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变革年代中的程德全

目前史学界对于程德全的研究还不成熟,多集中在辛亥革命前后,对于程德全的评价也有较大的争议,本文通过现有史料,结合清末民初中国复杂的历史环境,从程德全的人生经历和其政治思想等方面,力求全方面立体的展示程德全在变革年代中作为一个倡言改革者的形象。     

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的立宪思想评析

立宪 ,作为一种思潮发端于戊戌时期 ,而其正式形成则是二十世纪初的几年。曾留学日本的立宪派学生作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充满理想 ,富有朝气 ,加上他们接受了更多的西方政治文化知识 ,因此在立宪运动中 ,他们的言行也就显得更为激烈 ,他们基本上属于立宪运动中的激进派。190 6年 9月 1日 ,清廷发布预备立宪上谕 ,宣告“大权统诸朝廷 ,庶政公诸舆论”。① 上谕的发布 ,标志着清末预备仿行宪政的正式开始 :但是 ,清政府采行立宪的根本目的是“弭内乱”、“固皇位” ,千方百计的强固封建政权。因此 ,清廷对立宪采取了敷衍搪塞、毫无诚…     

清末立宪运动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年以后到辛亥武昌起义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这个运动既不同于戊戌变法前改良主义思想传播的运动,也不同于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变法运动,而是超越于以往立宪学说传播阶段的一个要求实施立宪的政治运动。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条     

从《秋夜草疏图》说起——辛亥革命回忆录琐谈

<正> 《秋夜草疏图》据说是武昌起义后立宪派首领张謇代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劝清帝退位奏章的图记,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写道:“(辛亥八月)二十五日,我和沈恩孚(信卿)、雷奋(继兴)、杨廷栋(翼之),还邀到了张謇同去苏州阊门外惟盈旅馆.张謇受程德全委托,代草劝清帝后逊位奏章,这事保留着一幅《秋夜草疏图》做纪念,我曾题诗一首,收入我的诗刊《苍桑集》.”按,阴历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日,即阳历1911年10月16日,上距武昌起义仅六天.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省区响应革命的.江苏巡抚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立宪派首领起草奏疏请清帝退位,可说够“先进”的了.回忆中有时间、有地点、有当事人,还有图为纪、有诗为证,似乎不容置疑.然而,张謇的《啬翁自订年谱》却是这样记载的:     

辛亥“宫廷政变”计划考辨

辛亥"宫廷政变"计划源自载涛与载泽的继任内阁总理之争,是宣统朝隆裕、载沣权力互制使然。其目的除拥戴载涛继任内阁总理,采取武力胁迫激进立宪之外,更有发动宫廷政变,限制隆裕干政的意图。该计划始于康、梁一派重要成员潘若海的献策,原定于辛亥年"八九月间"实施,但因突然爆发武昌起义,遂演变成为滦州兵谏。宫廷政变计划的决策人物是载涛等清廷权贵,康、梁一派只是宫廷政变计划的参与者。梁启超并不知道滦州兵谏的发动详情,更没有"直接策划"滦州兵谏。     

新政初期清廷改革措施与改良派的态度

庚子之变后,清廷为挽救统治恢复实行变法。但清廷对变法的敷衍和对维新力量的排斥引起改良派不满,促使他们主张通过立宪政治救亡图强。清廷和改良派的矛盾使二者在改革问题上出现裂痕,并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兴起。     

新政初期清廷改革措施与改良派的态度

庚子之变后,清廷为挽救统治恢复实行变法.但清廷对变法的敷衍和对维新力量的排斥引起改良派不满,促使他们主张通过立宪政治救亡图强.清廷和改良派的矛盾使二者在改革问题上出现裂痕,并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兴起.     

