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

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TPP/CPTPP为龙头,以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与RCEP、中日韩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日本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CSSCI

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TPP/CPTPP为龙头,以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与RCEP、中日韩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日本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日本参加TPP谈判的动因、制约因素与政策措施

在美国参加TPP谈判、一些APEC成员对TPP持积极态度以及TPP谈判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日本出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考虑,也有意参加TPP谈判。参加TPP有利于日本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会对日本农业造成严重的打击。日本的农户、农业团体和一些地方政府反对日本参加TPP谈判,以自民党为首的在野党批评和抵制民主党的政策,日本政府和民主党内部以及经济学界也有不少人主张采取谨慎态度甚至反对参加TPP谈判。日本政府虽然至今仍难下决断,但已以落实《关于全面经济联合的基本方针》为中心,从增强危机意识、推进高水平经济伙伴关系等方面入手,积极营造国内环境,为参加TPP谈判创造条件。     

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以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的相对影响力变化为中心

纵观近20年来日本签署的EPA,2013年以后其对象国层次和农产品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基于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以日本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农林族议员、农林官僚及农民组织)之间的相对影响力为中心,考察自民党政权(2000年4月—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2009年9月—2012年12月)及安倍晋三再度拜相后的自民党政权(2012年12月—2020年8月)的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发现,随着"1955年体制"被首相官邸主导模式取代,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由共识型决策过程转为专断型决策过程,是引起上述两大变化的内在原因。安倍辞职后日本是否会延续专断型决策过程,还需进一步观察。     

地域共生视野下日本的“农福连携”模式研究

日本从2016年开始推广“农福连携”的新型社会参与模式,当时是基于安倍政府建设地域共生社会的构想,作为一种跨领域的综合治理手段而实施的。近几年来,日本政府、非营利组织、农协、农业经济体、民间企业等多方主体逐渐参与到“农福连携”的相关工作中,“农福连携”从最早的残疾人优惠政策发展至日本农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福连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农业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双向合作,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地区过疏化背景下日本农业从业人员不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在恢复地方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等方面,“农福连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日本走出一条别出心裁的农业改革之路。同时,受益于该模式,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得以在农业领域重拾生活自信,创造了相应的社会价值。     

安倍长期执政的原因探析:社会变迁、制度设计、“安倍经济学”

第三产业急速发展以及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造成各种利益集团的组织规模及其政治动员能力的降低。同时日本正在进入工作与生活逐渐个性化的后工业化社会,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发生较大变化,其追求的亚文化具有"轻视或无视实证性、客观性"的"反知性主义"特征,他们是安倍政府的支持群体。泡沫经济崩溃后实施的一系列政治、行政改革强化了首相以及首相官邸的权力,特别是内阁人事局的设立,进一步使行政机构高级官僚受制于官邸。诸多"安倍经济学"基础上的政策实施及其效果,以及在野党的弱化,也是安倍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     

论“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结构性改革始终被视为解决日本经济复苏乏力的有效处方。2012年末启动的安倍政府同样意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和制度结构改革两个维度统合实施结构性改革相关措施。尽管其中不乏亮点,但因政策自身存在严重缺陷,加之改革进程受到传统政治经济运营体系的制约,致使"安倍经济学"所倡导的结构性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一改革的失败,暴露出日本经济依旧存在政策的"妥协性"与市场的"有限性"等结构性弊端。     

安倍政府区域一体化政策的战略意图剖析——基于机会窗口与规则收益的视角

日本认为虽然在综合国力上相对中国处于劣势,但在亚太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确立对华制度优势、获取规则收益的机会窗口仍在。因此,安倍政府在区域一体化政策上采取了先TPP后RCEP的次序选择,意图让TPP扮演向RCEP输出规则的桥梁角色,牵引RCEP实现TPP那样的高自由化率。这导致了RCEP谈判在"急进"与"渐进"之间竞争激烈,即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坚持"毕其功于一役"的立场,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应奉行循序渐进的方针,RCEP谈判旷日持久却收效甚微的肇因正在于此。直到CPTPP和日欧EPA成形后,日本认为已在经贸规则的建章立制方面抢占了先机,对RCEP谈判的态度开始转向积极,并在立场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现阶段,中日两国已围绕尽快推动RCEP达成框架协议达成共识,RCEP谈判在2018年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进展。     

日本农业现代化再探讨及启示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其内涵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制度创新而不断更新和丰富。二战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留存了一些问题和弊病,给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并成为新形势下"安倍经济学"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阶段、农业发展水平、农民素质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面对人口多耕地少、农户经营规模小、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农村劳动力衰减等问题,重新考察战后日本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当前农业领域的变革,对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日本经济走势与经济政策分析(2015~2016财年)

