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众议院大选与未来政局走向

第48届众议院大选是一次"召集即解散"式提前大选,选举过程凸显了日本代议民主制重形式而不重实质的工具主义色彩。各政党优先考虑政局而非民意,竞选政策鲜有亮点。民进党选前分裂,在野党各自为战,自公执政联盟得以巧胜。选举结果不具有转折意义,所带来的政局变化主要是在野党势力的此消彼长。有望超长期执政的安倍内阁,短期内将优先应对朝鲜"威胁",小幅改善对华关系,长期看仍将维持对内推动修宪和军事松绑、对外强化日美同盟和遏制中国的一贯路线。     

日本产业的基本发展状况、方向与存在的问题

2012年底安倍再次执政后,实施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一揽子经济政策。早期的安倍经济政策是把重心放在摆脱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上,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日本社会存在着由于少子老龄化、服务经济化的加深导致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等结构性矛盾,是制约日本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根本因素。因此后期安倍将政策的重心转向了以调整结构和提高生产率为核心的供给侧。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产业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但是由于成熟性的产业结构,不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传统制造业恢复缓慢,第三产业占比高但生产率难以提升。为解决上述矛盾,日本政府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安倍谋取长期政权的机制分析——基于选举政治学的视角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赢得众议院大选,日本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实现政权更替。此后自民党共经历两次参议院选举和两次众议院选举,在参、众两院都获得稳定多数议席。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从最初对"安倍短命内阁"的质疑转移到"安倍长期执政"可能性的探讨上。本文基于选举政治学的视角对安倍谋取长期政权的内在机制进行考察。首先,安倍以及自民党在政策议题的设定上尽可能满足选民的需求,对于同选民相背离的政策议题则通过灵活操作的方式在选举进程中将其规避。其次,通过政党党首形象的比较发现,安倍作为自民党党首的稳定性以及在选民中间较高的情感偏好是其支持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最后,支持安倍以及自民党选民层次的广泛性和稳定性是安倍谋取长期政权的基础。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 "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

历史认识不但是日本重构战后外交的起点,更是奠定战后国家定位的支柱之一。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基本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有所反省和道歉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修正主义意图借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来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并重构国家定位。具体到安倍内阁,其目标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安倍执政以来的事实证明,其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坦然走向未来。在国家定位上,安倍四处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但实质是借和平之名行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之实和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抓手,其结果不仅与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更将使得东亚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的前景也将晦暗不明。     

安倍长期执政的原因探析:社会变迁、制度设计、“安倍经济学”

第三产业急速发展以及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造成各种利益集团的组织规模及其政治动员能力的降低。同时日本正在进入工作与生活逐渐个性化的后工业化社会,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发生较大变化,其追求的亚文化具有"轻视或无视实证性、客观性"的"反知性主义"特征,他们是安倍政府的支持群体。泡沫经济崩溃后实施的一系列政治、行政改革强化了首相以及首相官邸的权力,特别是内阁人事局的设立,进一步使行政机构高级官僚受制于官邸。诸多"安倍经济学"基础上的政策实施及其效果,以及在野党的弱化,也是安倍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     

试析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以安保法案决策过程为中心

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是日本议会内阁制改革的一环,日本议会内阁制从"55年体制"的"共识型",向冷战后的"简单多数决定型"转变。日本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和内阁制度,完成这个转变。安倍上台后,推行首相官邸主导政治,通过考察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制定过程,可以管窥日本"简单多数决定型"议会内阁制和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的实质。安倍政权在制定安保法案受到自民党内势力制约,也受到执政联盟伙伴公明党的制约。安倍政权制定安保法案过程中,压制自民党内反对势力,也牵制公明党。安倍顺利通过安保法案有制度原因,也有日本社会全体保守化等社会原因。     

“安倍经济学”的构想与困境

安倍政府竭力推崇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希望以此扭转日本经济的长期颓势。但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强烈对比,造成安倍经济学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受其影响,强烈的通胀导向性成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强烈的政治主导性和严重的对美政策偏向也成为其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尽管安倍政府为构建安倍经济学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日本经济仍面临着重大的现实困境,原本的倍增计划变成"倍减经济"。     

