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南太平洋外交战略演变与太平洋岛国峰会——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

由于二战后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国外交发生演变,有必要探讨日本从环境外交向海洋外交转变过程中对该地区的外交定位。二战结束后,日本势力一度彻底退出了南太平洋地区。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和南太平洋岛国纷纷独立整合组建"太平洋岛国论坛",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重新开始加强对该地区的外交攻势。此后,通过举办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逻辑实现了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的转变,在历史惯性和现实主义外交的双重作用下,日本力求在南太平洋地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与偏好的外交模式。目前,日本已将其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提升到与中东地区、非洲的"西翼"并重的高度,成为其海洋战略的"东翼"。中国今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将不得不直面日本的海洋战略,并与之展开博弈。     

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下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新态势

目前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过程中面临着日益紧迫的碳约束,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位。清洁能源作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主导因素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推动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已经成为一国优化外部发展环境、保障低碳竞争力以及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构建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国内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崛起,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经历了从"外生性能力援建"到"内生性制度化"外交的四阶段演进路径。特别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世界首位的清洁能源大国之后,其外交呈现出多层多轨、"南南"模式创新和伙伴关系网络化等新态势。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国内绿色发展的大力保障、国际体系的权力流变以及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能动性转向。该外交新态势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低碳转型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和能源新秩序构建中的话语引领力和制度性权力。     

观念与日本的中东外交

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不仅受到权力分配、石油需求等物质力量的影响,更受到观念因素的支配。影响外交行为的观念因素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观念,决定了行为体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战后日本外交的指导观念由"吉田主义"到"多边主义的国际贡献"再到"日美同盟贡献"的转变,强化了日本对自身政治大国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在目标设定上由"弱势介入"转为"强势介入"。第二层次的观念,为行为体达到目标提供了知识,并通过对现实环境的认知与归因为政策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指引。二战后随着主导介入中东政治的观念由"平衡价值交换"转向"构建地区秩序",日本对中东外交的介入方式也由"弱"变"强"。日本政府需努力证明它们与传统的和平主义政治文化之间在本质上不存在冲突。随着相关立法的不断推进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宪法修改,新观念正不断嵌入制度,并将最终演化为指导日本中东外交的长期战略。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安倍内阁国家安保战略的基本内涵与调整动向

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全力推动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转型,在国家、地区及全球三个层面构建起结构相对完善的新安保战略。日本制定新安保战略旨在更有效地保障本国安全利益,具体而言,国家层面的安全利益依赖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与日美军事同盟来保障;地区层面的安全利益由日本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共同维系;全球层面的安全利益主要通过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来维护。安倍内阁对国家安保战略的调整具有系统性,它全面拉开了日本国家防卫由守转攻的序幕:一是强化自主防卫能力与日美同盟;二是构建地区安全合作网络;三是提升对国际安全事务的介入能力。我们必须对日本在安保领域的这一系列动向保持密切关注,并妥善应对其负面影响。     

日本“印太构想”及其秩序构建

"印太构想"本质上是在国际秩序面临变动的新环境下,日本试图在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板块"印太"地区构建一个新秩序的对外战略,具有被动应对和主动构建的双重动因,旨在塑造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秩序环境。在战略推进中,"印太构想"注重构建基于民主价值观的指导性联盟、强化规范性的"规则"、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地区一体化,以及提升地区整体安全能力、构筑安全秩序环境等,试图构建出日本主导的印太秩序。"印太构想"对秩序的构建呈现出基于连接的一体性、结构的差序性、合作与对抗并存的矛盾性等特点。"印太构想"及其推进,体现了新时期日本的战略性秩序观,需要深入研究。     

日本的非洲能源战略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实现石油进口多元化是日本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油价的持续波动和大国能源博弈的加剧,以及非洲石油能源地位的提升,日本开始加速实施非洲能源战略,以保障能源的稳定可靠供应。通过积极开展能源外交,日本逐步强化与非洲产油国的合作关系,并力图提高在非洲大陆的政治影响力。面对日本"进军非洲"战略构成的影响和挑战,中国一方面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积极应对,另一方面也要从官方和民间层次借鉴日本海外能源开发的一些做法。     

