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积极人治的统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还不能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公正、有效地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的唯一方式。通过对积极人治与消极人治的分析,认为法治应与积极人治结合使用,探讨了积极人治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     

论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

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主要表现为 :坚持人性本恶 ,反对人性本善 ;注重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反对个人专断 ;坚持法律价值主义 ,反对法律工具主义。     

人治与法治的经济基础

从人治与法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出发,分析了人治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     

法治、人治与民主

法治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从民主的角度看,法治与宪政是一致的;从管理的角度看,法治就是限制权力的范围,使民主权利得以保障;从哲学角度看,法治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理想目标;从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看,法治排除了人治的任意因素。说到底法治还是人的统治,但法治中有人的因素并不等于是人治。民主的核心是一种参与机制,民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条件。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人治意识: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社会心理障碍

人治意识是一种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心理, 它与法治统治存在根本冲突, 是当代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社会政治心理障碍。     

论人治

人治在形式上表现为掌权者个人意志之治，实质上则是不受法律制约的绝对权力之治。在人治国家，最高掌权者的个人意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本原性与至上性，在理念与现实中均先于、高于法律。因最高掌权者的行为不受既定规则的规范，而完全受其个人意志或主观好恶支配，故其行为不具有可预见性。正因为如此，人治政治生活充斥着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广大国民只能终日生活于对国家权力及其执掌者的恐惧之中。人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或形式，根据不同标准，可将其划分为常态与非常态、体制性与技术性、显性与隐性人治。     

对法治与人治问题的再思考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国的方式。但统治者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对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群众来说,却有着极不相同的治理效果,尤其是时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以及老百姓幸福安康来讲,意义非常重大。本文拟从法治的含义、内容以及与人治的比较中,探讨法治对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百姓康乐的深远意义。     

论法治与人治在公共权力运行中的不同表现

权力具有支配性和控制性,它是使孤立的个人以一定的方式联合成组织的＂黏合剂＂。公共权力就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置权,公共权力的运行存在法治与人治两种形态。法治与人治产生的条件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不同。人治可能在短时期内会带来社会的良好秩序,也可能带来社会经济一时的繁荣,公共权力运行的法治化却具有人治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从人治到法治——乡村治理模式之变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整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基本上是在人治模式上运行,这种模式是中国乡村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法治乡村"构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有必要确立法治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并在治理模式上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变革。实现这一变革,既有赖于政府的整体推进,也须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法治”需要相应的道德支持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确立都离不开与之相协调的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德”“法”相济的一种典型模式 ,即礼治 ,其系统的法律制度不仅脱胎于道德规范且以之为依托。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 ,法治与德治的具体思想内容都不是传统的简单沿续 ,而是开创性的工作 ,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 ,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使之彼此协调、相互支持     

论法治实施的技术手段——法律推理

根据法律推理定义的演变和发展,给出了符合当今法治社会特点的法律推理定义,阐述了还原推理、衡平推理、类比推理和辩证推理,探讨了法律推理的客观性评价标准,总结了法律推理应遵循的哲学原则和在司法实践中应遵循的原则.在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当今社会,通过法律推理,可以达到法律生活各种层面的法治目标.     

经由阳光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理念、制度与课题

公开条例是我国行政公开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和新起点。它是在国内外行政公开法制发展的背景下出台的，其法治基础是民主、宪政、WTO的透明度原则和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公开条例体现了公开、平等、服务、便民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公开条例具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创新内容，围绕公开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一系列争议问题。一年的实施准备期是学习、提高、清理、实践的过程，有大量准备工作需要认真做好。     

浅析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我党"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来的治国方略.内涵即为健全的法律制度,法律的普遍遵守;依法治国是历史的选择,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     

法治之源

法治的理论和制度形态均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政治。而城邦政治孕育是在多里安人入侵后特定历史情景中制度、观念、经济、组织形态变异成形 ,并经过系列的改革才得以确立起来的。作者通过对多安人入侵后“黑暗时代”历史的追踪 ,对形成城邦政治的条件过程进行了梳理 ,并对其法治形态和精神作了描述 ,从而初步揭示了法治起源之迷     

关于依法执政的若干思考

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关系密切，但内涵不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依法执政，必须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依法获得和运用国家权力，并积极推进执政立法；同时，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立法和司法工作的领导，并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批判精神、法治精神与守法精神——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法律信仰的建构,民众的守法精神固然是根本,但只有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对“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是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其前提基础和内在动因,以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在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道路上,并非是民众,而是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应当担负起特殊而艰巨的使命。     

依宪法治国:依法治国之精义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依宪法治国乃依法治国之精义。这是因为:"依法治国"中的"法"以宪法为龙头和核心,依法治国中的"国"立基于以宪法为前提与依据的宪政制度,宪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据宪法规范国家权力,宪法深深嵌入依法治国的战略意义。     

"从身份到契约"与民法本位的变迁

法律随着它所调整的那个社会运动的主流向前发展,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通过法律力图实现的目标而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同样,民法本位经历了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变迁,而这一过程中,有学者以"从身份到契约"出发提出了"从契约到身份"的反命题,这不能说是偶然,两者之间隐约折射着某种联系.可以说,"从契约到身份"是一部民法本位变迁的史书,"从身份到契约"的修正与民法本位的变迁是同向运行的,两者统一于民法"人"的深化,它们的归属点都是"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