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末诗人的生态及诗界革命发生的诗歌原因

诗界革命是多元发生的汉诗改良运动。社会的动荡造成文人生态的恶劣,政治与文化上的大转型和大动乱导致文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的大变化,文人由中心地位沦落到边缘地位。文人的生存境遇的巨变导致诗歌的巨变。文人的优越地位被颠覆后,格律诗成为文人身份的象征,导致汉诗僵化保守。文坛及诗坛的保守势力严重影响了汉诗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影响着汉诗适应新的时代。晚清诗坛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既对抗更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保守改良性质。诗界革命产生的是古代汉诗范畴中的近代诗歌而不是现代汉诗范畴中的现代诗歌。     

论新诗革命选择极端方式的原因及后果

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 ,采用了极端的革命方式 ,是一次远远超过汉语诗歌承受能力的文体大革命 ,具有激进、极端的特点 ,完全打破了文体革命渐进才能有效地进行的原则 ,废弃了汉诗诗体的进化所具有的渐变传统 ,不是纯粹的文体革命 ,而是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 (政治化 )、世俗化 (急功近利地实用化 )的非诗的极端的文体运动 ,是利用了诗自身的文体革命潜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启蒙运动。这样的文体革命给汉语诗歌带来了特殊的后果 ,影响了汉语诗歌在 2 0世纪正常的诗体建设。     

诗界革命:超越唐宋诗之争,主张觅求新诗界

本文从唐宋诗之争的角度,重新审视"诗界革命".基于开创诗界新纪元之目的,诗界革命派反对分唐界宋和诗坛的泥古之风,主张继承一切优秀的诗学遗产,包括诗学史上两种诗学典范--唐诗和宋诗,泯灭唐宋诗之争.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采纳民歌民谣入诗,是对唐宋诗两种既有范式的超越,而从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来看,对唐宋诗之争也影响巨大,客观上终结了这场长达千年的诗争.     

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形成革命诗潮,南社诗人的成就,是其重要标志。革命诗潮是诗界革命的新阶段,沿续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界革命纲领。在冲决旧诗境域、开拓新诗意境方面,表现出更不受传统诗教规范拘缚的精神,近代民主意识、民族精神、反清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语言和格调上也有所变革发展。但国粹主义文化观阻碍了诗体变革的突破。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构成中国诗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形成了至今仍影响面很广的第三种诗歌类型＂旧体新诗＂。     

论新诗革命的非诗生态及非诗特征

清末民初是政治极端动乱的时代,而不是有利于汉诗进行健康的文体革命的诗艺时代。正是非诗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新诗与古诗为敌和打破“无韵则非诗”的作诗规则的极端行为。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严重影响了新诗革命。新诗革命不仅是一场文体革命,也是当时流行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诗革命具有强烈的非诗化特点,并非是一场纯粹的诗体革命,出现了对古代汉诗诗体的极端破坏和对新诗诗体建设的极端轻视,这严重影响了以后新诗的诗体建设。     

"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此后的诗歌革命和革命诗歌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都可以在梁氏的诗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展开、总结过程中,社会政治的要求直接进入到诗歌当中,凌驾于诗歌之上,制约了诗歌美学的开掘。重新审视“诗界革命”理论的滥觞与流荡,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及诗歌美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有助于厘清当代纷乱的革命诗歌话语理论。     

黄遵宪诗论与诗界革命

黄遵宪是中国近现代诗歌改革的先驱,其变古求新的理论与"新派诗"创作鲜明的反映了诗歌变革的要求,由此推动诗界革命也促成了诗论的成熟,对诗界革命来说黄遵宪的诗论就是先导的理论旗帜。     

高旭与晚清诗界革命

20世纪初年,高旭充满变革精神和时代气息的诗作屡屡见诸《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及《新小说》杂歌谣栏目,成为诗界革命阵营的后起之秀。高旭见诸其他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报刊的大量诗作,同样受诗界革命时代精神之影响,与之有着密切关联。然而,长期以来,高旭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之关系这一文学史线索却隐而不彰。     

黄遵宪“诗界革命”用意别解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 ,但他为诗之本意以及他的诗歌的实际影响超出了“诗界” ,却往往是人们所忽略了的。黄遵宪“诗界革命”的实质是思想革命 ,从本质上说黄遵宪是一位启蒙思想家、革命政治家和教育家。兴教育、开民智才是他的“诗界革命”的本真     

