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整理国故"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兴盛

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之所以兴盛于20世纪20、30年代,和当时"整理国故"的思潮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的主张,并不能与抱残守阙的复古守旧观等量齐观."整理国故"思潮中所凸显的"国故"地位及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立即在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中体现出来.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纳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衍生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和“中西对话”等重要的学术命题;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西方化”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等概念成为高频率出现的学术行话.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与文艺实践的现状,从古代文论、西方当代文论和马列文论三种话语资源的张力中通过中西古今的对话融通,寻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支点与趋向.     

中介的寻求与打通:古代文论进入当代文艺学之途径

中国古代文论毫无疑问是构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如何认识、把握这一资源,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有机部分,却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张晶一文提出必须建立从古代文论到当代文艺学的转换中介;韩经太一文则提出了解读古代文论的新视角,即从语言艺术切入古代文论,使之回归艺术本位;林继中一文则坚持以发展流变的眼光,把通变中富有生命力的文论范畴作为今天文艺学建设的生长点,以此拓展本土文论的内涵;蒋述卓一文则对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作了系统的梳理。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有效性——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反思

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是有效的,也是可操作的。用意象和意境来谈中国古代诗,比用浪漫主义、典型等等西方理论来谈诗会更恰当;用李渔的戏曲理论来评论中国戏剧,是很好用的;用妙悟、滋味来品诗,要比用现象学、接受美学的范式更恰当。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化才是救活中国文论的一个基本路径。     

对话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之生成

对话是揭示和实现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通过中西、古今两个维度来实行这种对话,应该成为我们探究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的一个汇交点,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和价值或许在这种持续而深入的跨越文化时空的对话中不断地得到彰显和关注。在对话的过程中,超越中西、古今文化二元对立的认识与评价模式,尊重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空的文论话语系统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强调平等性、包容性,对于对话之有效性至关重要。理想之对话,应该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和多种张力的思想过程,而此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之生成,并且呈现为一个充分开放的系统,尤为重要。     

传承与延续:叩问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毫无疑问是构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如何认识、把握这一资源,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有机部分,却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张晶一文提出必须建立从古代文论到当代文艺学的转换中介;韩经太一文则提出了解读古代文论的新视角,即从语言艺术切入古代文论,使之回归艺术本位;林继中一文则坚持以发展流变的眼光,把通变中富有生命力的文论范畴作为今天文艺学建设的生长点,以此拓展本土文论的内涵;蒋述卓一文则对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作了系统的梳理。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反思

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是值得反思的学术领域,因为古今中西的学术旨趣、价值观念都在这里汇集、碰撞。在人们普遍怀疑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并普遍接受西学影响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这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建立本身就充满了悖论。在价值认同受阻的情况下,科学主义倾向就自然乘虚而入了。这也正是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最大的失误之处。     

中国古代文论词典中范畴概念的思想展开

受西方学术东渐的影响,现代学科词典兴起,术语释义日益讲究和规范化。现代术语词典形态,有利于学科术语概念的阐释和系统化,在知识的科学性、概念定义方式、学科术语系统、术语规范化和术语关联释义系统等方面,有别于古代称名词典。现代的汉语文学术语词典,《辞海》(文学分册)、《中国文体学辞典》《文心雕龙辞典》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以现代的学科术语观念整理现代和古代文学研究学科术语,反映了文学研究的学科知识系统。然而,像《文心雕龙辞典》那样,在文学范畴观念的历史梳理中,一名之下的术语释义与多家思想的梳理远未完善,还有待分层处理。《西方文学术语辞典》译释体例,反映了现代西方术语词典编纂理念,包括术语翻译的系统性和规范性,学科知识点的构成,术语知识点的适度阐释和关联等方面,其中不乏可资借鉴的体例思想。     