美国对日外交的多维审视

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后,为应对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崛起和日本政坛"地震"的多重挑战,采用"巧实力"外交手段维持美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骤变为由,利用自身的军事优势、联盟体系强行介入东亚地区事务,形成对东亚地区的"主导"。通过对日多层次的"沟通",影响日本当局对区域安全局势的判断,使日本放弃了塑造新的地区秩序意向,回归到寄自身安全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结构的传统道路上,最终完成了对鸠山政权调整日美两国关系意图的压制,在日本政权更迭之际成功地维系了美日两国"主从"关系的现状。美国对日外交对我国维护东北亚安全利益具有重要启示。     

在世界大变局中推动国际秩序演变的方略和新视角

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中国应根据不同情势采取维序、改序、增序、融序和创序的"五序"方略。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国际安全、经济、政治秩序,同时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全球化转型带来重大影响。国际秩序演变受制于大国战略竞争,中国要在妥善应对这场新式且持久的大国战略竞争中积极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要坚持不懈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将其作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有效路径,为此,要推动伙伴关系的"六化"——战略化、全面化、全球化、多样化、网络化、持久化,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要义的国际秩序观,并在新领域的建章立制方面积极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新的全球主义,催生新全球观和新人类观,这决定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诉求及属性,它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并通过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引领海洋秩序的变革与建设。     

“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

日本为构建与扩大海洋国家联盟,积极推动与英国的安全防务合作和交流,其中尤为注重推进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这一战略动向值得关注。在日本积极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建的背景下,日英安全防务交流与互动相比之前更加频繁和高效,加之双边固有的意识形态认同,推动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两国不仅以安全防务交流为重点,还积极深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与"海洋秩序",寻求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进行合作,进而成为印太地区新的不确定因素。日英在战略利益和外交需求上存在互补,均强调共同价值取向,并与美国同盟机制联动,促进了日英关系"准同盟化"。但两国在国家利益、外交定位、战略指向方面存在"分歧",加之均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将制约这种"准同盟化"的发展。     

安倍“战略外交”及其对华影响评析

安倍上台以来,以"俯瞰地球仪"视野倾力推动其所谓的"战略外交"。战略外交的开展,以深刻的国内外形势变动及日本战略调整为背景,以维护体系、提升政治、助推经济、保障安全、制衡中国为主要目标,以政治性外交、经济外交、安全防务外交、社会文化外交为达成路径,以全球治理、"价值观"纽带、经济协力、安全合作、社会贡献等为实施方法,行为特点则有顶层设计、综合统筹、全球经略、借美出海、内外互动等。战略外交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展开的"包围外交",已在战略、外交、安全、经济等多个层面,对中国的发展及安全利益产生影响。中国应着眼全球、着手双多边,保持定力、扬长避短、多向操作、综合平衡,展开应对之策。     

中国全方位外交下的对日战略探析

中国的全方位外交是新时期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的重要战略选择。日本的多重身份定位决定了它是考验中国外交智慧的一项重大课题。冷战结束至今,中日关系在纠葛中寻求协调,而近年来美国重返亚太以及日本对华战略疑虑强化,使得两国纠葛情形更多出现于人们视野,并增加了协调的难度。为更理性把控中日关系,助力全方位外交,中国需找准双方在历史与现实冲突、文化与意识反差、"一山二虎"对峙、大战略同类别与异目标等方面的纠葛结点所在,从"核心利益底线思维"、外交路径拓展、地区多边机制深化、坚持不懈自强等路径来探寻具有针对性的对日战略。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与走向

东南亚国家是战后日本开展外交最早、影响最大、根基最巩固的地区之一。日本根据自身对外战略的转移与东南亚地区形势和地位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东南亚的外交战略,显示了其政策上的连续性。为了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加快政治大国步伐,以夺取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成为了日本外交战略演变的根本动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东南亚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平衡,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一体化进程,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深化与经济盟友关系,加强与中韩等东亚大国的合作,提高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水平等方面,势必成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新走向。     

