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性质及其转型——兼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本文认为,当前的文化讨论不应回避对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性质的剖析。人类文化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反映社会基本利益关系的“六形态”,一是反映社会基本活动方式的“三形态”,即“传统”自然经济文化、“现代”商品经济文化和“后现代”自由经济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并列”地同处“现代”文化这一历史阶段中。建国后的中国当代文化,从基本利益关系上看是社会主义文化,从基本活动方式上看是一种变态的“传统”型文化。当前中国文化的全面转型,就是实现从“传统”型文化向“现代”型文化的根本质变。这必然导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某种趋同和世界化。当代中国社会学在这一过程中肩负重大的历史使命。     

文明型国家文化精神传统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基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至上”理论

在国家形态构成的过程之中,文化精神传统始终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因素而存在的。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阐释了文化精神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因其独特的地域与文化特征,在国家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传统,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观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作为我国文化精神传统的核心,其哲学内核与文化内涵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思想意蕴。这一文化精神传统对树立我国在当代发展中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破除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单向度阐释,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崛起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     

牟宗三美学思想探论

当代学界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研究较多,但对其审美理论很少涉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特色在于:强调中国文化生命中有一种“综和的尽气精神”,即英雄的、艺术性精神。牟宗三用儒家的心性之学,改造了康德哲学美学,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美学,认为审美固然是一种判断,但它更具品鉴或赏鉴性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既有洞见,又存在着矛盾。从中国美学角度来看,真、善、美虽各有其独立性,但三者合而为一,“即真即善即美”。三者合一的关键在于善,在于道德之心,即实践理性之心。道德实践之心是主导,是人们建体立极的纲维。牟宗三“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的美学运思,有助于国人确立中国美学的独特品质,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从俗语“郎才女貌”看男性文化的实质

从俗语“郎才女貌”看男性文化的实质谭学纯民间俗语“郎才女貌”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婚嫁观，作为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文化心态的符号形式，“郎才女貌”折射出人们的择偶心理、价值观和审美理想。把“才”和“貌”视为男女结合的理想前提，在中国人的择偶标准中，具有极...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丘濬礼乐思想中的政治伦理意蕴——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丘濬是明代政治思想家。《大学衍义补》是其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集儒家治国平天下言论之大成”。书中对礼乐问题非常重视。丘濬将“明礼乐”定位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并把“明礼乐”归属于传统儒家的“德治”内容,指出了“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的不足,论证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和“礼乐”的精神内涵。他还详细论述了“礼仪之节”,即礼仪的要义和基本内涵;从可操作层面提出了“乐律之制”,即“乐”的政治伦理功能、最高境界和“乐”的制作原则与方法等。丘濬礼乐伦理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结与完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三个务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习近平“三个务必”重大论断的孕育生成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的精神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其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思维方式等，是揭示“三个务必”思想源泉和精髓要义的文化基因。通过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谦恭虚己、奋发图强”的行为规范，“敢作敢为、有勇有谋”的斗争精神等进行深刻阐释，充分彰显了“三个务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使其成为诠释“三个务必”的坚实支撑。     

情系何处──中国古代文人情诗的文化剖视

相对于西方情诗那种比较鲜明的形上色彩、精神意味和浪漫情调，中国古代文人情诗则更多地具有感性的、人间的、近昵的、亦情亦欲、灵肉合一的审美品格，从而构成了独持的艺术风貌。造成这种风貌的原因乃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语境，即表现于性观念、婚姻方式等方面一种并非禁欲的文化，不把人的性爱欲求视为原罪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讲究世俗安乐、身心调适的“乐感文化”，以及“道器不离”，即本体与存在、感性与理性等中和如一的中国文化基本范式。     

中国圆文化的研究概况及其特点

“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原型,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尚圆”传统。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圆文化是最具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文化之一。经过数千年的社会发展与历史积淀,圆文化不仅以其“圆”的表征寓形于物,还以其“圆”的思维寓意于形,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祭祀圆文化、舞蹈圆文化、建筑圆文化、信仰圆文化、理念圆文化。从文化的结构层次来看,不仅有祭坛、土圆楼等物质层面(表层)的圆文化,还有舞蹈、仪式等行为层面(中层)的圆文化,更有思维模式与思想观念等精神层面(深层)的圆文化。对中国圆文化的表现类型进行考察、对圆文化的性质和特点进行探究,既有利于全面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有利于推动当代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政治文明的文化选择

文化即人化,它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文明是文化的结晶,是文化主体对人类文化中野蛮性、愚昧性不断扬弃的结果,是人类有目的、有选择地过滤人类文化、形成合理文化内核的过程。中国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走出“精华”和“糟粕”的简单二分的误区,用外来文化中国化、传统文化现代化,来开辟中国文化发展之路。弱化暴力色彩,强化仁政效应,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     

