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型中国威胁论的“水脉”

近年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的源头有两个 :一个起因于美国 ,其背后是美国从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地缘政治学战略即东亚战略在起作用 ;另一个来自于日本的基于前近代形成的华夷秩序观的周边民族精神结构。我们应注意克服中国帝国体系遗产带来的等级意识 ,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构筑两国独自的双边关系。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么一部分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谋求削藩?第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土司制”，清代却推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这种循环?此外，清代之后建立的汉人政权为什么又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本文论证了上述问题可以用“风险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解释，还同时比较了“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在解释能力上的差别。     

从《尚书》看周代思想中的天与王朝更迭

周人的理论中,天是一个至上的神.<尚书>最频繁的涉及天的功能是赏与罚,而这种功用主要是针对夏、商、周三代的.君主顺应天意,任用有德行的臣子就会得到天的眷顾而获得天命,得到帝国的人民与领地;反之,天就会降与惩罚,将天命转给一个新的有德之君,一个新的王朝.     

“例外”之幕下的新帝国——《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新读

哈特、奈格里所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论证了新帝国秩序的生成逻辑,其中有三个不可回避的关节点:一是当代国际法秩序的理性奠定者汉斯·凯尔森,通过理性解构民族国家的主权理论,在主权国家之上建立一个超越各民族国家的国际法秩序,从而形成各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具有大同性质的跨国政治有机体;二是由中世纪开始出现的正义战争理论,通过奥古斯丁、阿奎那经院神学家到格劳修斯等新教神学家",正义战争"的概念经过几次嬗变,最终通过几次大型战争创造出符合新国际法秩序的唯一正义;三是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福柯、阿甘本等预言(证实)的例外状态常规化治理手段,通过"警察权"充当"例外之幕"遮蔽全球规训之实质,对普世秩序进行干涉的强制。     

伊尹论--兼论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

伊尹处于夏商易代之际,处于文化转型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有文字传世以来的第一代文化人,他出身于巫史,并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身份,辅佐成汤推翻夏王朝,他的国家学说、君主学说及其建立的文物典章制度,为殷王朝成为具有东方亚洲特点的奴隶制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伊尹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文化人多重身份的特点,反映了中国文明史开端时期的某些鲜明特点.     

也谈拜占庭帝国圣像破坏运动的影响

圣像破坏运动是公元八九世纪拜占庭教俗统治集团发动的禁止使用和崇拜圣像的社会斗争.这场运动涉及面广,影响极大.这场运动首先从经济上打击了教会和修道院的实力,加强和巩固了世俗权力.其次,加速了拜占庭帝国封建化的进程.第三,对帝国军事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有成效的.第四,对帝国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有近期的也有长远的.第五,宗教上的得失对帝国来说可谓意义深远.     

日本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与应对

秩序问题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科学判断和系统把握国际秩序变革中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应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加以考察。从历史视域下日本国际秩序观的演进、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认知以及"百年大变局"下日本对秩序变革的应对三个方面来分析日本的相关认知与实践,发现:"华夷秩序"下的日本,基于实用主义原则,在尊崇秩序中心的同时努力维护自身独立性;到近代,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日本谋求摆脱、参与颠覆"华夷秩序",实现"脱亚入欧",继而又从欧美主导秩序的追随者转变为挑战者;经历战败、美军占领、民主化改造后的日本,选择接受并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并保持动态调整、努力趋利避害,形成独具特色的国际秩序观。百年大变局下,日本致力于提升"综合战略活跃度",修补陷入危机中的国际秩序,其与秩序的互构关系既体现了历史延续性,又呈现出新特点。     

浅析和谐社会中法律秩序形成之因素

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建设符合和谐社会的法律秩序则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法律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现象,同时也是法的基础价值。法律秩序的形成可以促进社会繁荣,为人们提供安定、幸福的生活环境。笔者拟通过法理学视野对法律秩序的形成因素进行探讨,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借鉴各种学说对法律秩序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主要归纳法律秩序区别于其他社会秩序所具有的特点和法律秩序所独有的社会功能;第三部分旨在详细分析法律秩序形成的各种因素,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律适用过程中司法权威的树立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以及民众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培养。     

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

本文以正史、政书、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僚体制中的仪式专家——礼生及其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文章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朝礼仪中,礼生扮演着受人忽视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属于太常寺系统,主要职能是准备祭品、赞相礼仪、唱读祭文,是引导王朝礼仪的导演。他们在以王朝礼仪为核心的儒教仪式中的地位,类似于道士在道教科仪,僧侣在佛教科仪中的地位。本文详细分析了礼生与明清文庙释奠仪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礼生为整个礼仪过程,为主祭官与神明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框架,这个仪式框架是公开性的,并很容易被复制,这为王朝礼仪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的理性思考——华夷关系的历史定位、演变轨迹与文化选择