面孔

正安倍晋三选年度汉字愿2019年是美好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日在官邸的记者会上选择"转"字作为代表2018年一年的汉字。安倍表示:"能否使未来好转取决于我们自身。日本将在2019年迎来重大的转折点,希望使之成为美好的一年。"关于具体内容,安倍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以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速和平条约谈判的共识,称"感到是日俄关系出现重大转机的一年"。此外,2018年6月美朝首脑会谈作为理由也被提及。     

冷战后日本国家角色的转变过程分析——基于角色理论的探讨

冷战后日本的国家角色经历了由"民生大国"向"正常国家"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东亚政治格局的两个重要双边互动结构——美日和中日,限定了日本所应扮演国家角色的内容,同时也制约了日本的对外行为。面对双重互动结构所形成的中美两国的对日不同角色期望,日本政府分别以角色交替和角色转换的手法来化解自身所承担角色的内在冲突,缓解了东亚地区局势的内在紧张。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政府明显背离了中国对它的角色期望,开始以一个现状改变者的面目出现。这种改变打破了东亚国家间原有的共同期望,加剧了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安倍外交依旧处于"角色试扮演"的阶段,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并未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完成角色的重新分配。日本最终只能回到安倍执政之前所确定的国家角色中去。     

安倍内阁新《海洋基本计划》安保政策评析

日本《海洋基本计划》是在《海洋基本法》指导下制定的重要海洋计划,对日本的海洋安保、海洋经济、海洋人才等方面建设均有重要指导作用。2018年安倍内阁根据国内利益诉求和对国际形势新情势的认知制定了新《海洋基本计划》,为安倍内阁在2018-2022年的海洋政策提供基本指导。其中海洋安保政策是该计划的重要内容,主要表现为加强国内整合与国际合作相结合、注重情报作用的预防性外交、扩大地缘空间、强调综合安全等方面,深刻体现出安倍内阁进一步向积极的自主政策转向的意图。新《海洋基本计划》安保政策是安倍内阁安保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宪法》实施70周年之际宣称,将在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之年实行新宪法。安倍为长期执政,最终实现修宪政治目标,决定于2017年10月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并获胜。围绕修宪问题,日本各种政治势力将继续较量,总体形势对安倍更为有利。安倍意在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最终在历史问题、天皇地位、自卫队运用、靖国神社、国旗国歌、国内统治等问题上,彻底瓦解体现日本战后和平进步势力所有主张的国内法基础,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重新审视日本“印太战略”：国内政治视角下的考察

全球主要国家的“印太战略”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于日本“印太战略”的研究基本聚焦于国际体系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分析其形成及演进机理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认为,日本“印太战略”是由国际体系压力经日本领导人战略认知、国内政府力量的传导后形成、调整的。文章以2012年末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至2020年9月卸任作为研究区间,将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嬗变作为两大阶段进行了剖析。本文提出,安倍晋三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在较大程度决定了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涵与走向,而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首相官邸及首相本人决策能力的强化为安倍贯彻自我认知、对“印太战略”的构建与调整奠定了客观基础。日本国内政治为观察“后安倍时代”日本“印太战略”及对外政策走向提供了较独特的视角。     

安倍执政以来的“国家利益”论与媒体报道——基于《朝日新闻》“慰安妇误报事件”的个案分析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一国的兴衰与实现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二战时期,由于对"国家利益"的误判,日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家利益"一词几乎成为禁语,但随着国际环境及日本国内情势的变化,"国家利益"论再度兴起并日益突出。特别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以强化"国家利益"为由不断加强对媒体的控制、监督,打击进步势力,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扫清"障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2014年日本《朝日新闻》就错误报道慰安妇问题的道歉事件。而安倍之所以能够逆历史潮流大肆否认"慰安妇"问题,实现对《朝日新闻》的打压,主要是受国际环境变化、日本右倾化以及舆论保守化的影响。在日本政府和媒体报道日益严重的右倾化趋势下,日本若片面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必定会造成中日关系的紧张,对东亚地区安全造成影响,甚至重蹈二战的覆辙。     

