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拐点--析福楼拜现实主义的历史意义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一个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中。福楼拜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是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但他又被誉为现代主义“鼻祖”。他提倡的“客观化写作”为现代主义叙述中零焦聚的使用提供了范例。出于对现实和历史的厌恶，他在创作中非常重视描绘平庸的日常生活，这使得其作品在情节构造上出现一种日常化的趋势。这一创作手法也给现代主义作謇很大启发，并最终导致了“淡化情节”这种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出现。文章以客观化写作、情节的日常化为切入点，探讨福楼拜的作品和文论在文学转型时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侧重两种文学观的比较研究

“人的文学”与“生活的心”是相隔近百年的两种文学观,然而这两种观念却存在诸多联系,无论是在观念发生的背景、文学观念的内涵意义,还是语义生成的哲学基础上都有惊人的相似处.从发生背景而言,这两种文学观念都遵循一种“走出……”模式,其对生活和文学主体的阐释也高度一致;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生活的心”,都强调用“心”去观照生活,旨在“为生活立心”而又在生活中“立美”.通过这两种文学观念的比较可以看到中国文学文脉的延续.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和现状

东南亚的华文文学渊源于中国。她的萌芽是随着中国向东南亚地区移民开始的。作为一种白话文学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广泛诞生，是在中国发生了震憾世界的“五四”运动之后。在华文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由侨民文学到本土文学的发展过程。出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创作思潮合流，而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发展趋势。进入８０年代以来，文坛不同程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文学进入了成熟期。当前的状况是喜忧参半，繁荣与困境同在。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

尽管以“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统摄国内非汉民族文学之全称的观念“发明”及其体制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但自晚清以降,传统帝国话语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问题,那些非汉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语境中即受到重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历史承继性的中国经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化国家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的百年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等问题,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由此,“少数民族文学观”开始向“多民族文学观”进行观念的迁移,共同体诗学构建问题凸显。     

另类的姿态:新感觉派创作特色新论

新感觉派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文学流派,它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以特有的形式进行现代主义艺术的实验,创作出一种独特的都市文学.在20世纪中国小说流派的发展中占有一个不可予夺的重要位置.     

另类的姿态:新感觉派创作特色新论

新感觉派是中国 2 0世纪 3 0年代出现的文学流派 ,它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以特有的形式进行现代主义艺术的实验 ,创作出一种独特的都市文学。在 2 0世纪中国小说流派的发展中占有一个不可予夺的重要位置。     

文学生态学批评之“问题意识”刍议——从鲁枢元教授生态学批评观谈起

文学生态学批评的发生有着深刻的“问题意识”背景，而该批评中“问题意识”的凸现又要求着“主题意识”方面的建构与“命题意识”方面的探究，总起来看，该批评意味着一种关于人的认识新范型——“生态人”的出现与一种文学观方面的新理解。     

论胡适的白话文学观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为了适应中国现代化的要求而进行的一场语言变革运动，旨在建立一种“活的文学”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活的文学观、实用的文学观，是胡适白话文学观的中心内容。     

“诗小说”：一种理解残雪的方式

阅读残雪的小说,需要寻找区别于传统阅读方式的可行性途径。残雪把自己的小说定位为“诗小说”,可以从她的创作历程及其小说的艺术特质中找到依据。在残雪的小说中,“诗”与“小说”的结合既表现在内容层面,也表现在风格层面,“诗小说”是残雪创作独特性的真实内核,也是其文学世界最生动的呈现。残雪的“诗小说”与其文学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她处理真实的方式是荒诞化和呈现现实的不确定性,与现代主义诗学的基本观念相契合。这也是其“诗小说”观念的内核。     

思想资源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化建构

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化既是实现“文学现代化”的手段，也是结果。现代儿童观这一思想资源的出场，为建构起现代的儿童文学观念及学术品格提供了先决条件，从而拓展了文学范畴及人学的内涵。基于“儿童的”与“文学的”双重特性，儿童文学内蕴的双栖性制导了并非一致的学术化发展路向，思想上的“为儿童”与艺术上的“去教化”使其深陷“纯化”与“泛化”的逻辑怪圈之中。在向外译介、向内整理的一体化体系中，内外两种思想资源互为他者，并汇聚为推动儿童文学创作的复合性学术资源，驱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向“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论檀道鸾的文学“三元(源)”论

