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辨疑

马克思有过“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酝酿 ,但没有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苏联东欧等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马克思所酝酿的“不通过卡夫丁峡谷”思想在现实的实现。它的失败反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学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展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     

列宁的文化思想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列宁在批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早产论”的同时,论证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确定了文化在“完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位阶,设定了文化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具体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在印证列宁文化思想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延伸了列宁的文化思想,进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从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从当时世界革命发展的趋势出发,提出了经济落后国家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理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实现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实践,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做了艰辛的探索;党的第二代、第三代和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探索的实践中总结了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填补了马克思设想所留下的空白,重现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科学性。分析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贡献,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刍议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马克思提出来的 ,“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是指可以避免经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给人民带来的痛苦。马克思这一理论含义深刻 ,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而且对于当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走有本国特色社会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想 ,一定能在中国实现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晚年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研究了东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创新思想,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的问题,从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     

邓小平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跨越论”为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苏联、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轨迹提供了理论指导。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明确了跨越要达到的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跨越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准确定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指明了东方国家巩固并完全实现跨越的基本形式。邓小平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跨越论”思想。     

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再探讨——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把经济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带来的苦难,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称为“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通过对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内部要素的重新考察,可以看到,由于区域性及民族的差异,或战争、民族迁移等特定环境因素的影响,造成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进而使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表现为停滞、延缓或跳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因此,经济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马克思关于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完全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指南.我们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勇于创新,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实现这种跨越不断创造物质、文化条件.     

"跨越"论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兼与赵家祥教授商榷

中国学术界有些人把"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改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误解.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这里的"卡夫丁峡谷"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实际上是指在古罗马的卡夫丁峡谷用长矛架起的"轭形门",它是不能跨越的,只能或者从它下面通过,或者不从它下面通过.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不通过"和"跨越"不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提法,而且包含了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观点.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内涵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实质就是站在人民主体立场上 ,提出落后的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凸现了马克思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