

“唳鹤”是唐宋诗词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学文化内涵。古人对鹤唳的解释多种多样,如警露而鸣、知时而呜等。唐宋诗词中的“唳鹤”意象与“鸣鹤”意象的内涵往往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唳鹤”意象主要用来表现鹤声的清远、高亮,但“鸣鹤”意象却多用来象征君子。此外,“鸣鹤”意象还衬托了和暖的天气,而“唳鹤”意象则往往与月、白露、秋等意象联用,表现诗人由此生发的“感兴”或者营造美丽的意境。     

宋人对李杜集的搜编及对其人的尊崇——以宋代唐集序跋为研究对象

宋代,李白、杜甫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人开始对他们的诗文集进行广泛的搜辑、整理和编缀,表现出了对他们的高度尊崇.宋代唐集序跋,向我们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对研究李、杜集在宋代的搜集补缀及宋人对李、杜的尊崇有着重要的价值.     

敦煌曲子词在词史上的意义

敦煌曲子词是由文人创作的律词,在词调、格律、音乐和风格等方面与唐五代词和宋词都存在相承与发展的关系,奠定了后世词体的基本走向,为词体起源提供了新的可靠的依据。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它的某些特性未为花间词继承,却在宋词里得到发扬光大。     

唐宋牡丹诗词的主题嬗变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唐宋时期，牡丹玩赏之风日盛，以牡丹及牡丹玩赏活动为题材的诗词作品也大量涌现。唐五代北宋牡丹诗词，以赞美牡丹之美艳、歌咏牡丹玩赏活动之繁盛热闹者居多，只有少数篇章对于牡丹及与之相关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批判。中唐以后，牡丹渐成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的生命形态与文人士大夫的命运遭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藉歌咏牡丹以抒写人生感慨的作品频频出现。宋室南渡以后，牡丹诗词主题发生了深刻嬗变，家国之恨成为最重要主题，唐宋牡丹诗词因之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御书赏赐的文治气象--宋太宗与唐宋御书政治文化的传承和转型

在宋初文治复兴的语境下，宋太宗不断以御书赏赐来传达崇文的政治理念。其御书赏赐的方式由最初效仿和取法唐代到突破唐代的既有模式，逐步建立自己的风格。在飞白书赏赐时，太宗将“当代”的御书故事与唐代的御书典故对应，这透露出他试图复兴由唐代的御书文化所代表的盛世意象的政治意图；而随着宋太宗与词臣们频繁地进行诗词酬唱，他创造性地用御草书诗赏赐翰林学士和两制词臣，这在后人的追念中成了宋初文治昌盛的象征。此外，宋太宗还选择抄录经史故事和儒家经典这些颇有劝谏意义的内容规鉴和引导群臣，并赏赐御书历子给地方官员不断强化皇权与地方的联系。可以说，宋太宗御书赏赐是宋代文化的一个新旧相兼的政治文化传统。     

杜诗变体与词体内质——以《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三首为考察中心

杜甫与词体的关系素受冷落,然生当盛中唐时期的杜甫,正逢词体萌生、形成的关键时期,其诗歌中的新变因素不仅为新的诗歌风格开辟新途,而且为词体的内质奠定了重要基础。《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三首的柔弱的情感、纤小的意象和轻清的语言揭示了其诗中所蕴含的词体神理,将杜甫对于＂中唐＂诗风的导引和对词体的催生意义彰显出来,并大致勾勒出了杜甫在词史上留下的若干痕迹。追溯词体内质的渐进过程,需要重估杜甫的价值和意义。     

李郢籍贯、生年再论

李郢籍贯之说,有两种观点：一为长安,二为江南苏州,这两种说法都有缺陷之处。从其诗作及与友人赠答送别之诗中考察可知,李郢原籍长安,后移居苏州、越州等地。至于李郢生年,以其与杜牧、李商隐两大晚唐诗人的往还诗作来看,他应当年长于李商隐而年幼于杜牧,由此可断定其生年在公元803至812年之间。     

唐诗中的长安文化符号及其意蕴之美

唐代都城长安是唐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浓缩,是盛世文化体系的典型代表,是华夏文明的历史见证。辉煌灿烂的唐诗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样本,成为人们对长安以及唐朝的美好记忆,成为千百年来唐长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从今人非常熟悉的唐诗入手,打开记忆之门,重新体验长安的浪漫意象,体会长安的山水景观之美、生命体验之美、帝都壮阔之美、相思回忆之美以及隐逸之美等多种意象,来感知古长安的诗意氛围,感知唐长安文化的精神特质。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弘扬华夏民族精神。     

唐宋书法观念研究

唐代、宋代的书法观念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书法观念的典型代表,二者之间又有颇为明显的异同之处。正如常人所说的＂唐书法＂就是说唐代书法对于字体规范、风格法度有着严密的内在要求,其实由于科举进仕的需要以及宋人文化素养的普通提升,宋代文人对＂法＂也有着自觉地遵循。同时,在宋代还大量出现了＂游与艺＂、＂以书为乐＂等更为轻松的书法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