清末粤、港地区革命党人的剪发易服舆论

甲午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场提倡和实行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服饰的社会潮流。革命党人在粤、港地区的剪发易服宣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00年开始,粤、港革命党人就大力宣传剪发易服,支持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剪发易服行动,借之鼓吹反满革命,攻击清廷统治。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前后,革命党人又利用剪发易服揭露清廷立宪骗局,并同清廷压制剪发易服的种种措施进行斗争。粤、港革命党人对剪发易服的宣传鼓动,是清末革命党人剪发易服舆论的代表,不仅使粤、港两地成为国内剪发易服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之一,而且推动了清末剪发易服社会潮流的发展。     

最后的应变与改革——以清廷对资政院的控制为考察中心

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的立宪行动大大加快,时为＂议院基础＂的资政院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资政院作为清廷主导产生的立宪机构,它同清廷及军机处、宪政编查馆等新旧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矛盾重重。而清廷通过修订院章、改换总裁等行为,以图加强对资政院的控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武昌起义后,外力的骤压使得清廷对资政院大开绿灯,资政院也从原来的＂议院基础＂迅速转变为具有＂虚君共和＂性质的真正的议院,但这并未能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     

我佛山人短篇小说考评

我佛山人的短篇小说十二种,都是一九○六年以后写的,全部刊登在《月月小说》上。我佛山人的短篇小说,除了宣扬封建道德的《义盗记》外,其余十一种,还有其一定的针对性,大都尽了暴露黑暗现实的文学职能。如:《庆祝立宪》、《预备立宪》、《大改革》、《立宪万岁》和《光绪万年》等,对清廷的假立宪揭露得淋漓尽致。又如:反映当时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的《人镜学社鬼哭传》,斥责清廷出卖祖国河山的《无理取闹之西游记》,暴露官僚丑恶面目的《平步青云》和《快升官》,反映清政府迫害学生的《查功课》,反对吸食鸦片的《黑籍冤魂》等,从文学的客观效果看,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我们对这些作品的剖析,不能过于求全责备,应实事求是地作出比较确切的评价。     

赵炳麟与清末立宪运动

赵炳麟是晚清著名的诤臣,也是晚清大臣中最早奏请朝廷实行立宪政体的大臣之一。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赵炳麟积极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假立宪集团作斗争。他明确提出立宪的精神在于国会和民主,并要求明定责任制度,确立监督机关,最终实现三权分立,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因清廷的极度保守,拒绝真正立宪,使得晚清最后一次和平改良运动走向失败。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与反思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梁启超既是立宪派的领袖,又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在民国初年和辛亥十周年两个不同时段对辛亥革命曾有过不同的评价和反思。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回忆并解读梁启超的评价和反思,以揭示他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回答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思想。     

卅年中国政治史的文化审视——再读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从甲午到辛亥,中国内部形成了三股政治势力,一是激烈的革命派,二是温和的君宪派,三是袁世凯的实力派.武昌起义后,第二、三派势力也倾向于推翻清廷,于是清廷颠覆成为必然.     

仿日立宪与清王朝的命运

关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灭亡的原因,学术界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讨,本文则试图分析一下清季预备立宪中表面上宣称要取法列邦而实际上却步趋日本的做法对清廷灭亡的影响,敬请方家指正。(一)中国自秦至清,历代都是君主专制,立宪政治对中国而言,是一种舶来品,要将中国改造成立宪     

阳夏战争述评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的中央部队北洋军大举南下,萨镇冰率领的巡洋舰队及长江水师也溯流而上进入武汉江面,与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民军在汉口、汉阳交锋一个多月。汉口古称夏口,所以这次战事被称作“阳夏战争”。此役是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国内战争,是以同盟会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清廷及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之间的一次殊死的较量,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都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     

清末师日立宪的尊皇取径与困境

清末立宪在君权体系下接嵌西式民权制度,在政权形式上是一次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转型尝试,其蓝图与模型主要是《明治宪法》及相应的法政理论。《明治宪法》以尊崇天皇为基底,由此产生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国体”与“立宪政体”的分立与纠缠,本质上是君权、民权紧张关系的表征。清季朝野各方根据明治立宪模式探索改制路径,因君权、民权立场的差异,持续引发中国的“国体”属性和“国体”“政体”关系的激烈争论,衍生出各种言人人殊但又交织互动的“国体”“政体”观念和主张。清廷试图模拟《明治宪法》,以主权在君的君主国体统摄立宪政体,立宪派则有意淡化君主国体的君权色彩。在汪精卫提出立宪以变“国体”为前提后,杨度甚至声称君主国体亦可由国会总揽统治权,与民主国体无异。清廷固守君权,与革命党、立宪派的民权诉求愈发冲突对立,改制困境日益凸显,预示了革命的必然。     

