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乡村贯彻《婚姻法》过程中的死亡现象探析

20世纪50年代初期<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基本废除了传统社会中的婚姻陋习,建立了以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为原则的现代婚姻制度.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触目惊心的死亡现象.其直接原因主要是婚外性关系和离婚,而对<婚姻法>缺乏正确有效的宣传、基层干部的粗暴干涉和司法部门的敷衍推诿则是更深层的社会因素.从历史的角度看,<婚姻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死亡现象,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也是当时社会改革中难以避免的"牺牲".     

离婚损害赔偿的伦理内涵与制度完善

离婚损害赔偿立法在我国已有百余年历史,从其发端于<大清民律草案>到其被界定于<婚姻法>修正案,均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夫妻诚信、人格尊严、公平公正为伦理内涵.探寻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流程和制度架构,有助于廓清我国现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疏漏,为离婚损害赔偿立法的科学化和完备化奠定基础.     

论夫妻债务承担与债权人利益保护

夫妻双方的利益与债权人的利益始终是夫妻财产立法上重点要平衡的两种利益.新<婚姻法>施行以来,尤其是<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确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实践中遇到了诸多质疑.本文就夫妻双方利益与交易安全保护两种价值展开,对现行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婚姻法的进一步修改提出了建议.     

唐与西夏婚姻制度之比较——以《唐律》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

<唐律>是封建时代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是党项族为维护西夏封建统治而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本文以<唐律>和西夏<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从主婚权、婚价和嫁妆的给取、等级婚姻方面对唐与西夏的婚姻制度作了比较,并对婚姻制度在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作了解析.     

论确立夫妻日常家事代表权制度之必要——日本夫妻家事代理权制度带来的启示

我国<婚姻法>没有明文规定夫妻相互具有家事代理权或代表权,而仅是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有所涉及,这给实务运用带来一定的障碍.日本<民法>第761条是有关夫妻家事代理权的规定,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学界对该条是否是以夫妻家事代理权为理论根据,争论激烈,观点对立,而司法实践也各执一说.1969年,日本最高裁在判例中明确该条为夫妻家事代理权之规定,但该判例的理由部分依然存在模糊之处.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之需求看有必要在<婚姻法>中增加类似日本<民法>第761条的规定,从而解决相关司法解释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规范审判实践.但从日本<民法>第761条规定之沿革、日本学术界和司法界的争论来看,夫妻一方因日常家事与第三人所为法律行为时,夫妻双方不是代理关系而是代表关系.     

试论我国离婚扶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离婚扶养是我国婚姻法中传统的离婚救济方式,<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此虽有规定,但却存在诸多不足.因此,立足我国离婚扶养制度的现行立法,从离婚扶养的称谓、适用条件、适用时间、扶养期间、扶养方式、扶养数额、扶养的变更和终止的条件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完善我国离婚扶养制度的建议.     

谈新婚姻法中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是新修改的婚姻法所确立的重要制度之一,这一制度的确立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结婚制度更加完善,也有利于减少各种违法婚姻的发生。     

关于《婚姻法》无效婚姻制度的探讨

无效婚姻制度是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新增设的一项制度,填补了立法空白,是婚姻立法上的重大进步。无效婚姻是指违反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婚姻,文章对无效婚姻的法定事由、宣告机关及法律后果等方面的缺陷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的立法建议。     

无效婚姻若干问题探讨

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婚姻法的决定。新的婚姻法重申了旧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肯定了其中正确的、符合现阶段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规定;同时也增设了若干具体的制度,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无效婚姻制度是新增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对无效婚姻的规定范围过窄,在对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以及无效婚姻的补正等问题上仍须进一步探讨并完善。     

欧洲地区对同性婚恋的立法沿革及启示——兼谈我国未来对同性婚恋立法的思路

欧洲对同性婚恋的立法经过同性恋的法律文明、同性恋的罪行化、同性恋的非刑事化和同性伴侣、同性婚姻合法化几个阶段.这种立法轨迹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大多数人的反对而被剥夺;法的制定应该尊重和保障人权等.中国未来对同性婚恋的立法思路可以设定为三个阶段,亦即制定<同性恋者权益保护法>、制定同性伴侣的行政法规、把同性婚姻写入婚姻法明确同性婚姻享有与异性婚姻完全相同的权利.     

