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首相访华与中日关系发展”笔谈

各位作者的核心观点综述如下:(1)在中美博弈的架构下发展中日关系尤为重要,但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政治互信,用"东亚方式"来解决问题。(2)安倍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本质上是"避险平衡外交"。鉴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也需要努力发展中日关系。在经济领域,双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3)安倍作为右翼政治家,在思想与现实方面摇摆不定,发展中日关系要晓之以理。(4)在安倍政府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背后,应该清楚地看到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历史上的以小博大和与强结盟的国际关系行为,要加以警戒。(5)安倍访华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两国存在诸多近期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双方关系的改善能够促进民间往来,对地区局势缓和也有积极影响。(6)中日关系存在着积极的确定性因素,包括日本长期政局的稳定性、安倍个人需要政治遗产和日本内政外交的稳定性等,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美国对中日关系改善的认知和日本自身的意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等。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采取了更为实效的即"低调"的方式谋求双边关系的改善。     

从日本社会调查看中国的软实力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之后,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软实力"的概念,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增长。通过对日本民众所做的有关中国文化及其软实力的调查发现:中国对日本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仍然薄弱,尽管其中有关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某些内容能够被日本社会所接受,甚至某些内容还受到推崇,但是在政治文化方面却遭遇抵抗。总体来说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文化价值缺乏认同,目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降低也与此有关。因此,中国要提高自身文化软实力,改善媒体的传播质量,以民间形式为主进行文化传播,这不仅仅是改善中日关系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     

超越台日关系中的“特殊情结论”——以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问卷调查为基础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国家核心利益,属于中国内政。但由于其历史形成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实际上超越纯粹的内部事务范畴占据了中国外交很大空间。由于在历史上日本曾对台湾进行过殖民统治以及现在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不少学者认为台日之间存在的"特殊情结"为日本右翼势力和岛内"台独"势力伺机提升台日政治关系提供了社会环境。本文认为台日"特殊情结论"是一个由少数台日知识精英利用冷战结束后中日战略关系新框架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背景下,通过媒体放大制造出来的一个现象,这一认知甚至被内化为中国大陆看待台日关系的基本框架,这实际上是相对于中日关系不紧密而反射出来的误认知。本文通过对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对台日关系中"特殊情结"的认知加以考察,并以此为基础,重点从中日关系的视角分析"特殊情结论"的形成机理。为突破台日"特殊情结论"的思维框架,中日双方需要减少"美国中心思维范式",构建新的良性战略互动关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中日民间相互认知与中日关系重构

中日关系是当代中国对外交往中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决策者对重大问题的决断，也受制于中日民间的相互认知。目前，由于认知情景和认知偏见的影响，中日民间的认知时常以错误知觉的形式显现，这不仅妨碍了两国民众客观公正地认识对方，影响了中日民间关系向前发展，也严重威胁到中日国家间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不利于东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对日外交实践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外交实践富于创新,科学看待当今时代、推动实现和平与发展,精准定位中国角色、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构成其核心内容。习近平外交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系统继承、创建性发展中国历代领导人有关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并在中国对日外交实践中得以充分展现: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从世界和平稳定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定位中日关系;坚持"两分论",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原则问题绝不让步。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而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需要"量身打造"。     

中日关系“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论钓鱼岛问题与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影响

当前的中日关系恶化容易,改善难。2010年9月钓鱼岛事件再度引发中日领土主权争议,并造成两国关系和民众感情恶化。同年末出台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对中日关系将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抬头。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的化解,需要双方拿出诚意与智慧。     

公明党及其对华政策的演变

公明党作为日本联合政权的一员,对日本内政外交具有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公明党与创价学会实行"政教分离",90年代进行分化重组。1999年参加联合执政以来,其政党结构成分、国会形象、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自民党的关系、安全保障政策、与创价学会的关系等都发生了变化。公明党长期坚持对华友好方针,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架桥铺路,邦交正常化后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关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始终坚持日中友好。近年日本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公明党坚持"中道主义"的基本理念和"与民众一起"的根本方针没有变。公明党的主要政策特征是坚持和平主义和实行民众福利。公明党在今后中日关系发展中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虚幻的"安全困境"与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变迁

冷战结束后中日安全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控制这种安全关系的枢纽是"历史镜像"与"现实映像"交织形成的所谓"安全困境".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敏感神经.由于中日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增强,特别是日本国内的社会变迁导致其国民的恐惧危机意识加剧,使日本的自我中心定位意识加强,这为"虚幻的安全困境"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可持续地改善中日安全关系就要揭开安全困境的面纱,关键是要弱化日本国内的恐惧危机意识,实现其政治保守化和右倾化的转向.     