自"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经济经历了短暂的复苏,但仍旧步履维艰。本文回顾2015年以来日本经济在GDP、对外贸易、个人消费支出、CPI变化率和预计的消费税改革等方面的表现,对2016财年及今后日本经济的走势作以展望。今年初,日本银行在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QQE)的基础上又推出了负利率政策,配合"安倍经济学"第二阶段的新"三支箭"。在经济低迷、通货紧缩以及社会人口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安倍政府将面临很大的挑战,而日本景气的恢复也前途未卜。只有更好地落实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措施,日本经济才能根除病灶,面向未来。     

日本安倍内阁的农协改革及其评价

日本农协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农民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国内外环境的改变,农协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日渐凸显。第二届安倍内阁开启了对农协的改革之门,不仅弱化全国农业协会组合中央会的权力,还推进了全国农业协会组合中央会的股份公司化,都道府县中央会的一般性法人化、地方农协理事会治理结构等改革。这些改革对促进地方农协自立,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提升日本农业竞争力,实现日本"强大农业"目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打破农政"铁三角",促使地方农协担当复兴日本农业重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新理念的产生、引入与效果评估

因受到社会内部的人口、产业及能源等三大结构性矛盾的困扰,日本学者藤原洋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理念后,很快就被日本政府及社会所普遍接受。为加速"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政策的落地与生效,安倍政府积极导入并推介"第四次工业革命"新理念,希冀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开发及运用,构建以汽车产业、健康医疗产业等为代表的新产业体系,并带动日本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受其影响,日本将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构建融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新产业分工体系;加速社会转型步伐,颠覆部分传统的社会思维定式。政府内生动力和执行力的不足、急剧增加的社会保障支出等,或许是阻碍日本落实"第四次工业革命"重要理念的主要障碍。     

面孔

正安倍晋三日首相欢迎英国"脱欧"后加入TPP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表示,日本欢迎英国在"脱欧"后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安倍在其位于东京的官邸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英国"脱欧"后将失去欧洲门户地位,但仍然是"具备全球实力"的国家。他同时敦促英国和欧盟双方作出让步,避免出现无协议"脱欧"的局面。     

“安倍经济学”的构想与困境

安倍政府竭力推崇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希望以此扭转日本经济的长期颓势。但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强烈对比,造成安倍经济学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受其影响,强烈的通胀导向性成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强烈的政治主导性和严重的对美政策偏向也成为其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尽管安倍政府为构建安倍经济学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日本经济仍面临着重大的现实困境,原本的倍增计划变成"倍减经济"。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 "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试析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以安保法案决策过程为中心

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是日本议会内阁制改革的一环,日本议会内阁制从"55年体制"的"共识型",向冷战后的"简单多数决定型"转变。日本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和内阁制度,完成这个转变。安倍上台后,推行首相官邸主导政治,通过考察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制定过程,可以管窥日本"简单多数决定型"议会内阁制和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的实质。安倍政权在制定安保法案受到自民党内势力制约,也受到执政联盟伙伴公明党的制约。安倍政权制定安保法案过程中,压制自民党内反对势力,也牵制公明党。安倍顺利通过安保法案有制度原因,也有日本社会全体保守化等社会原因。     

论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

二战后,日本的安保法制改革一方面不断背离“和平宪法”的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日美安全条约》的法律效力。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安全条约》适用效力,为安倍推行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基础。自民党的执政经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驱动以及中日战略互疑的加深,构成了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的内外成因。为强化自卫队活动范围和力度,加大干预国际安全事务,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及军事大国化的根本目标,安倍启动修宪进程,通过变更宪法解释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放出“安保三箭”,制定并修改一揽子安保相关法律。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即将在具体法律层面得到全方位实现,从修宪层面来看,在中长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是对《日本国宪法》“和平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严重背离,不但会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形成根本性的负面影响,还会直接影响亚太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     

日本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作用与意义

日本首相野田拟提倡以美日为主轴的新外交战略“太平洋宪章”,以建构经济合作与解决纷争等区域整体准则.日本政府在经济上联手美国的战略意图越加清晰.从日美经贸关系看日本在TPP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日美联手TPP将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日本和美国将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日本参与美国主导的TPP有利于美国整合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美参与TPP进一步促进两国同盟关系.     

日本产业的基本发展状况、方向与存在的问题

2012年底安倍再次执政后,实施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一揽子经济政策。早期的安倍经济政策是把重心放在摆脱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上,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日本社会存在着由于少子老龄化、服务经济化的加深导致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等结构性矛盾,是制约日本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根本因素。因此后期安倍将政策的重心转向了以调整结构和提高生产率为核心的供给侧。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产业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但是由于成熟性的产业结构,不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传统制造业恢复缓慢,第三产业占比高但生产率难以提升。为解决上述矛盾,日本政府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日本加入TPP谈判对相关经济体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

由于日本的加入,美国推动的TPP谈判已成为全球最有影响的自由贸易谈判之一。且由于TPP谈判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联系密切,日益成为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对日本加入TPP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剖析,并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对相关经济体现有的贸易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日本加入TPP后,其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我国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