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建设

在社会学界一般称四十年代(指1937——1949年)为社会学的建设时期。社会学传入中国的30多年,仍是舶来品。所以,如何使社会学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使社会学中国化,成为30—40年代社会学的中心任务。吴文藻、费孝通倡导的社区研究及孙本文为代表的系统社会学研究,都为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努力。该期的特殊情况是处于抗日战争期间,各大院校、研究机构及社会学者云集我国西南边陲,西南成为社会学的基地。社会学者们在西南搞乡村建设实验,办教育培养社会学人才,结合战时与实际部门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进行     

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展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研究范围和实际作用都在不断地发展。本文联系社会转型的实际进程，对２１世纪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几点展望。本文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将进一步提高，这是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和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必然要求，也是非经济因素日益突出和国际社会达成重视社会发展的共识的结果。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社会学还将呈现出本土化、国际化、综合化和成熟化四大基本趋势     

社会学与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社会学这个在中国恢复不久的学科,又受到挑战,又有人说,社会学这个学科,不能产生实际经济效益,应把社会学的一些专业改为“劳动就业”、“社会行政”、“社会政策”、“公共关系”、“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等,以利于学科的生存。甚至有人建议,干脆把社会学改为改革开放社会学,社会学师生“下海”去,作为社会实践,似乎社会学又遇到了能否生存的厄运。 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之能够建立,一百多年来能够在世界各国得到发展和巩固,自有其学科的理论架构和科学的方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社会学在我国中止了三十多年,恢复十多     

残疾人社会学:对象·任务·功能

本文认为,残疾人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适应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文中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残疾人社会学是研究残疾人和社会相互作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并基此理论联系实际地分析了残疾人社会学的研究任务,尤其是对建立残疾人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作了尝试性探讨。文章还就残疾人社会学的社会功能作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论述。     

对外学术交流信息

1.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日本社会学会会长、日本上智大学教授绵贯让治先生将于1994年5月下旬到北京和广州等地进行学术访问。绵贯先生的专业领域为政治社会学,他此次访华的目的是希望了解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地方基层政权的建设情况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情况。作为日本社会学会会长,绵贯先生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加强日本社会学界同中国社会学界的联系,建立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东亚社会学研究的合作网。     

悼念福武直教授

福武直教授对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学界有特殊的感情和特殊的爱。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学界对福武直教授也怀有特殊尊敬的感情和特殊的爱。 早在福武直教授青年时代,他就深入到中国苏南农村进行过社会调查,并写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这样一本至今仍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1979年夏天,当他得悉中国在1979年恢复重建了社会学这门学科之后,他马上组织了日本社会学访华团前来中国,会见中国社会学界的同行们,贡献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意见,沟通中日两国社会学家的交流渠     

“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

1979年，69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受命承担起负责中断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学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他不仅深入开展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对社会建设及时提出对策建议，同时也站在历史和全球高度审视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若干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的社会发展命题。     

论社会行动的规定

社会行动理论是社会学理论的预设前提和核心成分。在社会学史上,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他的理论是对在他之前的社会学理论进行综合的一种努力——第一个明确地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行动的科学。尔后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他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重构和发挥使他垄断社会学界达数十年之久——也从社会行动出发建立其社会学体系。现在美国     

社会学知识的形态

定性社会学与定量社会学的区别在哪里?二者在社会学知识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是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作者首先探讨了因果关系和必然性问题,认为必然性是人们对事物充分原因的认识,而科学的目的是从类的层次探索不同种类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接着作者按知识的抽象程度把人类知识分为生活经验、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三个层次。定性社会学强调人的主观意义,探讨的是具体的社会事件,因此十分接近生活经验;定量社会学通过大样本的调查,欲图在类的层次说明社会现象,故属科学知识。二者的研究都是实证知识。社会学理论不完全以经验观察为基础,而是通过理性的思考在较抽象层次上说明社会现象,应属于哲学知识。     

严景耀早期犯罪社会学研究片段

作为中国犯罪社会学研究开拓者之一，严景耀先生对犯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研究中，他没有照搬西方的思想和方法，而是深入联系和思考我国的实际，认为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是我国犯罪问题的根源。了解严先生的思想对我们解决当前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仅勾画出严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前所做的两项比较重要的研究。     