“诗界革命”文学地理考察

从诗人籍贯的地理分布看,晚清＂诗界革命＂是以广东为中心的东南滨海区域诗人发动的一场诗歌革新浪潮。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产物,＂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无不与东南滨海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特质等因素息息相关。由于东南滨海在近代历史上的门户位置,它成为东西文明交流与冲突的最前沿,为新派诗人呼吸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感受西方新事物提供了优厚的地理环境,加之滨海地域所秉具的开放、进取的文化特质,造就其颠覆传统、别创新局的精神气质。而一旦在空间上置身于西方异域世界,则以西方意境、欧洲语言入诗的＂诗界革命＂的爆发,即成不可遏抑之势。随着人类地理空间移动的频繁加剧,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观念的转换、审美范式的不断更迭,新派诗人的诗歌实践最终由特定时空之下的精彩走向了沉寂。     

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生成的五大非诗原因

19世纪末20年纪初，历史久远的汉诗确实需要采用白话和自由诗体，来打破有些僵化的言在语言上和韵律齐整的定型诗体格律诗在诗体上的垄断。但是这些体变革的内因并不会导致极端的新诗革命。社会变革这一外因极大地催生了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取消、留学运动的兴起、传教活动的普及、报业的大发展和平民教育的流行这些非诗事件，极大地改变汉语诗歌此间的功能。汉诗功能的巨变带来了汉诗体的大革命。因此白话新诗既是汉诗体自身进化的结果，更是特殊时代的政治化变革的产物。     

新诗二次革命论

中国新诗86年的创作成绩实在让人无法高估.为免新诗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之虞,须整顿诗坛风气,重建新诗秩序,通过改善诗歌世界、调整情理关系、规范诗体原则这三个方面.对新诗进行"二次革命".     

中西诗学从对立走向融合——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革命”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成的 ,是本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诗学融会的产物 ,它的成熟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美学传统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生成过程中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古典诗学、现代化 /民族化呈现出互相消长、对立、融合的态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制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横向影响的双重作用下 ,在诗歌观念、诗思方式、诗学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从古典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变异     

当代语境与五、六十年代的新诗道路讨论

20世纪50-60年代,曾发生一场声势浩大的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在阶级性、革命性为主导意识的文化环境中,这次讨论的重点限定在诗歌形式方面。为了完成对新诗的“改造”,民歌和古典诗被指定为新诗的“学习”对象。由于民歌与古典诗在存在状态与方式上的差异,“学习”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强调和运用着,因此对新诗的实际影响并不一样。也由于“学习”对象本身的规定性及其之间的差异性,一部分诗人、诗评家意外获得了一些属于诗本身的并不开阔的话语空间。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格律体新诗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格律体新诗虽然诞生已有近百年了,却依然难以登堂入室。主流诗界或嘲其形式主义,或讽其弃今复古,或讥其民歌打油,或鄙其诗意直白……格律体新诗要改变四面楚歌的局面,就再也不能单纯、片面地强调形式,其形式必须蕴含于深广的题材内容之中,形式的创造、把握必须与题材内容取得艺术上的高度统一,其形式美也才能进入佳境,而诗人们心灵的广度、密度、浓度、力度和高度,诗人的思想和意志,也才能够依附于形式美中,如冬日阳光般直达读者心灵。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有效性阐释

为了正确理解“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消除对“革命论”的敏感与担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后革命”时期,“诗界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第二,不能任由新诗自然进化,中国现代诗学对促进新诗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化与新诗发展模式的要求,现代诗学必须以辩证否定的方式才能促成新诗的复兴与繁荣。     

临川方言和唐宋诗词格律对应举偶

临川方言保留了唐宋时期语音的许多特点,素有“中古汉语活化石”纳美誉。文章从方言和古代诗歌的内在联系入手,在粗略介绍临川方言形成和语音特征的基础上,以唐宋诗词为例,考察和比照出临川方言语音与唐宋诗词中平仄和押韵的部分对应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临川方言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内涵。     

论中西方讽刺诗的文体风格及形态的差异

讽刺是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艺术,讽刺诗是源远流长的世界性诗歌体裁.中西方政治、文化及诗歌生态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中西方讽刺诗在文体形态上的巨大差异.中国讽刺诗具有节制宽容的风格,嘲世的较多.西方讽刺诗直接尖锐,嘲人的较多.讽刺风格的差异决定了文体进化的激进与保守.中国讽刺诗人做人的保守和讽刺的中庸决定了讽刺诗文体形态的稳定,西方讽刺诗由于讽刺诗人的激进造成了文体形态的多变.西方讽刺诗人做人更自由,讽刺诗文体的形态比中国的更丰富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