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走势与经济政策分析(2015~2016财年)

自"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经济经历了短暂的复苏,但仍旧步履维艰。本文回顾2015年以来日本经济在GDP、对外贸易、个人消费支出、CPI变化率和预计的消费税改革等方面的表现,对2016财年及今后日本经济的走势作以展望。今年初,日本银行在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QQE)的基础上又推出了负利率政策,配合"安倍经济学"第二阶段的新"三支箭"。在经济低迷、通货紧缩以及社会人口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安倍政府将面临很大的挑战,而日本景气的恢复也前途未卜。只有更好地落实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措施,日本经济才能根除病灶,面向未来。     

日本产业的基本发展状况、方向与存在的问题

2012年底安倍再次执政后,实施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一揽子经济政策。早期的安倍经济政策是把重心放在摆脱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上,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日本社会存在着由于少子老龄化、服务经济化的加深导致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等结构性矛盾,是制约日本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根本因素。因此后期安倍将政策的重心转向了以调整结构和提高生产率为核心的供给侧。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产业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但是由于成熟性的产业结构,不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传统制造业恢复缓慢,第三产业占比高但生产率难以提升。为解决上述矛盾,日本政府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论“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结构性改革始终被视为解决日本经济复苏乏力的有效处方。2012年末启动的安倍政府同样意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和制度结构改革两个维度统合实施结构性改革相关措施。尽管其中不乏亮点,但因政策自身存在严重缺陷,加之改革进程受到传统政治经济运营体系的制约,致使"安倍经济学"所倡导的结构性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一改革的失败,暴露出日本经济依旧存在政策的"妥协性"与市场的"有限性"等结构性弊端。     

“安倍经济学”的构想与困境

安倍政府竭力推崇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希望以此扭转日本经济的长期颓势。但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强烈对比,造成安倍经济学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受其影响,强烈的通胀导向性成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强烈的政治主导性和严重的对美政策偏向也成为其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尽管安倍政府为构建安倍经济学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日本经济仍面临着重大的现实困境,原本的倍增计划变成"倍减经济"。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 "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新加坡的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及其启示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兴起,新加坡相继推出了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计划及其政策,以加快迈向"工业4.0"时代.新加坡实施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旨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应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缓解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以智能制造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以及重塑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新加坡确定了产业转型的23个重点领域、科技创新的七大领域和人工智能的五大领域,重视研究开发和创新创业,促进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构建全球首个智慧国家.虽然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时期,但是新加坡的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已初见成效,然而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与障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新加坡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的实践可为我国提供借鉴.     

“安倍国防学”的二次政策跃进评析

"安倍国防学"——安倍在安全防卫领域的系统政策是其实现"正常大国"的主要工具之一。继2013年以颁布三份安全政策文件、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NSC,制定保密法等三大举措,实现世人关注的第一次跃进后,2014年安倍国防学又以三大举措展开了甚为关键的第二次政策跃进,即转变禁止售武的"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动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第二次跃进,从动摇国之根本——国家基本政策原则的角度上说,其意义当大于2013年的第一次跃进。它极大地加速了日本走向国防"正常化"的步伐,并与第一次跃进配套,使得日本作为军事大国的框架初步浮现、骨骼基本形成。同时可以看到,第二次跃进的每个举措都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有所影响,对中日安全关系产生了波及效应。     

“范式均势”视阈下安倍内阁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应对

"范式均势"意指建立一个由相同价值观国家和地区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以与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国家形成势力均衡的态势。安倍认为,中国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异质性"国家,因此日本应制衡中国崛起,最佳途径就是构筑所谓"范式均势"。为了能在其中发挥积极制衡中国的作用,安倍强调日本应大幅提升军事力量并解禁集体自卫权。此举有违和平宪法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等目标。对华战略与安倍意欲实现的政治目标息息相关。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竞争和角力势将持续下去,两国的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亦有进一步加剧之虞。     

面孔

正安倍新一年讨要北方四岛,俄曰免谈!新年第一天,安倍就两度提及"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问题。一次是在新年致辞中,他信心满满地承诺,将在今年加速与俄罗斯谈判"缔约"。安倍认为,对日本而言,现在正是解决战后外交问题的最佳"窗口期"。安倍之所以认为当下是解决四岛问题的最佳时期,一是俄罗斯遭遇美欧持续多年的制裁,内忧外患,在外交上需要     

从“双层博弈”理论看冲绳基地问题

安倍政府在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的博弈目的在于,借国内外"双层博弈",阐述"积极和平主义"特定逻辑。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内涵具有不明确性。安倍政府亟须借助围绕基地问题的"双层博弈"等途径,建构全面指导日本内政外交的"积极和平主义",以期既能使基地博弈成为实现大国发展战略的一环,又能使"实现特定意义下的军事政治大国化"的政策逻辑得到具体"实践",影响并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的惯性思维,进而使人们无意识地忽略"确保日本安全"与"军事政治大国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安倍政府甚至可能因此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日本会议与日本右倾政治分析

