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的构想与困境

安倍政府竭力推崇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希望以此扭转日本经济的长期颓势。但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强烈对比,造成安倍经济学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受其影响,强烈的通胀导向性成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强烈的政治主导性和严重的对美政策偏向也成为其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尽管安倍政府为构建安倍经济学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日本经济仍面临着重大的现实困境,原本的倍增计划变成倍减经济。     

论“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结构性改革始终被视为解决日本经济复苏乏力的有效处方。2012年末启动的安倍政府同样意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和制度结构改革两个维度统合实施结构性改革相关措施。尽管其中不乏亮点,但因政策自身存在严重缺陷,加之改革进程受到传统政治经济运营体系的制约,致使"安倍经济学"所倡导的结构性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一改革的失败,暴露出日本经济依旧存在政策的"妥协性"与市场的"有限性"等结构性弊端。     

试析“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一体两面的战略互动关系

"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后者的灵魂、精髓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最终战略指向,两者呈正比关系。日本以东亚大变局和美国重返东亚为契机,利用其惯用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和娴熟的外交手腕,试图通过制造新的对立和冲突,将日本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优势,非常巧妙地转化为强大的地缘经济优势,以重温旧梦,再次崛起。     

“安倍经济学”的出口促进效果评析

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即大胆的货币政策,其核心内容是仿效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达到通过日元贬值刺激出口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从目前情况看,日元贬值并未带来日本出口的实质性增长,反而由于其进口需求弹性小,使日本的贸易收支条件不断恶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J曲线效应的作用外,还因为受到美国、欧盟、中国等日本几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放缓、进口需求疲软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美、欧、中等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以及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特别是第三支箭实施效果的逐步显现,相信通过一年左右的调整期,在国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带动出口增长的效果会逐步显现出来。     

“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结构转型

安倍经济学堪称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政策的一场重要变革。它一改过去以凯恩斯式财政刺激为主的方式,选择遵循通货再膨胀学派的理论,通过大胆导入非传统金融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政策特别是经济增长战略的改革政策组合,试图以此推进经济转型、实现摆脱通缩的目标。迄今改革已取得切实成效,不仅就业形势大幅好转,企业部门的业绩改善也非常突出,为日本经济结构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由于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两项改革的力度不足,导致了此次经济改革的结构失衡,造成了央行独舞的尴尬局面,难以控制的外部风险,特别是异次元金融宽松政策的未来出口问题,也将对日本经济带来新的严峻考验。     

日本经济民族主义新论——兼论“安倍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特征

经济民族主义曾经在日本的经济成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成功也更加强化了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经济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从经济政策的动机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化的关系具有调和性;从经济民族主义基本形态的变化来看,国家、企业、国民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从国家战略的转变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重心由经济需求向政治需求转变,导致日本对外经济关系陷入了民族主义困境。这些变化在安倍经济学中都得到了体现,如果不能有效平衡这些调和性与矛盾性,安倍经济学可能会受挫,进而导致出现两种倾向,即在日本国内由经济优先向政治为中心转变,在对外关系上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更加紧密结合。     

安倍的野心:觊觎“史上最长任期首相”

正很多人都会认同这一点:如果没有安倍晋三,也就没有新安保法。在2015年夏天,为了强行通过新安保法,安倍晋三几乎赌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并消耗了巨大的政治资源。如今,新安保法终于实施,但安倍似乎又在酝酿更大的政治目标。想方设法延长执政生涯对于日本首相走马灯式的轮换,许多人都已经习以为常,安倍晋三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但在2012年底再次执政后,安倍政权已经成为战后日     

安倍执政五年的日本经济:持续缓慢上行与政策调整

日本经济自安倍第二次内阁组建之初,就开始了新的周期上行阶段,直至2017年底形成了战后持续时间第二长的大型经济景气,俗称安倍经济学景气。其前期(2015年年末之前),在安倍经济政策推动下明确了经济复苏的方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改善,但受到提高消费税率的影响经济复苏趋势弱化,之后经济进入稳步的上行阶段。2016年以来经济状况大幅改善。这次经济上行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改善领域扩大和有一定的力度。五年来安倍政权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即由原来的以扩大需求为重点的安倍经济学,转向了以人才培育革命和生产率革命为两大支柱的供给政策。今后日本经济走向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国内外有利和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     

安倍:全年苦逼,撒金“刷存在”

正姓名:安倍晋三国家:日本年龄:61整个2015年,安倍晋三就没消停!可忙活了一年,结果还是不得人心。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到签订商贸合作协议等等,安倍在中亚国家花足了心思。2015年10月28日,安倍结束了为期一周的中亚五国行。旋风式访问结束后,日本宣布斩获270亿美元合同,并承诺今后5年内向中亚各国提供25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资金。此次出访,安倍携日本的商社、银行、成套设备厂商以及大学等50个企业和团体出访,是日本首相近9年以来首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规则意识探析

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必须依靠人们的自觉遵守才能发挥其效用。规则意识就是规则的意识化,在认同和接受规则的基础上意识主体形成一种自觉遵守规则的行为。规则意识的内涵首先是指关于规则的知识,其次是自觉遵守规则的愿望,再次外化为遵守规则的习惯。规则意识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它是制度功能实现的基础、减少制度执行成本与有利于制度本义的准确理解。规则意识的形成过程是规则通过人们的心理活动内化为意识的过程,外在表现为自我实施的行为。在我国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时期,培养和增强社会公众规则意识、发挥制度效用,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转变制度变迁方式,逐步扩大制度诱致性变迁的范围。     

