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走势与经济政策分析(2015~2016财年)

自"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经济经历了短暂的复苏,但仍旧步履维艰。本文回顾2015年以来日本经济在GDP、对外贸易、个人消费支出、CPI变化率和预计的消费税改革等方面的表现,对2016财年及今后日本经济的走势作以展望。今年初,日本银行在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QQE)的基础上又推出了负利率政策,配合"安倍经济学"第二阶段的新"三支箭"。在经济低迷、通货紧缩以及社会人口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安倍政府将面临很大的挑战,而日本景气的恢复也前途未卜。只有更好地落实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措施,日本经济才能根除病灶,面向未来。     

“安倍经济学”的构想与困境

安倍政府竭力推崇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希望以此扭转日本经济的长期颓势。但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强烈对比,造成安倍经济学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受其影响,强烈的通胀导向性成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强烈的政治主导性和严重的对美政策偏向也成为其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尽管安倍政府为构建安倍经济学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日本经济仍面临着重大的现实困境,原本的倍增计划变成"倍减经济"。     

日本的景气复苏及其前景展望

新世纪初,日本出现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复苏,摆脱了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的长期停滞局面。这次景气复苏的特点是波动起伏、出口带动、民间主导和发展很不平衡。企业素质提高、企业经营方式调整、结构调整、科技投入和科技进步、出口增加、“中国特需”和超金融缓和政策是景气复苏的主要原因。从目前情况看,这次景气复苏有可能延续到2007年。在外部因素中,美国经济减速将成为影响日本景气复苏的不利因素,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中国特需”将继续成为推动日本景气复苏的有利因素。     

“安倍经济学”的出口促进效果评析

"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即"大胆的货币政策",其核心内容是仿效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达到通过日元贬值刺激出口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从目前情况看,日元贬值并未带来日本出口的实质性增长,反而由于其进口需求弹性小,使日本的贸易收支条件不断恶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J曲线"效应的作用外,还因为受到美国、欧盟、中国等日本几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放缓、进口需求疲软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美、欧、中等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以及"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特别是第三支箭实施效果的逐步显现,相信通过一年左右的调整期,在国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带动出口增长的效果会逐步显现出来。     

日本产业的基本发展状况、方向与存在的问题

2012年底安倍再次执政后,实施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一揽子经济政策。早期的安倍经济政策是把重心放在摆脱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上,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日本社会存在着由于少子老龄化、服务经济化的加深导致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等结构性矛盾,是制约日本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根本因素。因此后期安倍将政策的重心转向了以调整结构和提高生产率为核心的供给侧。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产业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但是由于成熟性的产业结构,不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传统制造业恢复缓慢,第三产业占比高但生产率难以提升。为解决上述矛盾,日本政府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分析

自 2 0 0 2年下半年起 ,日本经济开始走向复苏。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的前两次经济恢复相比 ,这次复苏摆脱了政府经济政策刺激型的被动景气恢复模式 ,以出口增长和国内企业设备投资扩大为主要特点 ,呈现出了一种自主型经济复苏的迹象。然而 ,虽然日本经济已步入复苏的轨道 ,但复苏的基础依旧脆弱。无论是出口贸易增长带动的外需扩大 ,还是国内设备投资增加导致的内需回升 ,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性 ,而这种不稳定性的内在根源则在于日本政府的经济结构改革未能取得较大进展。同时 ,由于日本国内存在着针对结构改革的反向促进作用 ,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并不乐观。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析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消费、分配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战后日本出现了16次经济周期波动,本质原因在于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如周期缩短、周期波动幅度缩小、多种周期形式相重叠、在中周期视角下的扩张期延长与长周期视角下的慢性衰退延长等等,究其原因,在于固定资产频繁更新与设备投资频度加快、技术革命与技术创新迅猛发展以及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深度干预。"安倍经济学景气"成为战后第二长的经济景气期,但"无实感"成为其最大的特征,长期低迷和慢性衰退依然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基调。     

论“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结构性改革始终被视为解决日本经济复苏乏力的有效处方。2012年末启动的安倍政府同样意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和制度结构改革两个维度统合实施结构性改革相关措施。尽管其中不乏亮点,但因政策自身存在严重缺陷,加之改革进程受到传统政治经济运营体系的制约,致使"安倍经济学"所倡导的结构性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一改革的失败,暴露出日本经济依旧存在政策的"妥协性"与市场的"有限性"等结构性弊端。     

“第三支箭”与日本经济未来走向——修订版“日本再兴战略”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6月24日,日本政府出台《"日本再兴战略"2014年修订版——对未来的挑战》(以下简称"修订版再兴战略"),并在同日公布《2014年经济财政运营及改革基本方针——从通货紧缩到良性循环的扩张》(以下简称"基本方针")。此举不仅标志着安倍内阁展现其执政第二年的主要经济政策,更描绘出备受关注的"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经济增长战略的升级版政策路线图。     

安倍内阁对外经济政策与日本对外经济发展

面对复杂、多变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新形势,再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就任之后,出台了一系列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新经济政策,并基于自由开放的"环印度太平洋"新型外交战略,制定了"对内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对外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相结合内外一体化的多层次对外经济政策。通过一系列对外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日本总体对外经济发展状况有所好转。日本采取以FTA·EPA为特征、以产官研共同研究为主导、以开发合作为辅助的区域经济主义合作模式,取得了一定积极成果。同时,日本通过对外积极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以及对内持续鼓励对日投资的贸易投资政策,促进对外投资与收益增长,而对内投资则未摆脱世界低水平现状。     

