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和文化创新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文化的发展出现“离异”,究其根源在于我们长期信奉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本”、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的思维方式、知识分子失去“自我”。新时期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正确认识文化转型,走综合创新之路,发展出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新文化、新哲学。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东方美学中的“意象”理论

“意象”是东方美学中的核心范畴,它发源于中国古典美学,同时在东方其他各民族的美学体系中也有具体、深刻的体现。“意象”的美学特征表现为“隐”与“奇”,即象征性、含蓄性、暗示性、神秘性,这也恰恰是东方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鲜明特色。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

《边城》在重塑中国形象时其叙事基点是张扬民族伦理;民族伦理表述框定着文本的性别叙事：失衡的自然性别设置、抽空与变形的社会性别意涵、诗性叙述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逻辑、女主人公的“失语”与“假借”、一潜一显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与民族历史文化命运表里互衬的结构等,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社会性别形象;在女性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隐含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     

对民族地区劳务输出的观察与思考——以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州县为例

劳务输出是增加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的重要渠道,是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州县为例肯定了民族地区劳务输出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劳务输出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认为有效解决劳务输出问题的关键是要从发展战略的高度促使“打工经济”向“打工产业”转变。     

宪法的民族观

宪法的民族观应当呈现出多层次性 ,即主权民族、自决权民族和自治权民族。自宪法诞生以来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的谱系 ,因此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 ,应当表述“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同样 ,无论当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构成状况如何 ,都在一定程度和形式上建构着各自的主权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 ,我国已从实质意义上构建了主权民族---中华民族 ,但尚未从宪法上予以确认。“中华民族”入宪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等基础已经具备 ,因此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保障国内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华民族”入宪势在必行。     

民族博物馆文物陈列的本质及艺术

民族文物陈列的本质是突出民族文化展示主题。民族地方博物馆是民族文物陈列展示的主力军,文物陈列的过程是一个知识化与感情化的过程,民族博物馆透过文物标本陈列展示彰显人文关怀。民族博物馆以丰富多彩的陈列展示方式吸引观众,陈列设计既是艺术创作更是艺术实践,民族博物馆应当高度重视文物陈展档案建设工作。     

高山族排湾人的蛇图腾文化

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珍藏的 30多件排湾人的重要器物之上 ,雕刻有蛇形花纹图案 ,它表明直至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 ,高山族排湾人中仍保留并传承着蛇图腾崇拜。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的现实追问——从“哲学语境”到“中国语境”的研究范式转型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仅仅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从而推论出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是一种“解释原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现在需要对此种论断加以发问与反思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旨趣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克服历史唯心主义或者旧哲学,而在于战胜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思维原则的变迁仅仅是一个“手段”,不能认为是一种“目的”。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的说法是有限度的,需要进一步丰富哲学变革的内涵。这就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从哲学之内的讨论转型到“社会实践”的讨论,实现当下的研究范式转型。     

除了“阐释”，文学理论还能干什么？

“阐释”是对既有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的解释,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和“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的实质都是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阐释”。避免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学现象进行“强制阐释”,追求“对话性阐释”、“适度阐释”是文论界的共识。“阐释”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有理论观点和理论态度,但“阐释”的侧重点却不在于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并不仅仅在于“强制阐释”,而在于“阐释”本身。对“阐释”的较多关注,对新的理论建构的有意回避,是导致文学理论研究缺乏个性和创新的重要原因。     

博物馆的公益性与市场化 平衡研究

公益性是博物馆的基本属性;市场化是博物馆的发展趋势与现实要求,其原因在于经济体制转变背景下博物馆对自身角色重新定位以及政府供给失灵状态下博物馆资金危机暴露。表面上,以公众利益为核心的基本属性与以私人价值为核心的市场化行为之间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但实际上两者应当相辅相成。市场化为博物馆融资,缓解资金危机,公益性则扩大市场化的受众范围。欲实现博物馆公益服务与市场化之间的良性动态平衡,博物馆应当坚持合法收费、透明收费与成本性收费,如此既有利于博物馆市场化的推进,也有利于最大程度上实现公益性的回归。 关键词：博物馆;公益性;市场化;公地悲剧     

现象学构成识度与中国美学境域缘发构成论

中国美学境域缘发构成论认为,审美活动的目的,是审美者通过澄心静虑,心游目想,通过顺应自然、自由自得、直观感悟,即境缘发,通过“由己”“返身”“归朴”,“还原”到 “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以达到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脱自在、兴到神会,顿悟人生真谛的审美境域,从而从中体验自我,实现自我。这样,遂使中国美学的境域缘发构成论与现象学构成识度趋于合一,并由此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美学顺应自然的精神。     

河湟经济结构中的民族分工与协作

位处甘、青两省交界的河湟地区,由于具有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形成了经济结构的民族分工与协作的社会现象。例如:汉族、土族群众多半务农;藏族、蒙古族同胞大多畜牧;而回族和撒拉族人民多喜欢经商。结果各民族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为民族团结提供了牢固的基础。     

“网络诽谤解释”之刑法解释论剖析

“网络诽谤解释”以实质解释论为立场,扩张了诽谤、寻衅滋事等罪的成立范围。特别是“网络诽谤解释”借助“累积犯”理论解释诽谤罪的“严重情节”,本质上创制了一种新型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而网络诽谤公诉情形的增加为公权力介入言论自由打开了缺口。形式解释论以法律条文为中心,禁止司法机关的入罪解释,但不排斥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坚持形式解释论可防止传统犯罪网络入罪的异化,平衡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彰显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精神。     

关于新农村建设中几个问题的调查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社会各界对新农村建设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建设新农村,农民是主体,政府是主导,因此,了解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态度和行动,农民对中央的农村政策和措施的态度、满意度,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就显得十分必要。为此,中南民族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师生组织了这次抽样调查,就农民对新农村的认识、农民收入和消费状况、新型农民培养等与新农村建设相关的问题进行调查分析。     

博物馆文化资源开发的产权确认与授权思考

中国博物馆文化资源丰富,博物馆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虽然与境外国家博物馆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有较大差距,但已呈现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馆藏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在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博物馆文化资源开发的实质,在于产权交易,通过藏品的产权确认、物权处置、版权授权等交易流程呈现出来.博物馆藏品原件的物权归属和藏品版权的确认,使博物馆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可通过版权授权制度,为博物馆藏品的“保护与利用”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推动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