在专记东晋中、晚期编年史的《续晋阳秋》中,檀道鸾将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加以置评。他率先把"独尊"的儒学经典《诗经》与楚辞、前秦百家之言并列,提出了中国文学"体则《诗》《骚》,傍综百家"的"三元"论,并以此"三元"标准评论汉代"赋颂"、建安诗歌和西晋末年诗作。在评价两晋文学时,檀道鸾强调"庄、老"影响下产生的玄学及"玄胜之谈"对两晋道佛文学流变的重要影响。檀道鸾的文学流变史观,显现了南北分裂时期学思活跃、文人反思文化历史、重新界定文学源头的历史现实以及檀氏所历地域文化、家风传统、个人倾向互动等对其文史评论的影响。檀道鸾文学评论的自觉观点,是西晋虞挚的《文章流别论》,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文学评论之间的重要环节。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     

他者镜像——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与中国文论的主体性

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在深刻剖析比较文学“垂死”之由的同时,也勾勒出极其理想化的“新生”之路。以《学科之死》为镜,折射出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主体性所面临的双重危机：理论的漂泊和理论的异化。要想从双重危机中突围,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到自我与他者“何为主体”、“何为参照系”,争取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抓住时机,提前发问;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资源,但同时必须警惕其研究对象过分泛化,始终坚持以文学文本为中心。     

中国传统文学观的现代余绪

中国传统文学观主要有杂文学观和纯文学观，这两种文学观在西方现代文学观的强烈冲击下，仍然得以延续。阮元的纯文学观、章太炎的杂文学观、刘师培的纯文学观与杂文学观都与传统的杂文学观和纯文学观密不可分，可谓传统文学观的现代余绪。     

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天才观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天才观经历了两汉的确立期、魏晋南北朝和唐宋的发展期、明清的成熟期等阶段,始终强调“才”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同时围绕先天与后天关系上的分歧,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天才观。古代天才观紧扣文学实践,将“学”、“识”、“胆”纳入“天才”的应有之义,并对“才”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开辟出一条力图从创作主体入手去把握文艺创造本质与规律的道路,迄今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论皮日休“上剥远非，下补近失”观

“上剥远非下补近失”不是个别观点,而是皮日休整体文学观的一个表征。这个文学观,由文学理想论、文学作用论、文学批评与创作论等三个分支组成,是皮日休作为唐末新儒家承前启后的中介人物在追踪并摹仿韩愈过程中形成的。三者散而为文学观的不同支点与不同侧面,合则为整体的文学观。皮日休的文学创作就在这种文学观中展开,而他的政治活动,乃至生平,也都在这种文学观的影响下逐步完成。     

“仙”字情结——论儿童文学标题汉译中的多重误读

儿童文学标题汉译中的“仙”字情结暴露出译者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读者对象以及翻译本质的多重误读,反映出译者狭隘的儿童文学观和民族文化心理,有碍于实现翻译跨文化交际的本质诉求,其弊大于利。我们认为,儿童文学的标题翻译应该充分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与内涵,在充分理解原文主题及思想的基础上凝练、提高,依实出华,实现其跨文化交流的使命。     

论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张资平是“五四”新文学草创之初影响深远的小说家。受日本自然主义的影响，张资平形成了自已的自然主义文学观：重视科学的描写、暗面描写，强调人的“自然性”。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学观和创作手法上对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张资平不仅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性爱描写的高峰，其露骨的描写也震撼了中国文坛。名利欲影响了张资平文学创作的每个阶段，也是最终导致张资平恋爱小说走向滑坡的主要原因。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现状

一部客观完整的＂民国文学史＂既需要关注＂新文学＂,也需要关注＂旧文学＂,对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过程进行梳理,对民国时期作为古代文学延续的旧体文学如诗词、戏剧、小说等的研究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都将有利于我国文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和繁荣。     

中国古代白话文论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相对于用文言文书写的传统文学理论,古代白话文论因其语言的通俗性而更便于人们的理解与应用。然而,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包含了古代白话文论在内的传统文论的批评功能持否定态度,且纳入到高校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使得中国传统文论失去了应有的现实价值。本文以古代白话文论的梳理、学术界对古代白话文论的认识,以及古代白话文论在教学中的意义为线索,深入分析以古代白话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当下意义,并由此揭示古代白话文论于文学理论教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