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特质及其转向

当代语言哲学是西方哲学家力求通过语言研究而解决哲学问题所产生的哲学研究流派。语言哲学的研究路线主要以逻辑实证主义、生成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来开展的,语言是建构人的行为含义及社会现实含义的重要工具,哲学本质的探索理所应当在语言的大环境中寻找。但在随后的进程中,思维范式的转换迅速启动,这种范式的转换主要表现为一种由个体自我的基点向交互主体的互动关系、由意识哲学范式向语言哲学范式的过渡。     

语言符号价值的哲学探索

语言符号价值理论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深刻揭示了语言的本质特征。语言符号的价值同一般价值既存在相同点又存在差异。语言符号价值存在的前提是语言具有任意性和规约性。语言符号的价值存在是语言实现其价值的必要条件。语言符号的价值实现问题就是从价值存在到意义。语言符号的价值就是从意义到价值,再到意义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两个要素:人和环境。     

道家语言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

“言一道”关系在老子哲学中是以悖论形式出现的,为了避免“道”的无限状态被语言的有限性分割和蒙蔽,老子强调了“道”的不可知性和不可言说性。庄子在“言一道”关系中增加了“意”,使之变成“言一意一道”的关系。相对于“道”, “意”带有主观性,体现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相对于“言”, “意”又含有客观内容,代表了世界运动的无限性。这就为后来对这一哲学悖论的诗学消解提供了切实的可能。钟嵘认识到诗歌意象具有超越语言局限性的无限性,提出了“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诗学命题,将道家语言哲学观念与中古诗学理论实现了成功对接,标志着中国古代诗学“言一意”关系理论的真正形成。     

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诗学建构

文学和文学翻译作为特殊的语言形式,整个语言活动都具有反逻辑的诗性功能。就文学翻译而言,语言哲学与翻译诗学相互渗透交融,形成宏观的文学翻译诗学,具体实现路径包括突显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明确文学翻译是一个意义再生的过程;将文学翻译放置在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追寻文学翻译文本中权力话语的作用;建构文学翻译诗学中的伦理支撑等。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诗学建构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和方法,彰显了文学翻译的灵活性、艺术性和创造性,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批判佛教”的批判哲学

吕凯文指出,袴谷宪昭凸显"批判哲学"对抗"场所哲学"的意义,旨在遏止"西欧思想(场所哲学)流入日本",免使佛教"非佛教化"而不再具有公开的、客观的知识批判以及具有公义的社会实践能力。吴可为提出,松本史朗强调如来藏或本觉思想作为东亚大乘佛教的主流和基础,是一种非批判性的"界论"、一元论的基体主义、彻底的"我论"。其实,如来藏佛教不但不缺乏批判性,甚至可能提供一切佛教中最全面和最深刻的批判力;松本的解读基本上依照西方哲学的框架、角度和方法,隐含着一种理性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刘宇光认为,"批判佛教"首度尝试把当代日本佛教中各种抵抗现代实体论的零碎的异议声音整合为一体,一方面在传统教义的论辩中凸现出代脉络中的新向度,另一方面又能把对现代实体的批判定为教义的必然要求;但是,他们存在着本质主义的倾向、论证与修辞上对各种"本土思想"的排他态度以及在方法论上自相矛盾等诸多问题。周贵华认为,"批判佛教"将佛教精神定为批判性,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佛教作为在漫长历史中由众多教派形成的复杂思想传统,不可能只有一种单面化的衡量与裁定,所以,"批判佛教"对佛教思想特质的归纳颇为片面;从历史与文献的角度看,其不少论断相当武断;其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种族问题以及日本文化的弊端直接归咎于本觉思想,在逻辑上亦不可靠。     

当代哲学的筏渡——罗蒂“后哲学文化”理论评析

美国新实用主义代表罗蒂批判了西方传统哲学及其现代哲学的变种,他一方面宣告了西方哲学传统为人类精神活动寻求某个基础任务的终结,另一方面,提出了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这一理论揭示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融合的趋势,在美国哲学界乃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方语言学派的哲学渊源

语言学作为一种对语言的结构、作用方式与历史发展进行研究的学科,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言学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紧密相联.实证主义哲学的发展推动了实验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 20世纪初经验主义哲学的盛行推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重新兴起,带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语言学的产生;而现代兴起的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以及有关语义学、语用学等新兴语言学流派的兴起,都与当时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马克思的“反哲学”的意义及其时代性

