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番歌》的产生和流播——《过番歌》研究之二

一部能在广泛地区流传的长篇民间创作,必然有它从产生、流播到定形和变异的繁复过程。像《过番歌》这样一部长达数百行并有着不同异本流传的长篇说唱,也不可能是某个作者个人才智的表现,而是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弄清《过番歌》的产生和流变,对于我们理解这部作品出现的时代及其影响和意义,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红毛番话》索解

我曾经写过《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等文,介绍中英语言接触初期的一些英语教科书,并且可惜那些由国人所编的《鬼话》之类今天无由得见,不但使我们对上一世纪洋泾浜英语的面貌了解不够,而且也少了对当时社会风貌的感受。不料今年短暂去台湾访问,却让我在无意之中发现...     

李辰冬对潘重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的“疑问”解读

主张《红楼梦》是“反清复明”之作的潘重规先生堪称台湾红坛上的一大家,他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一文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李辰冬先生的《与潘重规先生谈红楼梦》一文比较全面而中肯地从十二个方面“疑问”潘重规的观点,廓清了不少迷雾,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这在台湾红学研究史上也是比较重要的学术事件,值得读解.     

《庄子》与齐——对《庄子》文化归属的再思考

拙文《老庄故里及文化归属考辨》一文发表后,承蒙刘绍瑾先生关注,他在１９９７年第１１期的《学术研究》上对拙文提出了一些商榷的意见,引起我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一、再谈《庄子》的文化归属问题拙文《老庄故里及文化归属考辨》一文的写作,是缘于对不少文章将老...     

容闳《教育计划》的实质及其影响

1958年《理論与实践》三月号刊发我写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对广东教育的影响》一文,提及过容閎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对他的《教育計划》未及申論。这里,特就他毕生殚精竭力求其实现的《教育計划》作初步探討。     

再论张栻的《诗经》研究

张栻除了在《论语解》中对《诗经》进行了整体观照外,还对《诗经》的多篇诗篇做过个案研究。张栻以二《南》为本,以政教为中心,注重对《诗经》治国理政思想的探究。作为理学家,张栻的《诗经》研究具有“六经注我”的色彩,部分解读《诗经》的文字已经变成了他演绎自己理学思想的载体。张栻也着力于《诗经》艺术性的分析,在他的《诗经》研究中并没有表现出以文害道的观念,他对《诗经》情感传达的体悟、对赋比兴及其他艺术手法的揣摩,都反映了其较高的文学品鉴力。张栻的《诗经》研究尊《序》较多,保守性较强,再加上没有留下研究《诗经》的独立专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     

《老胡文康乐》的东传与改编

《老胡文康乐》源出于粟特九姓之一的康国,由九姓胡人通过西域东传中土,其传人的时间在东晋初期以前。东传以后至少以四种形态演出过,一种是原生态的胡歌胡舞,一种是丧家乐、假面戏性质的《文康乐》,一种是作为《上云乐》组成部分的《老胡文康辞》及相关歌舞伎,还有一种是经百济人改编过并用于嘉会的《文康礼曲》。由于该乐历时悠久、流传地域广泛、表演形态众多,所以颇为典型,对于中古诗歌、乐舞、戏剧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程集》中《易序》作者考辨

今《周易程氏传》前附有《易序》一文,《河南程氏文集·遗文》中也收有《易序》一文。但二程终身不提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也从未提到太极的观念,更不提无极;而是讲天理、道、理。《易序》中有太极、无极之语,与二程的理论体系极不协调。前人以及目前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易序》并非程颐的著作。从《易序》的思想带有从二程向朱熹过渡性质的特点来看,它应是某位程门后学人物的作品,疑《易序》的作者是周行己。 周行己系程颐和吕大临的门人,他从吕大临处也接受了张载的一些观点。张载虽较少提及太极,但他在《横渠易说》、《正蒙》中引用过太极的观念。他在《横渠易说·说卦》中     

广州话的动态助词"过"

现代广州话动态助词“过”有四种含义:1)动作完毕;2)动作或变化的过程已经经历过、尝试过;3)表示整个动作过程从头重复;4)要去尝试做一下该动作或决意要干某事。以动态助词“过”在共同语的发展为参照,通过考察动态助词“过”在明清时期3种粤语俗曲文本《花笺记》、《二荷花史》和《粤讴》中的使用情况,认为动态助词“过”是动词“过”语法化的结果。     

西夏文《五更转》残叶考

本文介绍俄藏西夏文7987号《五更转》残页。这是迄今发表的第一件西夏民间俗曲,其形式可以溯源至敦煌的几种汉文写本,显示出西夏民间文学与唐五代敦煌文学之间存在继承关系。     

世谛文字中的华严楼阁——论苏轼文与《华严经》之关系

关于苏轼文与《华严经》之间的关系，钱谦益提出的“苏文有得于《华严》”说关注到了一个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即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这类看似与佛教绝无关涉的史体文在文章形式上与《华严经》的相似性。他因此十分推崇苏轼此类文字，其同乡后学也有不少人继承了这一观念，并认为此类文字乃苏轼“大文章”。但在传统评价中，苏轼长于策论而短于叙事。钱谦益的观点与苏文的传统评价产生了分歧，因而并未被时论所接受，他效法苏文而作的碑传文也颇受后人诟病。     

周宪文编著《台湾经济史》简史

经济学家周宪文编著的《台湾经济史》一书,1980年5月由台北开明书店出版。据编著者在本书“自序”中说:他在台湾光复前,就开始撰述《台湾经济史》;光复后到了台湾又继续撰述。 本书内容以客观叙述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历史为主,从原始时代起,止于台湾光复时的经济形态。全书共分六大部分:第一编、结论。第二编、原始     

《文艺沉思录》读后

《文艺沉思录》读后玉立孔智光先生的学术论著《文艺沉思录》，最近已由华龄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执教多年，曾先后为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过《文学概论》、《美学原理》、《文艺批评学》、《美学专题研究》、《文艺理论专题研究》等课程，他结合教学需要，对文...     