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存与发展之路

中国古代文论求生存与发展必须:(一)超越中心主义的体用框架进入多元对话平台;(二)以文本意义还原完善原生态之体系重构;(三)超越语言与思维方式差异障碍,以普遍性诉求,将本土原生体系纳入世界文学与世界文论,共同面向未来。古代文论体系重构之重新认识和回到的问题造成中西方文论之不可比性并不意味着放弃普遍性诉求。道与逻各斯是两种地域以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同一个东西,是文学与文论的根源。比语言文化阻隔更重要的普遍性诉求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中华民族在其思想传统中本来就存在人类普遍价值意识,其古代文论的未来与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指向未来。以自我体系化为基础之中西融通,不是以西释中或以中解西,不是对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及马克思主义文论三门学科边界的消除,而是在加固各自边界基础上,跨边界对话的加强。     

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研究的五条路向——兼论其对当代文学语言研究的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国新时期文学语言研究大力吸取了西方的有关研究成果 ,但忽视了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研究成果的借鉴。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语言的论述是相当丰富多彩的 ,所论问题也非常广泛和深入 ,有些论点极富启发性 ,是当今文学语言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宝库。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研究的丰富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五条路向 :文质论 ,“言、象、意”理论 ,“赋、比、兴”理论 ,文体学 ,诗歌音韵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当代文艺学的创新建构

朱立元在文章中提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建构的核心主题便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即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王振复则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是与“非中国化”、“反中国化”同时发生、同时进行、同时完成的,应当重视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当下问题。汪涌豪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经过甄别与梳理,完全可以为当代文艺学建构提供丰富的养料,这一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将取得有益与有效的成果。     

论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

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本土化学科,其学科建立的意义在于以中国声音传达在以批判传统文学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对于文学、文学理论研究的积极开拓,然这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由于对“文学地理“这一核心概念理论界定不清,而直接导致了文学地理学系统建构的盲点与困难.为此,回归中国古代资源,从人-地及其关系-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地理-作家-文学-地理两个关系范式来寻求这一问题的解答显然具有研究的学理性和学科发展的亟需性.     

中西文论(美学/诗学)中的结构特征之差异

西方文论 (美学 /诗学 )是以“概念”为起点的逻辑推演体系 (原始范式为形式逻辑的三段论 ) ,其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着非常重要的规定 ;中国文论 (美学 /诗学 )是以意象为起点的纲目网络体系 ,是一种“天人合一”观 (天时—地利—人和的三相关联、协合 ) ,任何“概念”(字 /词 )都关联着“天—地—人”。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 ,造成理论体系在结构形态上的巨大差别。不明乎此 ,中西比较研究势必将陷入一片盲目和混乱之中。眼下的弊端主要是以西代中 (以“逻辑推演”代替“纲目网络”) ,因此难以走上规范的研究道路。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关于中国新文学源流的思考——对古今文学"对话"的一种现代传统观范式的考察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贯通古今 寻索真知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陶艺与文艺——陶器制作与中国古代文论关系初探

魏晋以降,大量有关制作陶器的术语,被嫁接到文学批评领域,成为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语言模子”和“思维模子”。陶艺和文艺相互借鉴、相互发明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奇妙景观。古代文学批评家借助于“陶”将一些难以言说的文学活动阐释得通幽入微、酣畅淋漓,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批评话语。“陶”,这一中华先民基本的生产方式,也走向中华民族诗性思维的深处,成为其洞悉艺术世界、探索艺术奥秘的工具。援陶论文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妙所在,深化了古代文论的内涵,对古代文论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的批评方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可谓东方文明的杰作。     

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的非"懂"性

"懂"是现代文学理论范畴,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不以"懂"为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把"读"和"解"进行了区分,"读"和"解"都属于文学欣赏活动,但"读"比"解"更具有根本性,没有"解"仍然可以欣赏,并且不影响欣赏的性质,但如果只有"解"而没有"读",即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和体味,那就构不成欣赏。中国古代的"解"主要是文意上的,它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懂"具有根本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