中日关系现状与两国媒体的作用

本文就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几种原因进行了分析。其中,着重分析了中日两国的新闻媒体,尤其是日本新闻媒体的中日关系报道,并指出了新闻媒体应尊重事实,全面、客观地报道,不仅是新闻宣传工作的最基本职责,也应是推动和改善中日两国民众相互认识,进而改善中日关系的桥梁。     

从历史记忆和相互认知出发:避免中日冲突

中日关系的难题集中在日本所称"尖阁列岛"和中国所称"钓鱼岛"的领土争议上。中日之间发生意外和冲突的危险确实存在。一旦意外情况发生,中日要再次和解,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对于中日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不利的。要避免中日关系冲突,应该启动改善中日关系的艰难进程,深切希望中日两国和平共处,相互合作。日本应避免采取富有挑衅性的举动,中国则不以武力施压。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和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应当不断进行。     

多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看待今天的中日关系,需要在多个视角之下。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反转和多元结构特征,成为中日关系定位、认知与处理存在复杂性的重要成因。从安全重构的角度来看,中日在安全目标上存在巨大差异。中日之间的竞争性驱动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种竞争性驱动可能打不起仗来,但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从认知错位的视角认识中日关系,日本应该重新回到欢迎和支持中国发展的轨道,中国应该理解和支持日本不以中国威胁为目标的"正常国家"的努力进程。     

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钓鱼岛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历史文献证明,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日本必须把于1895年窃取的钓鱼岛群岛完整地归还中国。石原慎太郎和日本政府妄图通过"买岛"以彰显其"主权所有",这种"洗岛"阴谋必然破产。因钓鱼岛问题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果断应对已取得较好效果。今后中国应不断加强各种力量,掌握主动权,力争早日解决钓鱼岛问题,以使中日关系能够出现更大的跨越式发展。     

中日关系的“进”与“退”——基于“区分开来”原则预测的可能前景

中国对日方针的重要思想是要一分为二看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国坚持"区分开来"原则的重大外交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日友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导致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迅速升温,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晤开启了中日关系走向缓和的进程。当前中日关系仍面临困难,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后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是中日关系"退大于进",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二是中日关系"进大于退",中日关系保持缓和趋势。从中长期看,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手段介入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具体来说,日本通过加强各层次人员交流、吸引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宣传以动漫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推广日语教育等方式加强对华文化外交,试图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中构建一种和平的、酷的、文化的国家形象,其实质是以文化为手段,渗透其价值观,从根本上为"大国化"目标服务。虽然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缺乏真诚的态度,对华奉行双轨文化外交,导致其对华文化外交的成果有限。     

试论政治道歉对中日关系的良性建构

自2012年日本购岛闹剧以来,钓鱼岛争端等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持续紧张,霍布斯文化在中日关系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此形势下,中日要摆脱目前日益明显的霍布斯文化安全困境的敌对关系,回归洛克文化的正常竞争关系甚至向康德文化安全共同体的朋友关系转变,就有赖于日本对历史上侵略中国的错误行径郑重向中国做出政治道歉,转变自身施害者的身份和利益,增强中国对其温和意图的认知,降低威胁认知,改善日本的国家形象,从而实现两国和平友好的良性关系的建构。     

日本国内政治及其对“搁置争议”的影响

日本国内政治中存在鸽派与鹰派之争,除此之外,日本社会的"右翼"组织也时常影响各种政治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这三种政治力量观点不同,对中日"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鸽派主张遵守两国关于"搁置争议"的默契,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鹰派则得寸进尺,主张对钓鱼岛实行"实效统治";"右翼"常常采取过激行为刺激中国。随着各派在日本政治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消长,中日关系也受到相应的影响。     

舆论中的中日关系:症结与分析

后冷战以来,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带来 了包括社会舆论和相互认识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与碰撞。同时,舆论也 是体现国家意愿的直接决定因素之一。本文从社会舆论“三极模式”的分析方法角度,研究 了日本媒体对华舆论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政府决策与公众的倾向,认为日本对华舆论“倾向 化”与日本国民意识变化有相关性,也反应了日本政治在后冷战以来“总体保守化”的基本格 局。因此,本文对分析中日关系的现状与症结,以及中日双方调整对策提供了量化的材料 依据。     

日本外交政策辩论和大国博弈中的中日关系

日本在后冷战时期就其外交方向展开了历经十多年的政策辩论,从而达成了"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的共识。这已经是日本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外交政策辩论。日本的每一次政策辩论,都带来了具有根本方向性的外交转型,同时也对日本对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把中日关系放到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大格局来看,更能说明"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一铁律。中国应认真研究日本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潮的发展与互动,从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战略高度出发,充分利用并发挥中日关系中的正面因素,在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积极推动对日外交,从而逐渐改变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不对等状态。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