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到艺术

一 最古老的艺术起源理论是“摹仿说”。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认为人类在许多重要事情上是摹仿禽兽的,因而艺术也起源于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摹仿。提出系统理论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摹仿是人的“天性”和“本能”。从此,“摹仿说”一直影响了欧洲两千年,它给现实主义理论奠定了一块似乎是不可动摇的基石,即艺术是现实的反映。“摹仿说”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对摹仿本身的认识。从现代艺术看,摹仿只是艺术创造     

“世界-作家-作品”的动态存在——西方文论关于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理论范式之一

西方文论中具有一条着眼于“世界-作家-作品”过程的文学动态存在方式研究的理论路向。古希腊最初的摹仿说从“世界-作品”环节出发讨论文学的动态存在。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再到浪漫主义,西方文论在突现“作家”主体性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世界”要素在文学活动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表现主义和精神分析流派对作家主体性深层内涵的揭示,也是在“世界-作家-作品”的文学动态存在框架内进行的。     

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再考察

本文旨在重新考察和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认为"诗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这一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文本中未必能够得到确切的证明.细读<诗学>文本,详察他所论述的摹仿对象的位置,可以发现,摹仿并不是"复制"现实世界,而是按照可然律进行的创造;亦不是对所谓现实"原本"的仿制,而是在诗中对目的的追寻.无论艺术还是文学,它们与自然或现实的关系,都不是"复制"所能说明的.     

论逻辑的观念与理论

亚里士多德逻辑与弗雷格逻辑的观念分别与其各自的理论是一致的。通过解析两种理论的基本句式可看出,这两种逻辑观有显著不同,尽管它们都坚守必然地得出这个观念。剖析“是”与“范畴”的关系揭示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与其形而上学的紧密联系,而弗雷格逻辑与真理论间的紧密联系可通过“真”与“谓述”二者的关系展示。厘清亚里士多德与弗雷格的逻辑观念与其各自理论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化人们对逻辑的认识,帮助人们正确理解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指导人们更好地在其他领域运用逻辑。     

“卡塔西斯”与“中庸之道”

“卡塔西斯”说,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一个关于悲剧效果的著名理论。在《诗学》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卡塔西斯。”“卡塔西斯”(Katharsis)一词,原来是宗教术语和医学术语,意思是“渲泄”或“净洗”。那么,在《诗学》中卡塔西斯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亚里士多德本人没有解释。不少人都参照它的原义,把它理解成“净化”或“渲泄”。在这些流行的解释之外,罗念先先生别具慧眼,他认为“卡塔西斯”应译解为“陶冶”,他说:     

李健吾悲剧创作的独特类型

按照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物”,①然而,在中外戏剧史上,各种各样的“坏人”、“恶人”、“行为有过失的人”成为悲剧主人公的现象屡见不鲜,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人物麦克白就是一个弑君暴虐的奸臣,奥赛罗也是由于偏狭盲目的嫉妒激情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实际上,悲剧并不只体现在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受难”或“英雄毁灭”的崇高感上,人们内心善与恶、     

和谐:亚里士多德的叙事摹仿与叙事审美

亚里士多德的叙事摹仿体现为他对摹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三类区分和论证,而这样的区分和论证才有可能合理阐释叙事摹仿与叙事审美理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确保摹仿内容与叙事形式之间的和谐统一,进而决定着和谐叙事美的生成,即具体表现为完整一致、对立统一和大小有序的和谐叙事审美特征.     

浅论《诗学》中的“摹仿”理论

面对历史文本,只有深入研究留存下来的那些宝贵材料,尽可能客观地理解和再现作者当时的写作语境,才能使对其思想所进行的阐释、概括和评价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结合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摹仿说”进行了梳理。对摹仿的思想渊源、摹仿的定位、摹仿的认识论基础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古典叙事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古典叙事理论的发轫之作。第一,亚氏认为文学叙事起源于摹仿,叙事的本质是摹仿和虚构的有机统一。第二,把以情节作为第一要素的古典叙事理论进行了全面而科学的论证和归纳。第三,指出了叙事时间、叙述者和叙述声音等具有现代叙事学意义的叙事手法。第四,梳理了叙事效果的类别和途径。第五,提出了叙事批评的标准。总之,亚氏的《诗学》无疑是西方第一部有关古典叙事理论的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经典著作。     

布莱希特叙述剧的叙述方法

布莱希特认为,西方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戏剧性情节结构与体验派表演方法不能广泛而全面地反映现代生活,并使观众陷入盲目的感情共鸣,丧失理性的思考,因而他提出了自己的“叙述剧”理论并运用于创作实践中。他所强调的是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其理论核心是“间离效果”或“陌生化效果”。不过布莱希特的叙述剧是辩证的,在以叙述性情节结构为主,运用蒙太奇等叙述方法的同时并不排斥戏剧性,在主张感情间离的同时并不完全反对感情共鸣,因此他后来又称自己的戏剧为“辩证剧”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一般与个别范畴