历史社会学初论

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近几年形成了从多学科角度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热潮。社会学的学科对象和性质决定了它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功能。本期刊登的这组论文和调查报告,分别从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性质、中西文化的比较、文化改革和观念更新、实际的社会调查等不同角度阐发了作者的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见解。我们希望通过讨论,使文化研究向深广发展,以促进中国文化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建设,促进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社会改革的伟大“系统工程”的实现。     

历史上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人们了解严复曾译介西方社会学说,但却不知道美国传教士葛学溥、步济时等人在创建中国社会学上所起的作用。人们耳熟能详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但一般不知道还有社会学家陶孟和。大家都很熟悉"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而不了解"社会调查运动"。很多人都知道主张控制人口的经济学家马寅初,而不了解致力于人口研究、抗战时期主持过人口普查的社会学家陈达……社会工作专刊将从本期开始,介绍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学术观点、社会实践和人生探索,探讨中国社会兴衰与社会学以及社会学者命运的联系。     

孔德社会结构理论批判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开山学者。他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首次用了“社会学”一词,并在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学体系上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他将社会学分为社会动力学(或译“社会动学”)和社会静力学(或译“社会静学”)两部分。前者研究社会的运动、变化规律,即“实证的社会进步论”;后     

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

作为20世纪上半叶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孙本文在其从事研究的近30年间对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历直接影响到他从文化和心理因素入手,建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学术努力,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和心理还原主义的色彩。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年代,孙本文充当了中国社会学建设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角色,最早尝试用社会学理论来推动苦难中国的社会建设,并致力于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些努力,既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危机时的天真与无奈,也反映了社会学家介入现实时的执拗与不甘。而1949年革命胜利之前由他个人写成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庶几也就成了即将黯然退场的旧中国社会学家们的集体谢幕词。     

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考

一 说到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入,若干论著曾举出这样一件事作为最初标志,即: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时,第一次把群学与政治原理学等并列为课程,群学即社会学。” “……在中国……最早讲解社会学的是康有为。……他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     

社会调查的实践者李景汉

"社会调查"最根本的意义,是如何着手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在大转型的时代,各种学说、主义、思潮纷繁。一些有识之士痛切地认识到,轰轰烈烈的革命破坏性太大,广大的老百姓因此而付出的代价也太大。更重要的是,以激烈的手段建构起来的制度,常常如沙滩上起高楼,过不久便会坍塌,他们因此提出,需要脚踏实地地做扎实的基础工作——社会调查,这是一切社会变革之本。李景汉的功绩就在于,他是近代中国社会学调查的典范实践者。自20世纪10年代开始,他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做了许多极有价值却常遭人误解的工作。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堪称中国社会调查的典范。本文仅勾画出李景汉在20世纪20年代所做几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我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的社会调查分析

社会调查是人们认识社会、研究社会的重要方法之一。1979年我国恢复社会学研究以来,广大的社会学工作者、科研人员、大专院校师生以及各级实际调研部门的同志,纷纷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进行了许多内容不同、形式不同、范围不同、规模不同的社会调     

谈谈社会学研究

今天中国社会学学会举行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费孝通同志让我来参加,我愿意就此机会讲几句话。 中国社会学学会从1979年3月成立后,七年间,为重建社会学,同志们做了很多工作:建立了研究机构,在几个大学里建立了社会学系;招收了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起一支队伍;也出版了一些教科书和专著,各方面对社会学逐渐重视起来。社会学工作者用自己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重视。     

再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答韩明谟教授的有关批评和质疑

本文认为,如把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纳入革命史化和政治化的框架里,就势必不能体现中国社会学的特质,反映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特殊规律,因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不是中国社会史的直接的延续和发展,而是变外来(西方社会学)为内在(逐步形成中的中国社会学),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等社会学学说,则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及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与理论社会学相对而存在的应用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应用的升华,集中概括了社会学的应用性,它在本质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但都是按照中国特点去把外来的思想文化加以中国化。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学,坚持继续中国化的宗旨,都是为当代中国最大的“经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因而成为新的经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杨开道先生与他的农村社会学工作

杨开道先生是旧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杨先生在旧中国生活的半个世纪中,有10年站在农村社会学的讲台上,培养了一批批农村社会学工作者,当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就曾是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到1948年为止,杨开道先生出版了近20部著作,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对农村社会学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都提出过独到的见解,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仅对杨开道先生和他的农村社会学工作作一简要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