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讲述"到"展示"——政治文化语境下的文体矫正与20世纪30年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加世纪30年代,对政治文化影响下小说文体进行"形象化"矫正的追求,使中国现代小说开始重视并发展以"展示"为特征的叙事手法,推动中国现代小说情节发展方式由"概述"到"场景",叙事风格从"热"到"冷"的转变,并由此玉成了新的小说亚文体,促进了短篇小说文体的成熟.从文体矫正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在加世纪30年代的叙事模式转变进行分析,可以揭示现代文学文体形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因素,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     

唐代"论"体新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为"研精一理"的论辩类文体,论体文萌芽于先秦时期,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并繁盛于唐宋时期.唐代"论"体分类范畴在借鉴《文选》《文心雕龙》的分类基础上有所创新,《旧唐书》将《文选》"史论"类扩充为"杂论"类,而《唐文粹》于"论体"类下又新立了"辨析"类,这显示出唐代文人自觉的"论"体辨体意识.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科场文体,唐代"论"体时文创作与文体嬗变的双重相生,将唐代的"论"体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催生出宋人"诗发议论""以议论入诗"的文体观,并对宋代"论学"传统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从"随感录"到"鲁迅风"--陈独秀与中国现代杂文

陈独秀是"随感录"专栏/文体的首创者.人们称陈独秀以"随感录"为代表的杂文为"陈仲甫体"."陈仲甫体"杂文特点有六,旨在呼吁科学民主,推行思想启蒙."陈仲甫体"杂文上承梁启超之"新文体",下启"鲁迅风",创造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陆机《文赋》刍议

<文赋>所讲的"诗缘情而绮靡",首先不是作为理论要求而提出来的."诗缘情而绮靡"以下的十句话,是陆机对包括诗在内的十种文体审美风格的概括描述.这种对文体风格的关注,是对文学形式独立审美价值的发现."诗缘情而绮靡"的重心不在"缘情"而在"绮靡".<文赋>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了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问题和形式问题,是文学自觉意识成熟和审美风尚转变的理论标志.     

《文心雕龙》"循体成势"说

本文评述了对《定势》篇中"势"的五种理解,包括"法度""标准"说、"体态"说、"表现形式"说、"风格倾向"说和"文体风格"说,并认为"文体风格"说的思路大体正确,但提法似可商榷。同时根据对"文体论"的系统思考,指出刘勰所要定的"势"是语体之势,并通过与徐复观文体论的比较,进一步确认刘勰的"势"属于文体系统的语体层面,还概括了刘勰运用语体之势的三个原则。     

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歌现象

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大量的诗歌。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小说文体发展不成熟的原因所致,同时也和小说家的文化身份、文化心理、文学观念及其审美追求密切相关。诗歌进入小说,弥补了小说创作不成熟的缺陷,同时也给小说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随着小说文体的成熟和社会审美心理的改变,诗歌逐渐退出小说文本,但是诗歌对小说的审美观念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招隐与遁世——"七"体和"设论"交映下的东汉文人心态

东汉文坛上,"七"体和"设论"是创作很兴盛的两类文体,但这两类文体的主题倾向却是相反的."七"体自西汉枚乘创立,到东汉时主题已经变为招隐;"设论"自西汉东方朔创立,到东汉时主题日趋遁世.这两类文体创作的兴盛,显示了东汉文人思想上的矛盾性,这是由东汉国力的强盛和儒学的发达引起的.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中国古代文体命名与释名中的"因情立体"

"因情立体"是中国古代文体生成的重要特征.就文体命名而言,为数众多的"心"部字与说明行为的"言""口"部字、指示载体的"竹""木""糸""石"部字,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体命名的三个主要来源.以文体释名观之,人之喜怒哀乐皆可成为诗、骚、哀、诔、辞、吟、操、曲等特定文体生成的情感动力.考虑到"体"在"体制"以外另有"体势"与"体貌"之义,"情"亦有一时情感与长久性情之分,还可借由"情"与"体"的同异离合,重审传统文化及文论中的"体有万殊"与"情有多端"、"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自骋骥騄"与"鲜能备善"、"文如其人"与"心声心画总失真"等经典论题.     