吴玉章是《四川光复始末记》的作者

中国同盟会四川特派员吴玉章(永珊),于辛亥保路风潮中由日本衔命回川。他沿途联络同志,发动群众,与四川党人一道,成功地将保路运动转变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他作为新成立的蜀军政府代表赶赴南京参加工作,同时向同盟会本部复命。《四川光复始末记》即系他至南京后关于四川辛亥革命情况的报告,于1912年1月28日、29日,2月4日、5日分四次连载于上海《民生报》,刊发时没有署名。四川辛亥革命曾掀起了重重怒涛大波,头绪纷繁,起伏多端。在辛亥七·一五前,是以成都为中心舞台的保路风潮,蒲殿俊等立宪党人是活跃于前台的风云人物;成都血案后,一转而为血火交激的反清武装斗争,并形成了以荣县为根据地的成都东南战场。吴玉章、龙鸣     

张乐行“受抚”问题辨正

<正> 有关评价早期捻军首领张乐行的论著,大都认为张乐行早年曾三次降清,并参与了镇压陆遐龄起义和接受过清廷的顶戴。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本文拟就下列问题予以辨正。一、张乐行镇压陆遐龄并由清廷给顶说纠谬持张乐行曾镇压陆遐龄捻党和接受过清廷顶戴的同志,大都是根据《涡阳县志》、《宿州志》、《蒙城县志书》等书。但是仔细考查这些有关的记载,它们在记述这件事时,无论在时间、地点和经过上,都是非常混乱甚至是矛盾的。如在周天爵招抚张乐行和镇压陆遐龄的时间上,《两淮戡乱记》、《涡阳县志》和《宿州志》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又如同样记载张乐行曾接受清廷顶戴,《蒙城县志书》和《涡阳县志》所记的时间并不相同。而在张乐行是否曾参加镇压陆遐龄这一评价张乐行的关键问题上,《两淮戡乱记》与《宿州志》、《涡阳县志》所记更全不相同。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些被近年     

冲突与博弈:清末政治变局的另一视角

清末十年,革命派、立宪派与清政府三大势力角逐于中国政治舞台。革命派与立宪派相互冲突抵牾,又从革命与立宪两个方面左右夹击清政府。清政府欲避免革命,则不得不立宪,遂与立宪派有相呼应之势。但清政府之立宪,昧于大势,反应迟钝,且力图在政治变革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得利益,立宪派于失望中日益分化、倒戈,清政府成为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场。在此格局中,每一方的动作,都对其他两方造成影响,三方形成冲突与博弈的复杂关系。大致说来,革命党的每一激烈举措,必然推动立宪主义向前推进一步。而凡是清政府对于立宪消极应付,立宪主义遇阻,革命主义则必然前进一步。最后打破三方博弈格局,使历史天平倒向革命一方的,既不是革命风潮,也不是立宪派,而是清政府自身。辛亥年(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不过是易千年之帝制以共和的历史因果长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辛亥革命"一词中的"革命"二字,也应从"改革"、"变革"的含义上去理解更为贴切。     

反清与仕进：辛亥鼎革之际山乡士子的命运殊途与汇流

辛亥鼎革之际,川鄂地方的政治形势复杂多变,黔江士子面临人生与政治上的双重困局。科举停废、学堂新兴改变了黔江士子的仕进之路,同时,会党活动和革命风潮为读书人提供了新的价值实现方式,当地两位普通生员温朝钟、彭阜成在辛亥前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可谓典型个案。无论是人生的“逆取”还是“顺取”,温、彭二人的政治认同最终合流。以二者为代表的黔江“士变”,从侧面揭示了清廷统治之社会基础在边缘山区的崩解,以及传统知识精英在民初地方社会秩序重建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