马克思所做的哲学以相当遥远的距离区别于任何其他人所做的哲学。这种区别是由时代造成的。它们看上去似乎是小事,比如,一些文献学问题。其实不然,各种靠外观而非实在本质的帮助来增进真理力量的尝试比比皆是。而马克思的哲学通过服务人民群众赢得了广泛的真理性。它不是那么好干的!因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际上终结了所有哲学,而此战役成败取决于阻断那种隔着对立阵营的战壕向对方扫射的做法。它在这样做时是以对现实的描述取代哲学自身,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割裂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哲学。     

语言何以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

语言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既有其时代背景,又有其历史渊源。从时代背景看,当代哲学面临的生存危机为语言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提供了机遇;从历史渊源看,语言自赫拉克利特起就已经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人们通过对语言的探究,获得了对语言的本质认识,这为语言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提供了条件。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哲学基础探究

韩礼德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源于伦敦学派,并汲取了诸如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等著名语言学派的一些重要观点。该学派的核心思想包括系统思想、层次思想、功能思想、语境思想和语义进化思想等等。这些语言思想均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我们可以在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观点中清晰地看到它们的身影。     

自然主义诗学中的“想象”问题

与反对浪漫主义的历史情境相适应,自然主义奉“真实感”为最高原则,反对流于“夸张”与“幻想”的“杜撰”与“虚构”。但自然主义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想象,其对“纯想象”的反对,正是要拯救和解放真正的文学想象——将其从“玄奥”、“观念”的高空拽回真实生活的大地。     

王维“闲”“空”意趣的禅学再确认

追求“闲”、“空”之趣是中国传统自然诗的一般特征，陶渊明和王维是典范作家。但由于王维深受禅宗义理的影响，其“闲”、“空”之趣的生成方式较陶渊明还是有所不同。其一，在对自然和社会的审美观照方面，王维突玻了陶渊明“非A即B”的模式，形成了一种由“非A非B”到“即A即B”的模式。其二，在这种模式的引导下，王维诗歌也一改陶诗的“去俗”之趣，以“合俗”的姿态来对待自然和社会生活，进而表达一种“不言言”、“不物物”的真意。     

“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当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都不可据。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由此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这些失误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以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寻根文学:文革思维的超越与残留 --《棋王》《爸爸爸》的叙事学分析

寻报文学并没有完成其所希望的为民族文化寻根的历史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寻根的作家们在思维方武和叙事范式上还局限于文革时期的话语霸权和思维惯性。参照叙事学理论对寻根文学话语霸权进行阐释有助于对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思维的反思与超越。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观变迁及其启示

从权利观念变迁的视角出发,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工具性权利观阶段,第二个是个体化权利观阶段,而个体化权利观阶段又可以被划分为意志论的权利观阶段和利益论的权利观阶段。不同的权利观反映了其所属阶段的社会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通过权利话语表达在法律体系中。权利观变迁的背后是在形塑主体性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而权利冲突、权利滥用现象的普遍化所表征的利益论权利观的失灵恰恰源自主体在追求利益时对自身的遗忘。发展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法治实践的共同体权利观是解决权利冲突、权利滥用问题,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可行路径。     

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考论

在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问题上,日本诗话作家以域外视角进行品评,虽然他们之间的角度不同,理解各异,但其中颇多精辟之见,可为当今的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域和阐释维度,亦可见中国诗文创作之风和诗论之见对日本汉诗和诗话创作的影响之深,值得我们深入发掘。     

论清代中叶妇女诗话繁荣的特征及成因

清代中叶妇女诗话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其特征表现在妇女诗学意识的自觉性、诗学著作体例的成熟化和诗学理论的个性化。其成因是来自于社会和女性自身两大因素的推动。     

浪漫主义诗学的本土化及其艺术底蕴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离不开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的推动。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有力地促导了浪漫主义中国化：诗歌中主人公的主体精神以“圣贤”遮蔽着“天才”;在“人神”关系上,以“人神恋爱”的结构模式取代了西方的“人神同性”;在艺术意蕴上,“心境”释放时的激情淹没了“人性”的理性思考。因此,这种浪漫主义所表现的“神思”是非本体性的,从根本上讲这由民族根性——“神与物游”中之“游”即契合、顺应精神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