翻案、修宪、扩军:安倍内阁的右倾化动向评析

安倍内阁的右倾化内政方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否认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彻底摆脱战后体制;不断挑起事端,借此强化军事力量。安倍内阁执意大力推进上述政策,原因有多个方面。但从大的方面思考,既有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与日本国家利益考量的背景,还包括日本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以及安倍个人政治理念方面的原因。     

社会变迁、行政法的变革与监察专员制度的发展

源于瑞典的监察专员制度,在社会变迁和行政法的变革过程中被不断改造,适应了控制行政权、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接受,在实践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本文从行政法内部视角发掘监察专员制度获得普遍适应性的根本原因和各种监察专员制度的共性,提出应借鉴监察专员制度,改造现有的信访制度,使之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起构成协同运作的公共申诉处理机制。     

论安倍的“美丽国家”政策思想

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在2007年7月29日举行的第21次参议院选举中遭受了空前的惨败。本文认为,若透过事物的表面做深入思考,安倍的创造“美丽国家”的政策思想应是其根本原因所在。作为思想观念上的深层原因,创造“美丽国家”的政策思想在本质上并不亲近国民,明显具有推动日本“大国化”的“新国家主义”性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安倍政权的政策重点才“偏离了国民的视线”,不仅直接令安倍领导下的自民党失掉了选举,而且长远来看,其影响还可能再度显现。     

安倍执政以来的“国家利益”论与媒体报道——基于《朝日新闻》“慰安妇误报事件”的个案分析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一国的兴衰与实现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二战时期,由于对国家利益的误判,日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家利益一词几乎成为禁语,但随着国际环境及日本国内情势的变化,国家利益论再度兴起并日益突出。特别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以强化国家利益为由不断加强对媒体的控制、监督,打击进步势力,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扫清障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2014年日本《朝日新闻》就错误报道慰安妇问题的道歉事件。而安倍之所以能够逆历史潮流大肆否认慰安妇问题,实现对《朝日新闻》的打压,主要是受国际环境变化、日本右倾化以及舆论保守化的影响。在日本政府和媒体报道日益严重的右倾化趋势下,日本若片面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必定会造成中日关系的紧张,对东亚地区安全造成影响,甚至重蹈二战的覆辙。     

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理念的提出、动因及挑战

2018年9月,安倍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提出了"战后外交总决算"理念,在此后的施政演说中表明决心开展和调整与东北亚邻国的关系,这是其从"远交近攻"到"重视近邻"的外交转向。当前,中日关系已重回轨道,日韩也早已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因此"战后外交总决算"的重点内容是日俄"北方领土问题"和日朝关系。安倍在东北亚地区的外交新趋向展现出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策略,意在摆脱在东北亚地区的孤立困境,摆脱战后体制,增加外交回旋余地。但安倍要想达成"战后外交总决算"目标绝非易事,不仅面临国内外压力,与东北亚邻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难以解决,缺乏具体可实施的具体路径,要想真正彻底清算战后外交,关键在于其能否从世界大格局的高度处理与邻国的关系。     

安倍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新方法”及其战略考量

安倍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新方法,是改变以前在领土问题上要求经济合作与领土问题挂钩的扩大均衡模式,同意优先发展对俄经济合作,通过改善日俄关系,促进领土问题的解决。其目的除希望打破日俄领土问题僵局外,更重要的是要与俄建立密切的经济、安全合作,试图在战略上削弱和制衡中国。新方法表明安倍为应对中国崛起后东亚战略均势变化在对俄外交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也是在积极和平主义方针下企图主导地区安全形势的重要步骤。     

制度经济学视域下的草原生态退化原因分析

近年来,随着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扭转.草原生态的持续退化,属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结果使然.其中,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带有根本性的关键因素,遏制草原生态退化,保护草原生态环境,须顺势应变,推进制度创新,此为治本之策,特别是草原产权制度创新,唯有如此,方可达到纲举目张,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果.     

安倍内阁的中东外交:战略、地区秩序与困局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中东外交成为日本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日本力图在中东地区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跨国经济环流;通过创建新的能源贸易规则,谋求改变全球能源版图;通过对话扩散价值观及政治理念,在中东地区培育构建全球秩序的支持者。这些战略层面的政策与行动,构成了日本积极主动的中东外交的核心。但在地区秩序层面,日本总是通过平衡各方关系并兼顾与美国的同盟立场,来充当地区政治协调者的角色,故日本的中东外交又往往表现出被动应对的特征。要化解这一内在矛盾,日本只有拓宽自身的战略视野,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开展战略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维护自身利益。     

安倍内阁的“强首相”决策过程分析

2012年12月执政以来的安倍内阁,其决策过程呈现官邸主导、政官合作、政高党低、朝野交错的特征,从而导致了强首相这一趋势。首相官邸在决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以官房长官为核心展开政策磋商,信赖官僚并善于发挥其作用,执政党追随政府决策,朝野政党的政策主张相互交错。这样的决策过程,是为了满足日本全面正常国家化战略转型的现实需求,却也可能由于缺乏决策制衡而误导日本的国家发展。     

安倍政府“战败束缚总清算”:法制保障与战略重构

安倍政府实施的"战败束缚总清算",其内涵不同于"摆脱战后体制"。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的前三年,通过立法和修改法律,建立了法律和制度保障,大力清除战败束缚,相当程度上架空了宪法第九条。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安保领域的最高纲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划定了推行印太安保战略的地理界线及实施路径;全面展开防务、太空、海洋、网络及日美同盟等领域的战略重构;用内阁决议替换了束缚日本海外派兵作战的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构新安保法制,确定了日美同盟升级的方向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