"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实际。"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的华夷两大势力经过碰撞、冲突,以至此消彼长、互为主导,加深了各方的了解和民族认同,淡化了"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观念,促使各民族逐步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华夏汉族王朝和夷狄族王朝的文化建设,都不仅仅是一元化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而是对前朝及同时并立的各民族王朝的多元文化作出重新选择、吸收和整合工作,从而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以前的"汉文化"、同时也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三文化"的新质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选择、吸收和整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多元文化的选择、吸收和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虚拟秩序

虚拟实践的产生,使虚拟秩序成为当代哲学中的一个新命题.虚拟秩序是虚拟实践者基于网络空间的技术性体验和理性设计而形成的一种群众秩序和一种合规则的关系状态,具有显秩序和隐秩序双层结构.从表面上看,网络空间的自由性不利于虚拟秩序的生成,但是虚拟秩序指向的合目的性、演进过程的规律性以及虚拟实践者的良知和内外压力,使网络空间的秩序得以可能.虚拟秩序的生成是"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统一.政府与公众建立在公共协商基础上的虚拟秩序供给,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虚拟实践者对平等性和包容性的诉求,为虚拟世界的多元化主体创造理性协商、规范参与的空间.     

权利、损害与损失

文章以过失侵权法为分析的切入点,探讨权利、损害与损失诸概念之间的关系,尽管某些论断具有更广的涵盖性。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论述权利与损害的关系;其次,论述权利与损失的关系;最后,论述损害与损失的关系。在每个部分均得出独立而相互关联的结论:第一,损害概念是看似可行的以权利为基础的过失侵权法之必要组成部分;第二,在概念上不可能存在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第三,损害与损失是具有根本差异的不同概念。     

中国古代王朝与周边国家交往关系特征考释

中国古代疆域辽阔,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科技文化领先,历代王朝通过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周边邻国,以不同的形式与周边国家与地区发生联系,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风范。形成了"止戈为武"的和平、"大而不霸"的文化、"和而不同"的体制、"居中驭外"的策略的关系特征。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     

一种全新的伦理秩序和伦理规范——试论全球化时代普世伦理在实现全面和谐中的价值

本文以全球化时代因和谐与冲突的张力失衡所凸显出来的问题为普世伦理存在的存在论依据,认为对普世伦理的研究必须从信仰层面的根本冲突转向对全球化时代现实生活的关切上.剥离普世伦理原有的宗教学含义,并吸取其合理的因素.在这种层面上,揭示了本文所界定的普世伦理的哲学内蕴,进而论述了普世伦理在实现全球和谐中的价值以及普世伦理的实践可能性.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缓慢与中国固有的文明水平不相适应 ,其中原因各领域学者多有探讨。本文试从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高度同一性所起制约作用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并对这种传统的存在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这种传统所带来的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认为传统的延续与现代性的发展应并行不悖 ,有限激进的改革才适应中国的现实国情     

诚实信用与民事诉讼秩序的保障

当前,由于立法规范与司法做法的欠缺,我国在诉讼秩序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问题;即审判权与诉讼权的滥用;虚假与规避法律等妨害诉讼的行为;瑕疵诉讼行为与审判行为。由此它危害了司法权威,影响诉讼的公正与效率。如何建立良好的民事诉讼程序,是当前民事诉讼改革的必须关注的问题。因此,把诚实信用引入民事诉讼进行深入的法理分析,提出其根本原因是为克服法律的局限性和改进法律并提出正视诚信原则的问题,将其定位为法律化的道德规范,认为诚信原则与其他基本原则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诚信原则进入我国民事诉讼,应服务于公正效率的诉讼与司法价值,并应确立相关价值。     

路德思想中的政治秩序问题

作为新教改革家的路德,在处置宗教和政治问题上表现出了将政治范畴与神学范畴进行区分、使二者相互分离的方法。在宗教的非政治化和重建神学教义中,路德赋予政治秩序以权威地位,世俗政府的权力具有不可抗衡性。尽管路德对政治秩序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政治正当性丧失了其最后的道德支撑,但是他关于政治秩序的思考却涉及了一系列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为反思神学与政治的关系开拓了视野。     

公民社会与社会转型中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公民责任意识为视角

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文化的弘扬和公民意识的塑造.而在此过程中,塑造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公民意识则是关键.公民意识的内涵非常丰富,其表现是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其中公民的责任意识是一个重要方面.公民责任意识包含着"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和"公民责任意识"等逻辑范畴.公民责任意识包括公民责任感、法律规则意识、理性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等要素,并具有主体性、公共性、民主性和权责统一性等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民责任意识对当下法治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汉人亲属关系与人神关系的互动模式——对沂蒙山区三个信仰案例的思考

信仰研究与亲属关系研究分属于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中不同的领域,向来被认为是支配不同社会的文化机制,文章试图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就人神关系与亲属关系的互动而言,选取三个各有所指案例:第一个案例显示,亲属关系优越于人与神之间的信仰关系;第二个案例显示,亲属关系让位于人神关系;第三个案例显示,二者存在交叉,交相为胜.此三套逻辑是汉人亲属关系与人神信仰关系之间互动的最基本模式,对于理解汉人社会运转具有理论工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