论中国文化的转型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且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本身即具有文化意义，属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领域的革命；而且，又必然引起精神文化领域的革命。反过来，精神文化的变革又引导着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变革。因此，改革开放实质上是文化革命的总体工程，即由传统文化（包括旧传统文化和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当前，改革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给予文化转型以强烈的刺激和巨大的推动，同时又迫切要求文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因此，在社会主义市…     

“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英文)

本文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间的关系,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学史的角度,确立了“民间”概念的基本内涵,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三种主要民间理念,即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民间观,从民间立场理解“民间”的民间观。这三种民间理念在不同历史情境和不同作家创作中又有不同的表现。中国现代作家走向“民间”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意义:一是丰富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情感,带来富有本土内涵的个性化艺术世界;二是意识到“民间”是新文学生成、发展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审美资源;三是为知识分子精神提供了现实的文化土壤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论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来源

本文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有三大思想来源,即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是其基本来源外,还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合理因素是其重要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如革命与建设的基本战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决定毛泽东思想本质属性的思想来源。中华民族的大同理想、斗争传统、爱国主义传统、哲学传统和孙中山倡导的“革命”观念、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实业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是决定毛泽东思想具有“中国化”特点的两大思想来源。     

《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和社会精神现象

文章从成书、精神蕴含和数百年来对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等方面论述《三国演义》是一部“史诗”性质的作品 ,是一部代表我们民族一定历史时期“文化精神”的“文化经典”。《三国演义》凝聚了中古以来中国广大民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道德观 ,反映着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观念意识的折衷 ,尤其是在继承传统“经典文化”的同时 ,又对其道德伦理观念进行了解构和新的阐释 ,体现了时代的特征 ,这正是其作为民族文化“亚经典”存在的根据和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所接受的原因。而作为比较近古的民族文化“经典” ,《三国演义》的成书、传播及其巨大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精神现象 ,仅仅将《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 ,或仅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来研究、解读《三国演义》是远远不够、甚至是不得要领的     

物态化与意志化的消长──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特征

中国现代新诗源于民族传统诗学与外来西方诗学，因此，物态化与意志化这双重品格的消长就成为其文化特征。意志化是中国现代新诗的重要走向，而物态化则是它的核心、归宿和取之不竭的能量之源。在中国新诗的实际运动中，二者彼此消耗、削弱，都不可能再完整地显示自己固有的文化价值取向。但与此同时，在一定角度上的相似性也使它们有机地融合，从而使“主客统一”这一诗学追求完成了从西方到传统的转折，使传统诗学的物态化精神实现了最关键性的调谐。     

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与出路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是异常丰富的。古老的京剧、昆曲、越剧等传统剧目与当代流行歌曲、流行音乐和现代舞蹈同台演出;中国传统思想家的著作与当代西方思想家。甚至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著作陈列在同一个书柜中;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热”不断地变换着。从八十年代初以来,文化思考的主题不断地更新着,如“人道主义与异化”、“萨特与存在主义”、“港台新儒学”、“周易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萨伊德和东方主义理论”、“享廷顿和文明冲突论”、“人文主义精神热”、“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等等。实际上,各种文化思潮的纷然杂陈和文化热的迅速变换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的繁荣,而是处处暴露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发展,这是当代中国人必须加以解答的问题。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原型”

本文针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研究中的儒家化倾向，明确提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原型”是冲突式的，即主干与支干、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的活生生的对立统一体，并从自觉与自由、理性与感性、群体与个体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证。     

论美趣

美趣，即具有美的属性的趣，或者说是“有趣的美”。美趣的概念比“美感”要小，但比“谐趣感”要大得多。美趣的发生源在于那些富有趣味性、娱乐性、引人发笑的幽默、笑话、滑稽表演等；凡是能够直接或比较直接地使欣赏者觉得“有趣”、“有趣味”、“有趣味性”的美的事物，都可能是美趣的发生源。美趣，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即称为“趣”。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与西方美学中“审美趣味”这个概念不完全重合。作为美学名词的“审美趣味”，仿佛是一个边缘有弹性的彩罩．它把“从美的对象接受和引起的情趣、兴味”、“对美的对…     

五四精神的断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

文章认为,五四的精神主旨是彻底地反封建:它坚持文化上的开放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近现代文化做出了“顺应”的反应;它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体现了人类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和永恒的主题,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从整体上彻底完成反对封建旧文化、建构现代新文化的任务,使五四精神出现了断裂。这就造成了建国以后不能全面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其他一些西方有价值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更是极力加以排斥;在此同时,各种封建主义文化复活并顽强地发挥作用,终于酿成了生产力落后、科学不发达、人的素质下降的恶果。因此,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解决文化问题,这就需要全面正确地评价和估量五四,恢复、继承、发扬和发展五四的精神和传统,重新建构我国现代新文化。     

论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

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和力行意识。这四个方面的精神各有其独特的内涵;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演进中,这些精神虽然也曾有过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们的积极进步的方面始终占居主导地位。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发掘其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从而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结合中使中国文化取得飞跃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