论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婚姻法》在追究婚内侵权行为民事责任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不能对受害人进行有效的司法救济。基于"人格独立"、"男女平等"以及婚姻秩序的要求,在民法这一私法范畴内,构建婚内侵权民事救济机制,确定不同的侵权救济方式,以及建立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另一方的侵权而寻求法律保护的司法救济制度,不仅有利于遏止夫妻间的侵权行为,维护受害者的基本权利,以及婚姻家庭的稳定乃至于社会的稳定,也是我国社会发展和完善民事立法的进一步要求。     

《婚姻法》修正案四年实践之评析

从“书本上的法-行动中的法”框架出发,对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四年来的实际运行做考察和评析,认为2001年修改《婚姻法》虽然在立法上、理念上、法律规范层面上取得非常大的进步,但实际社会效果有限,没有完全实现其立法目的。在完善法律体系的时候要重视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等其他社会调控体系的协调,在法律与社会规范的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中实现社会调整目的。同时,也应该高度重视规范的可行性,研究其实际运行效果。     

论我国反垄断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

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激励垄断行为受害者提起私人诉讼,也能够对垄断者形成强大威慑力。该制度在理论基础、功能、国外立法实践等方面具有证成的合理性。综合考察我国双倍赔偿制度立法先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草案三倍赔偿制度之规定及反垄断司法实践,惩罚性赔偿制度引进立法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基于垄断行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三倍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在我国《反垄断法》中予以规定。     

在我国建立亲权制度之探讨

亲权是大陆法系各国民法中规范亲子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但在我国民法和婚姻法中都无此规定。鉴于我国亲子法律关系在立法上的缺陷与不足，笔者提出要建立亲权制度，将亲权和监护分别规定，以监护作为亲权的补充，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制度。     

试论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现状与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立法在法律体系、高等学校的权利、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需要补充、修订和完善的问题,如法律体系缺乏完整性、法律中原则过多、权利义务规则少,“重实体、轻程序”等等,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法制建设,以及“依法治校”的进程。因此,推进高等教育的法制建设必须更新观念,清理各类法律法规、完善法律体系、创新法律制度,努力实现高等教育立法的发展和完善。     

性别视野下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以第5条、第7条、第10条为视点

本次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有很大的进步,但它对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婚姻家庭的道德性等情况考虑不周,这在该法的第5条、第7条、第10条中体现尤为突出。本司法解释过多地植入了财产法规则,未正视我国男权传统的现实,追求所谓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这将导致相关关系的失衡,有违婚姻法的立法初衷,也会导致一些相关负面社会效益。     

婚龄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具有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显现在于法律和社会的契合程度,法律效果要以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的手段,这就表现为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否被同时实现,实现的程度如何,可以引入西方经济学原理中的帕累托最优来衡量。通过婚姻法婚龄规定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解析,我国婚龄的规定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还存在改进的可能性。     

由“公公娶前儿媳”引发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公公娶前儿媳”、“女婿娶前岳母”的案例在我国时有发生，不论其结婚目的为何，他们均能从婚姻登记管理机关领到结婚证，从而组成法律上认可的家庭。但是，这样的家庭关系往往导致夫妻直系亲属间伦理关系错乱，继而对现行法律规定的适用提出质疑。究其根源，是因为我国现行《婚姻法》未将直系姻亲列入禁婚之列。为有效发挥道德与法律两种调整手段的积极作用，有必要在法律上明确禁止直系姻亲间结婚。     

“婚姻法解释三”房产权属条款的法社会学思考

＂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十条无意于侵害婚姻的伦理本质,推进或构建所谓的＂契约＂式婚姻;也不是漠视目前中国＂从夫居＂的婚姻现实,忽略性别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律只是行为的底线。婚姻法是私法,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协议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婚姻法解释三＂对房产权属的配置所直面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毋宁是如何在离婚率增加、房价畸高、判决标准不一的情形下,为离婚时的房产权属争议提供公正、统一的司法判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