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执政成本

“提高执政效果”,“降低行政成本”,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重要思想。本文论述了执政成本的构成,影响执政成本与效率的主要因素和执政成本支付的原则,这些研究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有价值的。     

论执政成本与科学执政

注重提高执政绩效、大力降低行政耗费,实现社会代价与社会收益之间、执政成本与执政产出之间的平衡,实现执政目标和执政收益的最大化,是科学执政的根本要求.执政成本研究是执政党科学执政必须高度重视的新课题.执政成本与科学执政相互依存,统一于执政整个过程.注重执政成本,落实科学执政精神,就要充分珍惜保护、合理利用、大力开发执政资源;就要逐步建立科学的执政成本评估机制;就要以增强执政成本意识为前提,建设高素质的国家公务员队伍.     

降低执政成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执政成本高,必然影响社会和谐。因此,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提高党的执政效率降低执政成本问题初探

党的执政效率、执政成本问题是任何执政党都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但由于体制性、观念性和组织与干部素质等原因的影响,我们党目前的执政效率、执政成本尚不尽人意。因此,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效率、降低执政成本,保持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地位的认同度和公信力。     

节约型社会视域中的执政成本

本文论述了构建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性,阐述了构建节约型社会与执政成本之间的关系,并对构建节约型社会需要创新的执政成本理念进行了说明。     

论拒腐防变与执政能力

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是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苏联共产党丧失党的执政地位和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的严重性给我们提出了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的新课题。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加忧患意识,改进和完善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论执政资源的科学利用与转化--兼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执政党执政的过程,是执政资源的投入与产出过程。执政资源的各个要素之间,以及执政成本与执政效益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利用和转化执政资源,提高执政能力上,取得了丰富经验。     

论建国头八年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能力建设的探索

建国头八年,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四个方面探索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即加强执政制度建设;加强执政主体能力建设;加强执政方式方法建设;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加强拒腐防变能力。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若干基本经验

不断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重要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一贯勇于捍卫自己的旗帜与纲领,坚持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坚持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     

改善执政环境，提升执政能力

执政党的活动时刻处在一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如何利用良好的环境改变不利的环境提高执政效果,是对一个政党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消化不利环境的影响是一个新的课题.     

基于交易费用视角的产业集群理论

产业集群的交易论强调,企业空间行为是由其内部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交易特质决定的。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一个劳动分工深化、交易效率提高的过程。产业集群作为中间性组织形式之一,其存在和发展不仅可以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而且产业集群本身又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产业集群是一种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新制度"形式。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行为的界定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已进入修改的议程,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扩大我们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标准,所以行政行为不仅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更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在修订我国《行政诉讼法》时必须在该法律里面明确规定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以达到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防止实务中对行政行为的错误理解的目的。     

浅论行政执法文明建设

行政执法文明是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文明的应有内容。在当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突出行政执法文明建设,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和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行政协助制度

行政协助是行政程序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国目前还没有法律对此进行统一的规定。学术界对该制度的研究也刚刚起步,观点还不够成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此,作者从行政协助的条件、协助的程序、协助的费用、协助的责任及救济的实现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行政协助制度作初步的探讨。     

行政强制措施研究

行政强制措施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之一,也是我国行政强制立法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实务中,围绕行政强制措施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和模糊认识。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一方面使行政执法者拥有了排除妨碍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也使行政强制措施被置于复议机关和法院的监督之下。对行政强制措施产生认识分歧的原因有: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留有弹性空间;行政法理论对实践中使用的各种强制手段缺乏理性的总结和归纳;法律引入行政强制措施时未考虑与既有概念的协调。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可诉,取决于它是否为一个独立完整和已经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取决于它与相对人权益的关系。     

论我国行政征缴中的土地备案制度

在为保证行政税费的征缴而制定的土地备案制度中,土地管理人(行政机关)享有的对土地备案人(相对人)土地的备案权是一种财产优先权。为保证管理人能将登记备案后的土地顺利、合法地变现,在相应的立法中应当明确可备案土地的条件。为保证公平,土地备案优先权的实现,应采取由管理人将土地拍卖后所得价金优先支付所欠费用的方式。对管理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备案土地的案件,以及土地备案或土地被过户到行政机关指定的机构后,该土地上的权利人认为其权利受到管理人的侵害而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当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审理。     

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

突破公众参与有效性瓶颈依赖于对公众参与权的依法确认、不断充实及有效保护。鉴于我国对公众参与权的研究比较迟缓、参与权制度发展仍然非常缓慢的现实困境,应当在准确界定公众参与权的性质、明确公众参与权的内容构成基础上,尽快构建起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真正实现公众参与权的民主价值。     

行政道德建设刍议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精辟地提出了“常修为政之德”,这是新时期对行政主体道德要求的高度概括。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给我国行政道德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由于转型期的复杂性,导致行政主体的道德风险日益增大。因此,“常修为政之德”、加强公共行政道德建设,是践行“三个代表”,贯彻十六大精神,实施“以德治国”的根本途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中若干问题理论探究

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可先行作出行政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二罚"、"刑事优先"原则;行政证据同样具有刑事诉讼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基本属性,经公安机关调取后,应当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在现行的立法框架下,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实行检察监督,缺乏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应该修改<检察院组织法>相关规定.     

论“规定行政措施”的法律规制

宪法和组织法应删除规定行政措施的内容,将其归属于行政立法权和决定、命令制定、发布权范畴内,以法理顺行政机关抽象行为权的内部秩序,加强行政规范的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