日本会议的存在,是日本近年来政治右倾化的根源之一。日本会议对当前的日本政治有很深的渗透。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保护日本之会"和"保护日本国民会议"两组织,其渊源是右翼宗教"生长之家"。日本会议被日本右翼组织"日本青年协议会"操纵,因此可以认定是一个右翼组织。日本会议与安倍晋三互相利用,安倍实际上成了日本会议在日本政界的代言人,日本会议也是安倍依赖的政治基础之一。当前日本会议面临困境,该组织的右倾思想和民族主义主张与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并不一致,与安倍的内政与外交目标也并非完全趋同,甚至与其宗教"母体"生长之家的新理念背道而驰。如果今后日本会议与安倍内阁的结合出现松动,不但安倍的右倾政策将不得不有所收敛,日本政治右倾化也将受到一定遏制。     

重新审视日本“印太战略”：国内政治视角下的考察

全球主要国家的“印太战略”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于日本“印太战略”的研究基本聚焦于国际体系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分析其形成及演进机理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认为,日本“印太战略”是由国际体系压力经日本领导人战略认知、国内政府力量的传导后形成、调整的。文章以2012年末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至2020年9月卸任作为研究区间,将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嬗变作为两大阶段进行了剖析。本文提出,安倍晋三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在较大程度决定了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涵与走向,而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首相官邸及首相本人决策能力的强化为安倍贯彻自我认知、对“印太战略”的构建与调整奠定了客观基础。日本国内政治为观察“后安倍时代”日本“印太战略”及对外政策走向提供了较独特的视角。     

“安倍首相访华与中日关系发展”笔谈

各位作者的核心观点综述如下:(1)在中美博弈的架构下发展中日关系尤为重要,但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政治互信,用"东亚方式"来解决问题。(2)安倍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本质上是"避险平衡外交"。鉴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也需要努力发展中日关系。在经济领域,双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3)安倍作为右翼政治家,在思想与现实方面摇摆不定,发展中日关系要晓之以理。(4)在安倍政府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背后,应该清楚地看到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历史上的以小博大和与强结盟的国际关系行为,要加以警戒。(5)安倍访华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两国存在诸多近期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双方关系的改善能够促进民间往来,对地区局势缓和也有积极影响。(6)中日关系存在着积极的确定性因素,包括日本长期政局的稳定性、安倍个人需要政治遗产和日本内政外交的稳定性等,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美国对中日关系改善的认知和日本自身的意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等。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采取了更为实效的即"低调"的方式谋求双边关系的改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正日本研究报告(2018):安倍"超长期执政"背景下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杨伯江主编2018年4月出版/99.00元ISBN 978-7-5201-2438-6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人员联合南开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日本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年度研究成果。书中对2017年度日本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社会文化诸领域做了回顾,特别是围绕第48届众议院选举、安倍"超长期执政"背     

递阶式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探索与实践

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发展迅速,其产业需求、技术创新领先于高校专业人才培养。通过深度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将本科教育向产业延伸,进一步促进高校人才培养和产业结构需求要素全方位融合,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该文通过创建特色协同育人创新平台、构建产教融合课程实践体系、构建双导师实践指导团队等,形成递阶式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新模式,助力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     

俄罗斯工业化200年:回顾与展望

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执着于地缘安全、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的俄罗斯始终走在追逐强国梦想的道路之上.在人类近300年工业化进程的宏大叙事下,俄罗斯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追赶者、第二次工业革命赶超者、第三次工业革命领先者及至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探索者的角色转换.强国梦想牵引下的俄罗斯工业化之路成为人类工业化历史长河中浓墨重彩的...     

生态品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再生的新范式

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这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这个挑战当中,要么自我进化,与时代共生存;要么自我僵化,被时代淘汰.生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创造出生态品牌.生态品牌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品牌体系,而是一个物联网范式体系.     

社会创新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日本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

社会创新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日本近代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离不开社会创新的支撑。日本构筑"社会5.0"的政策目标是推动社会创新,支持日本利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创新成果解决社会问题,支持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使日本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领军者,获得领先优势。     

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

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TPP/CPTPP为龙头,以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与RCEP、中日韩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日本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日本“超智能社会”建设构想:内涵、挑战与影响

日本政府在2016年1月颁布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首次提出建立高度融合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以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为核心的"超智能社会"概念。"超智能社会"概念产生于日本社会经济结构日新月异的"大变革时代",是将各种"物"经由网络连接成系统,通过收集分析数据促进各系统跨领域应用,从而创造出新价值和新服务的社会形态。"超智能社会"不仅涵盖能源、交通、制造、服务等领域,未来还将涉及法律、商务、劳动力提供和理念创新等内容,它的推行或将对日本社会、经济、外交等产生深远影响。但日本要实现"超智能社会"的构想,不可能在数年内一蹴而就。从近期来看,日本政府面临社会认知、经济、安全、技术、伦理道德与法律等方面的诸多挑战;从中长期看,如果日本能真正实现为推进建设"超智能社会"所必需的改革,其对提升日本社会发展前景的作用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