通往心灵世界的门扉——鲁迅《墓碣文》新析

<正> 沉潜于《野草》浪涛冲击般激烈尖锐的心灵搏斗中,你也许会问:鲁迅何以要对自我进行如此酷烈而残忍的拷问与抽打?在《墓碣文》一文中,鲁迅自己作了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墓碣文》是走向《野草》诗意胧朦的艺术境界的路标,是打开鲁迅心灵世界门扉的一把钥匙,凭藉着它,我们才窥见了鲁迅正在进行着的炽热不息的心灵炼狱过程,触摸到他那本巳伤痕累累鲜血汩汩的真实灵魂。因此,与《野草》中那些偏重透视鲁迅心灵世界冲突搏斗着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趋向,展示其思想意识中具体的心理情态的散文诗不同,《墓碣文》所体现的是鲁迅整个心灵世界的状貌,它更注意表现完整的心态本身,而有意无意地舍弃了那些细微混杂营垒分明的思想矛盾与斗争。概要地说,通过《墓碣文》,鲁迅在告诉我们他     

明清宴饮酒令曲述论——基于《红楼梦》宴饮场景

明清时期,流行于市井的民俗音乐蓬勃发展,成为当时市井城镇的时尚音乐;这类音乐体裁大多来自于市民阶层,反映了市民的风俗生活和思想感情,也因此被今人称之为明清俗曲。其中宴饮席间行酒令成为当时上至贵族、下至贫民社交活动的方式,酒令曲从不同角度反映时代的真实原貌,也折射出民清时期不同阶层民众的情感诉求。本文基于《红楼梦》宴饮酒令、酒曲为背景,对作为明清俗曲其中特殊元素的红楼宴饮酒令曲进行归类,力图找寻它们与明清俗曲的内在联系,及俗俚歌曲与当今民俗音乐文化之渊源。     

“‘三苏’到过耀县”质疑

《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载《“三苏”到过耀县》一文,读后颇有疑义,兹提出商榷。 “三苏”在文学史上系“北宋蜀学”的简称,源于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不能用“三苏”来指代苏氏父子中某一个具体的人。早在南宋时代的邵博就说过:“苏轼、苏辙无一字及简夫。”(《闻见后录》卷十五)说明与雷简夫订交的只是苏洵,而不是苏氏父子三人。     

钱穆和《国史大纲》

<正> 钱穆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七房桥的一个贫寒家庭。早年在大陆曾历任小学、中学及燕京、北大、清华、师大、西南联大、齐鲁、华西、江南各大学教职。1949年去香港,1967年迁居台湾。钱穆是自学成才的。他一生为学不厌,诲人不倦,未尝一日废学辍教。钱穆七岁进乡村小学,后升入无锡中学。十八岁失学,任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教员。二十四岁时,撰成《说惠施历物》及《辨者二十一事》(后收入《惠施公孙龙》)。又撰《论语文解》,由商务印书馆于1918年1月出版。1921年春,他应聘南下厦门,去集美师范学校任教。不久,撰《易传辨伪》、《老子辨伪》(1930年12月易名《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发表于《燕京学报》第8期,后收于《庄老通辨》)。     

潘勖《九锡》与刘勰崇儒

潘勖《册魏公九锡文》的沉浮汉献帝加曹操九锡的殊礼,命潘勖作文,《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卷二一《卫觊传》二文的裴松之注中均有说明。但在当时,就发生过另一种说法,以为《册魏公九锡文》的作者乃是王粲。魏国初建,潘勖字元茂,为策命文。自汉武已来未有此制,勖乃依商、周宪章,唐、虞辞义,温雅与典诰同风,于时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勖亡后,王仲宣擅名于当时,时人见此策美,或疑是仲宣     

唐宋八大家与《史记》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马迁的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被视为巨擘，被后人当作一种典范，从唐宋八大家到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戴名世、方苞等，都是高举学习《史记》的旗帜的。从他们对《史记》的推崇和师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对古代散文的兴盛发展，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一、韩、柳与《史记》朝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杰出的散文家，他们都十分推崇司马迁，十分爱好《史记》。柳宗元最了解韩愈，在当时他就说过：“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韩愈自己也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     

《天问》作于桃花江考

<正> 屈原是否来过桃花江,尚无定论。《天问》是否写于桃花江,有待考究。但从《益阳县志》的记载,《九歌·大司命》、《远游》、《怀沙》、《涉江》中的少数诗句来考究,似来过桃花江无疑。我认为:屈原被楚怀王、顷襄王逐放以后,在漫长的流放生活中,无论他来过桃花江也好,或是后人在此设祠纪念他也好,总之,今天来写一写他在桃花江流传至今的轶事,这对于研究屈原及其作品,或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都是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