日本“正常国家”战略与安倍内阁对俄外交分析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日本自身经济实力提升以及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的推动下,"正常国家"论逐渐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意识和新的国家战略定位。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在外交、安保等领域加速推进"正常国家"化进程,在对俄外交方面,安倍内阁对俄外交战略服务于日本"正常国家"战略。安倍提出的对俄外交"新方法"突破了以往的思路和框架,并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展现出灵活性。与此同时,对俄外交"新方法"和日俄关系的发展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日本会议与日本右倾政治分析

日本会议的存在,是日本近年来政治右倾化的根源之一。日本会议对当前的日本政治有很深的渗透。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保护日本之会"和"保护日本国民会议"两组织,其渊源是右翼宗教"生长之家"。日本会议被日本右翼组织"日本青年协议会"操纵,因此可以认定是一个右翼组织。日本会议与安倍晋三互相利用,安倍实际上成了日本会议在日本政界的代言人,日本会议也是安倍依赖的政治基础之一。当前日本会议面临困境,该组织的右倾思想和民族主义主张与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并不一致,与安倍的内政与外交目标也并非完全趋同,甚至与其宗教"母体"生长之家的新理念背道而驰。如果今后日本会议与安倍内阁的结合出现松动,不但安倍的右倾政策将不得不有所收敛,日本政治右倾化也将受到一定遏制。     

“范式均势”视阈下安倍内阁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应对

"范式均势"意指建立一个由相同价值观国家和地区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以与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国家形成势力均衡的态势。安倍认为,中国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异质性"国家,因此日本应制衡中国崛起,最佳途径就是构筑所谓"范式均势"。为了能在其中发挥积极制衡中国的作用,安倍强调日本应大幅提升军事力量并解禁集体自卫权。此举有违和平宪法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等目标。对华战略与安倍意欲实现的政治目标息息相关。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竞争和角力势将持续下去,两国的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亦有进一步加剧之虞。     

国家身份与贸易战略:21世纪的日本自由贸易战略变迁

由核心观念汇聚而成的"国家身份"在宏观层次规范了一国自由贸易战略的基本立场、核心利益和政策取向。当前在安倍晋三政权下,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主要表现为相互交织的三个国家身份:"核心"、"主导"和"桥梁"。其中,"核心"是前提和基础,"主导"和"桥梁"则分别是其在政策议题和伙伴关系上的突出表现。这一国家身份的成形过程始于2010年前后,在自民党重新执政后不断加速并初具雏形。其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国际贸易政治的风云变幻将日本推到前台;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战略是安倍政府大国志向和长期政权的重要体现;国内经济社会变化的长期积累是日本国家身份跃进的根本基础。在自由贸易战略上的形象革新和实践突破对建构更良性的日本整体国家身份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镜鉴。     

日本第46届众议院选举及政局走向

日本第46届众议院选举,是在野田佳彦内阁被迫解散众议院、民主党败选征兆明显的大背景下举行的。投票的结果,自民党成为众议院选举的最大赢家,民主党遭受惨败。选后,自民党与公明党联合组建了安倍晋三内阁。新成立的安倍内阁将重振日本经济、强化日美同盟等作为核心政策课题,并致力于继续推动日本国内的修宪进程。但是,安倍内阁的内政、外交政策必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恐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并面临2013年7月份参议院定期选举的"关口",稳定执政的前景并不明朗。     

“安倍首相访华与中日关系发展”笔谈

各位作者的核心观点综述如下:(1)在中美博弈的架构下发展中日关系尤为重要,但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政治互信,用"东亚方式"来解决问题。(2)安倍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本质上是"避险平衡外交"。鉴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也需要努力发展中日关系。在经济领域,双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3)安倍作为右翼政治家,在思想与现实方面摇摆不定,发展中日关系要晓之以理。(4)在安倍政府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背后,应该清楚地看到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历史上的以小博大和与强结盟的国际关系行为,要加以警戒。(5)安倍访华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两国存在诸多近期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双方关系的改善能够促进民间往来,对地区局势缓和也有积极影响。(6)中日关系存在着积极的确定性因素,包括日本长期政局的稳定性、安倍个人需要政治遗产和日本内政外交的稳定性等,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美国对中日关系改善的认知和日本自身的意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等。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采取了更为实效的即"低调"的方式谋求双边关系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