“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结构转型

"安倍经济学"堪称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政策的一场重要变革。它一改过去以凯恩斯式财政刺激为主的方式,选择遵循通货再膨胀学派的理论,通过大胆导入非传统金融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政策特别是经济增长战略的改革政策组合,试图以此推进经济转型、实现"摆脱通缩"的目标。迄今改革已取得切实成效,不仅就业形势大幅好转,企业部门的业绩改善也非常突出,为日本经济结构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由于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两项改革的力度不足,导致了此次经济改革的结构失衡,造成了"央行独舞"的尴尬局面,难以控制的外部风险,特别是异次元金融宽松政策的未来"出口问题",也将对日本经济带来新的严峻考验。     

安倍经济学能否破解日本经济难题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宏微观难题日益凸显。为破解这些经济难题,新一届安倍内阁推出了涵盖金融、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增长战略的安倍经济学。目前,其财金政策在破解宏观经济难题方面可谓初战告捷,有望结束通货紧缩。但其经济增长战略在破解微观经济难题上,离大获全胜还任重道远。新增长战略尽管在关注企业利益、注重外需等方面迥异于民主党,但今后能否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推行结构改革,关键还在于安倍的执行力。若改革成功,日本实现经济复苏;若失败,不仅导致经济低迷、财政危机的表面化,甚至可能动摇世界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日本经济民族主义新论——兼论“安倍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特征

经济民族主义曾经在日本的经济成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成功也更加强化了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经济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从经济政策的动机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化的关系具有调和性;从经济民族主义基本形态的变化来看,国家、企业、国民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从国家战略的转变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重心由经济需求向政治需求转变,导致日本对外经济关系陷入了民族主义困境。这些变化在"安倍经济学"中都得到了体现,如果不能有效平衡这些调和性与矛盾性,"安倍经济学"可能会受挫,进而导致出现两种倾向,即在日本国内由经济优先向政治为中心转变,在对外关系上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更加紧密结合。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 "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安倍国防学”的二次政策跃进评析

"安倍国防学"——安倍在安全防卫领域的系统政策是其实现"正常大国"的主要工具之一。继2013年以颁布三份安全政策文件、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NSC,制定保密法等三大举措,实现世人关注的第一次跃进后,2014年安倍国防学又以三大举措展开了甚为关键的第二次政策跃进,即转变禁止售武的"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动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第二次跃进,从动摇国之根本——国家基本政策原则的角度上说,其意义当大于2013年的第一次跃进。它极大地加速了日本走向国防"正常化"的步伐,并与第一次跃进配套,使得日本作为军事大国的框架初步浮现、骨骼基本形成。同时可以看到,第二次跃进的每个举措都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有所影响,对中日安全关系产生了波及效应。     

国际金融危机与日本经济的景气衰退

日本经济从2002年开始，经历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景气扩张阶段。2007年以来，日本经济受自身周期波动因素和外部市场变化的影响，特别是今年中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景气扩张阶段终结并出现了深刻的衰退趋势。这一趋势在股市、汇市等市场方面、产业经济方面和企业经营、就业等各方面都表现得极为明显。预计日本经济将在明年年底结束本轮调整。     

辩证解析机器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2015年1月日本政府公布《机器人新战略》,安倍晋三首相强调当年是日本"机器人革命元年",高度重视"机器人革命"对振兴日本经济的作用。机器人产业发展对日本经济社会可能产生深刻影响,包括提高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缓解少子老龄化导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等。安倍内阁提出使日本经济规模在2020年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但机器人产业难以成为近期振兴日本经济的"救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机器人革命必然失败,因为要实现以机器人革命为中心的增长战略,不可能在数年内立竿见影。从中长期看,如果日本能真正实现为推进经济社会结构改革所必需的规制改革,机器人革命振兴日本经济的前景未必不可预期。     

试析“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一体两面的战略互动关系

"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后者的灵魂、精髓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最终战略指向,两者呈正比关系。日本以东亚大变局和美国重返东亚为契机,利用其惯用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和娴熟的外交手腕,试图通过制造新的对立和冲突,将日本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优势,非常巧妙地转化为强大的地缘经济优势,以重温旧梦,再次崛起。     

安倍内阁新《海洋基本计划》安保政策评析

日本《海洋基本计划》是在《海洋基本法》指导下制定的重要海洋计划,对日本的海洋安保、海洋经济、海洋人才等方面建设均有重要指导作用。2018年安倍内阁根据国内利益诉求和对国际形势新情势的认知制定了新《海洋基本计划》,为安倍内阁在2018-2022年的海洋政策提供基本指导。其中海洋安保政策是该计划的重要内容,主要表现为加强国内整合与国际合作相结合、注重情报作用的预防性外交、扩大地缘空间、强调综合安全等方面,深刻体现出安倍内阁进一步向积极的自主政策转向的意图。新《海洋基本计划》安保政策是安倍内阁安保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日本钓鱼岛政策及其走向

截至当前,中国学者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其主权归属问题,而对于日本钓鱼岛政策总结、归纳不够。钓鱼岛主权争议牵涉复杂的历史和法律问题,这意味着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主权的斗争将会旷日持久。因而,对日本钓鱼岛政策的历史与动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认为,日本钓鱼岛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帝国政策"(甲午前后至"二战"结束)、"务实政策"("二战"结束至冷战时期)、"法理政策"(冷战结束至钓鱼岛"国有化")和"联盟政策"(钓鱼岛"国有化"至今)阶段,并分别呈现出不同的侧重和特点。当前的安倍政府是联盟政策的集大成者,这种政策以美日同盟为核心,以价值观联盟为纽带,以海洋国家联盟为新的战略框架。中国需从日本的联盟政策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