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

针对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辨析底层写作与“纯文学”思潮的关系,它们虽然取向不同,但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底层写作不能无视“纯文学”在形式探索等方面的成就;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充分借鉴“左翼文学”的经验与教训,底层写作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叙事姿态与文学立场——"新人民性文学"中的都市边缘人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同时也决定着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其中派生的“都市边缘人”必然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代文学注意到了这个社会边缘群体的存在，并在近年形成了“底层写作”的强大冲击波。文章选择评论的几部中篇小说都与“底层写作”有关，但它们的叙事姿态和文学立场却大不一样。它们不仅是对“边缘人”这一特殊身份的描写，同时也是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情感愿望、心灵心理的壮写。“底层写作”现象说明，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它的情感立场以及文学内在的艺术性，也取决于它的社会性，即变革的社会生活，这其中涉及了读者对文学的期待、理解以及作家的创作冲动和灵感。这也是当下中国“底层写作”最大的发现和贡献。     

全球化语境与中国写作话语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走向成为当今学术界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中国写作问题的语境出发 ,分析当代中国写作基本特点和发展形态。主要讨论了白色写作与零度写作观 ,文本间性的写作观 ,消费时代的身体写作 ,最后探讨全球化时代中国身份的“重新书写”。认为当代中国写作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为谁写、怎样写、写什么 ,应该在“发现东方”的文化策略中坚持“中国写作立场”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当代写作话语成为可以同西方中心主义写作话语对话和互动的东方话语代表。     

“纯文学”讨论迷思

始自2001年的“纯文学”讨论没有在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的检讨中对“文学自主性”的理解做出新的贡献,其引发的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深化了对文学自身境遇的思考,但是这些讨论依然以认识论思维讨论文学的经验属性,没有对“文学性”的根本依据问题做出深入讨论。“纯文学”反思不足以代替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概括,“文学性”问题应该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得到理论升华。     

福柯的文学生命政治学

20世纪60年代福柯以文学活动而著称,他的不少概念都被文学理论家们不断挪用,并构成当代文学理论及批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福柯的文学理论思想究竟是什么却是福柯研究面临的一个基本难题。70年代以后福柯向权力话语的转变,尤其是生命政治概念的提出,并逐渐用来取代他之前阐释文学的主要概念,从而不断形成了生命政治的文学本体论。文学的生命政治学的提出使福柯抛弃了文学的真理机制而过渡到另一种更为基础的介入现实的文学方法论,同时也敞开了一个文学表述的法外空间和可供亵渎的例外状态,使得一切非理性、界限经验和声名狼藉者在其中都获得了话语正当性。     

底层与纯文学:两个不相关事物的相关性

“底层”是社会学概念,本与“纯文学”不相干.但从观念反思的角度看,文学与社会的不相关,恰恰是1980年代中期形成、日后则愈显狭隘的文学观的产物.在某种转义的意义上,“底层”和“纯文学”重新建立起的相关性,将使日益被实体化的“纯文学”观念释放出新的意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其当初执意祛除的伦理性、政治性和社会性.     

网络文学研究的学科间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网络文学研究在文学与网络、泛文化与纯文学等研究语境的争论中漂移无根。本文综述了当下网络文学研究的定位,认为网络文学研究应该避开纯文学之争,在学科间性中研究其文学和文化因素。     

呼唤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近期“底层写作”批评述评

“底层写作”或“底层文学”,是一个备受近期文坛、特别是批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文章对近期文坛关于“底层写作”的相关理论批评进行概要扫描,就“底层写作”的概念的源起与界定、批评实践中的困惑与求解进行了述评,在此基础上试图阐明“底层写作”批评理路的延展及其深远意义。     

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

底层写作的潮流和当代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焦虑有关.于是,虽然以现实关怀、批判性的面目出现,底层写作只不过是支离破碎地呈现了下层生活的苦难片段,却无力、也无心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激情去批判性地呈现民众的真实生活场景.所谓底层写作仍然在暗中借用＂纯文学＂的主题与模式,这决定了所谓底层写作的局限.     