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构想与实践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新焦点,而掌握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已然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展现出较强的"积极性"。日本将建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视为外交新任务之一。在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上,日本主要强调"三化一可"("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的理念性原则,以突显其在规则设计上的"高质量和高标准"特征。在实现路径上,日本在双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设想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规则,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提升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关的基础性战略辅助。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为切入点,"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政治形象,对外彰显"大国"政治影响力,对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其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创造基础性条件。但囿于国内经济界的意见与设想、日本自身的外交能力与影响力、对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用,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格局的嬗变等多方面因素,未来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取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1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

21世纪初期日本的安全战略主要着眼于日本周边、亚太地区以及与日本经济密切相关的波斯湾地区.其主要目标是(1)确保日本本土的军事安全及经济、社会安定,即有效防止军事入侵,防止难民大规模流入等事态发生;确保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使日本20年后在经济规模上仍能稳居"大国"地位.(2)确保自日本本土至东南亚和中东海上运输线的畅通,有效应对沿线地区的突发事件.(3)稳定周边环境,以"美主日从"的方式参与主导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日本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为调整、加强日美同盟;强化"自助"努力,增强防务力量;加强周边外交,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试析冷战后日本的能源外交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尤其缺少石油这一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战略物资.冷战后,为了降低石油进口渠道过度集中的风险,日本加紧实施石油来源多元化的战略.目前以及今后日本能源外交的重点主要在中东、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亚以及非洲.日本开展的能源外交既有其固有特点,也有其不利因素.     

重新思考日本的中亚外交战略

中亚地区开始处于日本外交的边缘，之后日本逐渐将中亚地区作为其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要选择和展示其大国地位的舞台，但是收获很少。伴随日本的中亚外交逐渐从重视双边关系转向重视多边合作，很多分析家开始认为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已经发展成为外交战略。但事实上。日本的中亚外交缺乏连续性，也没有整体性的全面的外交战略．并且追求具体的政策目的胜过战略目的。     

日本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与应对

秩序问题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科学判断和系统把握国际秩序变革中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应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加以考察。从历史视域下日本国际秩序观的演进、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认知以及"百年大变局"下日本对秩序变革的应对三个方面来分析日本的相关认知与实践,发现:"华夷秩序"下的日本,基于实用主义原则,在尊崇秩序中心的同时努力维护自身独立性;到近代,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日本谋求摆脱、参与颠覆"华夷秩序",实现"脱亚入欧",继而又从欧美主导秩序的追随者转变为挑战者;经历战败、美军占领、民主化改造后的日本,选择接受并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并保持动态调整、努力趋利避害,形成独具特色的国际秩序观。百年大变局下,日本致力于提升"综合战略活跃度",修补陷入危机中的国际秩序,其与秩序的互构关系既体现了历史延续性,又呈现出新特点。     

小国的自我认知与外交行为:冷战后新加坡外交的演变与新挑战

新加坡虽是小国,但在冷战后其外交成就显著,究其原因是新加坡的自我认知判断明确,因而研究新加坡的自我认知对于理解其外交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加坡的自我认知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区域秩序的参与者和"全球性城市"。从地区来看,新加坡以东盟为中心建构东南亚的区域秩序,融入区域秩序当中,并把新加坡对区域秩序构建的理念推广开,成为区域秩序构建的重要领导者。从全球来看,新加坡作为"全球性城市",积极发挥外交的自主性,利用地缘政治优势、科技实力、软实力等展开广泛的外交,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为新加坡谋求更为广阔的外交空间。然而,随着中美等大国间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又逢新冠肺炎疫情,新加坡的外交面临新的挑战。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能源外交战略构建

随着能源对于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不断提升,能源外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中心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能源外交在能源多元化、机制化、新合作模式和新能源等领域的重要进展。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能源外交面临着来自能源安全、国际能源新秩序、气候和新能源等诸方面的挑战。面对新的挑战,本文从能源规划、能源金融秩序、协调机制、合作机制和新能源外交等五个方面,探讨后金融危机时期构建能源外交战略的途径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