汉赋之“丽”的文体意义

"丽"是汉赋最典型的文体特征,是给赋体定性的重要因素.汉赋作家对汉赋之"丽"的坚守表明他们在对待文学语言上出现了非功利性的审美态度,昭示看两汉走向自觉的文体意识,标志着文学开始以语言形式来定义自身.汉赋作家对"丽"的刻意体认和追求,在创作实践中有效地促进了赋体的兴盛和汉赋美学风貌的形成.     

当代散文的突围策略:建构系统的"散文诗学"

当代散文面临的困境在于边界过于宽大,从而导致指称功能膨胀,文体超载,本性迷失.本文认为摆脱困境的关键在于建构系统的"散文诗学"--确立散文"文体"规范,规定其"自我本位"、"重内化外"、"崇尚自由精神"等审美特征,以具有弹性和张力的高密度语言捕捉心灵的情感真实,既使其成为当代人的"情感史"和"心灵史",又使其彰显人性的诸多深度模式(包括真善美/假恶丑、"自我"关怀和精神家园等)成为可能.     

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

“文本于经”说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之一,但至今尚未得到深入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看,“文本于经”说体现了古代学术源流和学术分类的思想,亦与文学逐渐走向自觉的时代发展有关。古人认为,五经是文章之极致,也是文体的渊源,而后世各类文体之所以能分别归源于五经,其理论前提则是五经各自有体。经各有体的观念对文体分类学有深远影响,古代文体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以经为本的文体谱系。除了为文体溯源外,“文本于经”说还有宗经或尊体的理论目的,有时甚至是一种名为宗经实为尊体的理论策略,因此,不能仅仅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对其中某些论述作出简单的判定。     

论《骈体文钞》的分类及李兆洛的文体观

清人李兆洛选编的《骈体文钞》,以六朝文章为构成主体,全书分为三编三十一类。李兆洛认为文体分类不应只将文章形式作为判断标准,文章内容、风格倾向都可以成为影响文体归类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文章功用的变化,所归属文体相应也会发生变化。与文体辨析的严谨相比,李兆洛对文体变化升降持宽容态度,是否合乎正体,并不是评判高下的标准。"体"的变化,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至可能生发出文体的"新用"。李兆洛对文体的理解并不限于体裁,而是将其内涵扩大至文章诸多审美要素。     

现代白话文体与"人"的现代性追求

"五四"新文学运动既是文体形式革命与思想革命相连的艺术革命,也是写作者与接受者的审美心理结构和美学原则的革命,白话文写作者与接受者的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化构成了"五四"白话文体追求现代性的重要视点.伴随着现代语言系统的建立,新文学的秩序也逐渐建立起来了.用白话文更加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同时也深刻广泛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方式.因此,"五四"白话文运动成为中国文化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起点.     

社区矫正机构"1+X"模式及其经济分析

不同国家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立模式差异非常大.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学者和实务部门对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置众说纷纭.社区矫正机构"1+X"模式,即国家司法行政机构与"第三部门"对社区矫正对象刑罚执行职能与教育、矫正、帮助职能分工实施的矫正运作模式,在我国现阶段具有可行性,且符合经济和效率原则.     

"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擒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吏载徐摘"文体既刚,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官体",非官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度体"可知徐摛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摘"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摛"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搞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先唐"九"体源流述略

"九"在古代文体史上虽未被列为一体,但现代已为不少学者承认可单独成体."九"体命名源起于古乐曲名<九歌>,开创于屈原<九歌>、宋玉<九辩>,在汉代基本定型,魏晋南北朝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以悼屈抒怀为主要内容,袭用<九歌>、<九辩>、<九章>、<离骚>的句式、语词、意象,形式上多分为九个部分,语言多用"兮"字的文体特征,遂使古乐曲名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体式.     

胡祗遹的散曲创作及“词曲有别”的文体观念

胡祗遹是元初著名曲家,其"以词为曲"的创作手法,是文人传统与通俗文艺的结合,其散曲作品呈现出"雅俗相济"的审美倾向,证明了元初词体文学对散曲的影响。此外,在文体功能方面,胡祗遹有着鲜明的"词曲有别"的独立文体意识,用诗词言志,散曲情志双兼,为元初散曲文学体式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