权力与话语视域下的张爱玲小说探究——张爱玲小说中“失语者”的建构

张爱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女作家,在她的创作思想、作品价值和文章人物特点中,发现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的状态可以用“失语者”这一视角来解读。同时,用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可以更深层次的探讨张爱玲笔下“失语者”形成的过程及原因。因此,尝试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形象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深度结合,用“失语者”的视域深入探讨张爱玲笔下人物形象的生存状态、塑造原因以及文中形象的文本价值和对现代人生活的启示意义。     

文学研究会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构造左翼文学历史的设定出发,把早期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才是革命文学最初的倡导者.文学研究会认为,使革命得以成功的应是革命文学而非革命理论,呼吁文学家要创作反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革命文学.文学研究会开启的"文学与革命"讨论,引起新文学家与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使命的思考,他们从文学或革命的立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强调革命文学家的重要性与神圣性.换言之,将革命文学家道义化与神圣化,成为初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历史特征.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理性文学与文学理性──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的辨析和思考

对欧洲２０世纪前各种文学思潮中的理性元素的综览显示：只有１７、１８世纪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才堪称理性文学，此前彼后文学思潮中的理性倾向则只能称之为文学理性．而理性文学得以形成是顺应了近代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同为理性文学，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又在反封建、狭义与广义、方法论与认识论上各具差异。理性文学曾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形式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论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现代性

王国维文艺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特质,这种现代性以"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种态势彰显出来,其原因与王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禀性密切相关,他的文艺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的文艺理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英雄主义及其在后新时期中国文艺中的显现方式

英雄主义作为一种精神价值观,始终激励着一个民族不断进取和奋进。英雄主义人物形象塑造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经历了人与神、鬼、兽之间的挣扎过程。21世纪开端,中国文艺的后新时期到来了,主导文艺发展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艺术作品本身,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了文艺发展的脉搏,中国社会进入市场化的消费型时代。“红色经典”的出现,使我们思考在无情的市场中如何显示出英雄主义有情的特色。新媒体艺术形式的发展,也给价值观的传播带来了新的课题。网络游戏和动漫,这些通过数码技术创造出来的新艺术形式中有许多可以渗透包含英雄主义价值观的空间。     

从书写空白到期待宽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之回顾与前瞻——《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之评述及思索

从女性视角介入中国当代文学 ,不仅能够以男性不能企及的女性经验弥补传统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诸多局限 ,而且能够构成迥然有异于传统文学史观的意义体系 ,便于我们从另一个重要的侧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流变的脉络进行梳理。从焦灼书写“空白之页”向构建一种宽容的言说氛围的转型———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新世纪里呈现给我们的值得期待的前景     

文学的面孔:正在变得模糊起来……--对"后文学时代"文学的历史思索

我们现有的学理论是一种在经典学时代形成，而且打着极为深刻的经典学烙印的经典学理论。作为经典学理论，它基本上不适应用来解释一个越来越泛化的学现实。针对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学“泛化”的现象变迁，本首次提出了“经典学”、“后学”、“后学时代”和“后学社会”的概念。并认为，今天是一个不同于“经典学时代”的“后学时代”，“后学时代”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评价标准和体系。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论纲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比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更为活跃,且古代文学观念又多用现代文学观念进行解读,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何时发生、何以发生、如何发生、其思想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等这些奠定中国文学发展基础的重大问题,缺少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采用发生学的理论,从古代文学观念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全面梳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文化渊源、话语体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主体社会实践,去探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丰富内涵,或可完成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的学术建构,促进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沦陷中成熟--论沦陷区的文艺"大众化"讨论

沦陷区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探讨,应该是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特殊的话语环境,它不得不专注于学理范围内,但也因此而形成其独具的深刻和成熟,尤其是在通俗文学理论的构建和对"五四"新文艺的反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