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抓住了其要害;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又陷入“稚气的混乱”和“毫无办法的困窘”,从而表现出他哲学的动摇性和矛盾性。一、亚里士多德以前关于一般与个别问题的认识早期希腊哲学家在探讨万物始基时,讨论的中心是世界万物和唯一始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尽管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巴门尼德已经或多或少地感到要区别一般与个别,而提出存在物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苏格拉底是第一个要从特殊的个体去寻找普遍的定义的人,即他第一次提出了个别与一般、特     

也谈《洛神赋》和《神女赋》

郭沫若的《论曹植》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曹植的诗和文“总也呈示着一个未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摹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洛神赋》摹仿宋玉的《神女赋》”。我认为这是无视文学史事实的武断。汉魏时代的情类小赋,如司马相如的《美人赋》、蔡邕的《青衣赋》、曹植的《洛神赋》,乃至陈琳、杨修的《神女赋》,其情节骨架,都没有完全跳出宋玉的牢笼,这是事实。但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各具特色,这也是事实,而且是更重要的事实。     

“悲剧”随想

<正>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第六章里给悲剧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他首先提到悲剧是一种摹仿,然后说明了摹仿的对象、媒介、方式等.亚里士多德也强调了悲剧的作用——"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同时在《修辞学》第二卷第五章他指出怜悯是种感觉,引起的原     

论西方古代文艺理论的摹仿论

在西方古代文艺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摹仿论的发展是一条显在的轨迹。从古希腊的前柏拉图时期起,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再到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他们对于摹仿论的理解,个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在西方古代文艺理论发展中,摹仿论之所以如此显在,成为众多西方文艺理论探讨的重要话题。     

以戏剧《推销员之死》为例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

欧洲美学思想奠基人亚里士多德为后世留下了延续两千年余年而未衰的美学体系,其中悲剧论作为其美学思想的重要体现和突出特点之一,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和积极讨论.本文将结合现代戏剧舞台上最为经典的悲剧《推销员之死》,从悲剧定义、摹仿说、有机整体与和谐概念、过失说、净化说这五个角度试探讨亚里士多德悲剧论的当代的适应性与局限性.     

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

“城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的基石性概念,也是整个希腊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自然、政治和善既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三层重要内涵,也是透视“城邦”哲学的三个重要维度。自然是其城邦哲学的本原性之维;政治是其城邦哲学的现实性之维;善是其城邦哲学的理想性之维。三维互构互渗的共在,是理解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前提和基础。     

亚里士多德论偶性

“就偶性而言的存在”是亚里士多德揭示的四种存在方式之一。本文利用亚里士多德讨论偶性的核心文本，亦即《形而上学》E 2－3，并结合理查德·索拉比和多萝西·弗雷德讨论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献，深入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在其中所表达的有关偶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揭示了偶性的存在论的内涵，即，它并不指向反常或例外的事情，也不仅仅指各种伴随性的属性，而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指向一类基本的存在，即具体的可感事物，因为构成偶性存在的根本规定的是“可以是别样”，而这恰恰是一切经验存在物的基本存在方式。     

论悲剧性过错与道德问题的疏离 ——基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的阐释

悲剧性过错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中具有丰富的形而上学意蕴。首先,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情节的强调体现了他对生命层面的观照;他关于剧情"合理性"为"合情性"服务的思想,以及对过错故事题材数量偏少这一特点的指出,构成了对道德化解读的反驳。其次,过错的血污特征可从悲剧效果角度进行理解,它具有希腊民族心理层面的形而上对应性及治疗功能。最后,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中性情与宿命的悖论性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反映出亚里士多德在理性理论深度和悲剧过错本身的含混性之间寻求平衡,这意味着悲剧性过错在道德反省上具有微弱的意义。     

传统与革新──简析现代派小说中的传统因素

在传统小说中,人物、情节、环境,向来被视为小说的三个基本要素。小说写作或理论家评论,莫不围绕这三点进行。人物是小说的主角。这来自文学是人学这一古老命题。作为文学的一种,小说当然首先要表现的是人,人物的命运,刻划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表现人类对自身成长的关注和追寻。离开了人物的小说,在传统小说中是不存在的。情节,则是人物在小说中的行动（这比我们仅把它理解为故事框架好）。这同样是个古老的命题。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提出的“悲剧六成分”中,把情节放在第一位。他说：“人的幸福与不幸均体现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