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文化与文化的政治——也论左联领导人与鲁迅的分歧

左联领导人与鲁迅的分歧既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但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逻辑,即“政治的文化”和“文化的政治”的分野与矛盾。“政治的文化”是以文学艺术为工具的政党政治行动,强调政治实践和文学艺术的直接政治效应,轻视文艺创作及其规律;强调成员对集体的服从,排斥个人意志和主体精神;在行动上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策略。而“文化的政治”则是以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感和独立意志为前提的文学艺术活动,遵循自己的真实体验和生活经验,以自成一体的文学世界来传达一种广义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在理论上坚持批判性、在实践中坚持独立性和主体性。     

南社与中共“一大”

“:南社”与中国共产党的因缘殊深,就连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场所,也放在了南社社员李书城在上海的寓所之中。邵力子等也通过《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的扩大改版,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公开的理论献礼。     

网络时代的“南社”研究

本文是在检索、编制《“南学”论文索引》的基础上 ,对 1994年以来的“南社”研究概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并指出“南社”研究应当与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当代电脑技术完美、和谐地结合起来。     

论鲁迅创办的"左联"外围文艺期刊

鲁迅在"左联"成立之前创办了<奔流>、<萌芽>、<文艺研究>等刊物,它们作为"左联"的外围刊物,聚合了一些进步的文艺革命青年,刊载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无产阶级文艺作品、文论、译著,进而在客观上为"左联"的成立和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

就20世纪左翼文艺的发展看,“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左联”的探索经过了局部讨论、组织性讨论和回应性讨论三个阶段,其探索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让“文艺大众化”由观念变成一种运动,并通过多种途径,将文艺真正“大众化”;二是通过多方面的理论探索让“文艺大众化”在具体内容、如何创作及大众语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两条路径的结合使得“左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将“文艺大众化”融为一体,影响深远。     

辛亥革命时期南社社友手中的两大法宝——“报刊”与“诗文”

辛亥革命时期,南社社友以报刊与诗文为武器,宣传革命,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旧文化,在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谁是南社第一人?——论陈去病与南社的创立和发展

在南社酝酿和初创过程中,虽然高旭、柳亚子都有积极活动,但陈去病是首倡南社第一人,并且实际上被视为社长。陈去病还在南社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协助组织越社,参加长沙、北京的南社雅集活动。南社成立后屡生风波,陈去病劝导南社成员相互宽容、维护团结、避免分裂,因此,他在南社中的崇高地位和声望始终受到南社成员的尊重。     

南社——新文化的前驱

本文论述分析了近代文学社团南社的发展沿革、成员组成及南社研究的历史变迁,指出虽然作风传统的南社受到过新文化界的批评,但南社事实上是新文化的前驱,他们努力的成果成了新文化的基础,他们遭遇的困境作了新文化的前鉴——虽然这并非他们的本意。南社的文化保守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历程中对本民族内在“自我”的顽强守护,承担了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并非可以一笔抹杀。     

“真知”的路与障——论南社的“国学之真”

晚清国学是一次思想革新,某种程度上,以重新阅读和言说完成了将传统学术从君主制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体现在南社的国学中,其表现之一就是南社对“国学之真”、“孔学之真”的强调与追求。他们将追寻国学真知,定位于自由开放的学术精神,来反抗封建专制的思想束缚。但是他们受传统的羁绊太多,无法超越传统“语言”之障,没有实现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     

“南社”小说的勃兴和创作成就

南社作家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反对军阀政府的强权政治,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正是由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引发了南社作家从事小说创作的激情,创作出了一大批激荡着时代脉搏的小说。1903年,苏曼殊创作出了一种纯粹以宣传鼓吹为目的的政治小说《惨世界》,南社的创始人之一高天梅及其叔高吹万、其弟高单庵叔侄三人就专辟了小说专栏。此外,南社作家还在小说题材的开拓上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台湾南社不是“南社”的支社

曾有文献论及1906年成立的台湾南社是近代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的一个支社。本文提出了“南社”支社必须具备的条件,认为台湾南社与“南社”不存在着隶属关系,仅仅是同一时代两个同名的社团组织。     

论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

本文全面分析探讨了丁玲”左联”时期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既肯定了她勇于开拓新的描写领域的创新精神,以及作品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也分析了本时期丁玲小说艺术水准下降的原因,为今天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借鉴。.     

“左联”中的“左”倾错误探析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左联”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反“围剿”斗争和左翼文艺运动中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如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文学,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当时的行动纲领,有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倾向,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左”倾错误给“左联”的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但这并不能抹杀“左联”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功绩。     

南社“旧头领”金天羽山水诗论略

金天羽是“诗界革命”的殿军，“南社”的“无冕之王”。其天性好游，游览祖国山水十之八九，创作出才气踔厉、纵横恣肆的山水佳作。其山水诗诸体兼备，古体成就尤为突出；与魏源的山水诗前后呼应，在近代山水诗别创风貌。     

“左联”刊物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左联”刊物与现代文坛纷争之一

“左联”刊物作为一种现代印刷业的产物,不仅实现了文学传播的现代化,还主动引导乃至制造着读者的阅读趣味、审美格调。借助《大众文艺》《北斗》等刊物的媒介力量,“左联”参与和组织了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努力推行了大众文艺运动。“左联”厘清了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必要性、问题维度和基本方略;辨析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本质、目的、任务和实现路径;明确了大众文艺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问题。“左联”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和倡行大众文艺具有多重意义。     

“左联”筹建的宣传动因考察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主持筹建“左联”,宣传方面的考量自然居于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左联”常被视作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或标志着左翼进步力量的大结合,但“左联”承担的宣传任务表明,“左联”筹建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联合其他左翼力量,而是批判处于其他革命谱系中的左翼思潮。     

在曲折中前行——浅谈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左联”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左联"是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带全国性的革命文学团体,也就是说它的产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因此"左联"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还应包括意识形态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左联"的文学主张必定会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拉普"文艺思想、日本福本主义和当时党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左联"的文艺理论主张出现了一些偏颇,忽视了文学的特殊性。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路线的不断修正,"左联"也逐渐克服了自身的问题。     

南社与“诗界革命派”的异同

南社在注重发挥诗歌社会功用的文学观念上与“诗界革命派”取得了共识 ;创作上 ,南社依然保留着“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痕迹。但二者对诗学传统与诗歌的具体功能的体认上却有很深的差异。“诗界革命派”否定固有的诗歌传统和文化学术传统 ,企图通过建立新的学术根基 ,创作出输入西学的新诗。南社则选择了复社几社复兴古学的文化精神 ,诗宗唐音、词尚五代的审美趣味 ,以及用诗歌反清排满的社会功能 ,它们互为表里 ,显示出南社与“诗界革命派”的同中之     

鲁迅的实事求是精神

鲁迅作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面对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进攻 ,头脑清醒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 ;他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深刻剖析、对种种“左”倾错误论调的批判、坚持同敌人进行“韧”的战斗及评价历史人物等都可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     

南社及其主导的“宗唐文学观”

南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民族主义大旗下掩盖了许多矛盾、对立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倾向。但南社仍有一个主导的文学观,这就是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反映了南社作为进步团体的特征的“宗唐文学观”。柳亚子等人提倡唐音,正在于其时代精神相契合,而契合点即是南社精神与唐音传统中共有的反抗、进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