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的现代转承——基于民国四川县级司法档案中亲子冲突案的考察

孝道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范畴,古代中国“孝治天下”以及孝道法律化对传统社会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意义。从民国县级档案中的亲子冲突案看,父母尊亲在子女婚姻和财产等领域的影响力呈全面退却之势,但刑法中以“尊亲属”之名的条文内容及“同罪异罚”原则仍体现了孝伦理的延续性。孝道的近现代转型既有西方思潮影响的外在作用,更有不适应社会实际的内在因素。此外,父母尊亲在法庭上将孝作为子孙幼辈所有行为的最高准则,使得孝规范沦为其泄愤或谋利工具;而子女在亲子冲突中完全不顾孝道的极端行为,也并不能获得更多的个体自由和幸福。     

论《唐律疏议》对《孝经》的承嬗离合

成书于先秦的《孝经》是儒家论述孝道和孝治观的经典之作,汉唐对其应用达到鼎盛,其阐述孝道伦理思想成为后世历代统治者理国安民的治世圭臬。作为东亚最早成文法之一的《唐律疏议》,代表中华法系最高立法成就。在这部法典中,继承并发展《孝经》之"孝"的思想就有58条之多,体现了对《孝经》的承嬗离合。其表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孝为德本"——以孝治国;"孝道五要"——以法保障;"罪莫不孝"——以刑严惩。     

试论唐代的“孝治”

唐王朝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其通过树立帝王“以孝治天下”的榜样形象、表彰民间孝行、强化《孝经》教育、以“孝”选人、尊老养老、以法护“孝”等举措,实践“以孝治天下”,从而谋求其统治的长治久安。     

秦代“孝治天下”的政治尝试

秦代“孝治天下”的政治实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周以来政治制度的继承与演变。自春秋以降,周代宗统与君统混而为一的局面被打破,呈现出“君统”与“宗统”合一的伦理政治体制及宗族系统与政治体制二元分立的态势,秦王朝定法家为一尊,将孝道伦理直接纳入到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确立了孝道伦理法律化的单纯尚法为治的统治策略,并开始了“孝治天下”的政治尝试。秦王朝重视孝道,但其对孝道的推行有别于儒家。     

宋代孝文化述论

孝文化作为儒家政治文化的伦理根基 ,其本质核心是“孝治” ,即以孝治国安民。宋统治者推崇孝道教化 ,奉行尊老国策 ,旌表孝德孝行 ,并通过制订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打击各种不孝犯罪以及在官场人事制度中以孝悌品行举人选官、黜陟迁转官吏等等 ,都是“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内容。宋统治者大力推行“孝治”的结果 ,不仅形成了宋代民间社会讲孝行孝的浓厚气氛 ,而且把中国古代孝道文化的发展 ,推向了明清时代的鼎盛高峰     

孔子孝道思想初探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的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当注意到在孔子思想中“孝”与“忠”与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中国古代"孝治天下"的历史反思

自汉代以降,儒家“孝治天下”的政治原则逐渐演化成为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措施或施政行为。纵观中国古代“孝治天下”的施政历史,不难发现,以“孝”施政在巩固封建皇权、维护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统治秩序的同时,也给封建社会带来了政治上或道德上一系列不良的社会现象。这些涉及朝廷人事铨选、司法刑律、官德伦理以及孝教训民方面种种不良社会现象的产生,表明封建国家“孝治天下”施政原则有其严重的政治弊端与道德缺陷。     

汉代“孝”观念的传播及其意义

孝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被当作是立身立国的根本。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以孝治天下”的封建帝国。自汉以后，孝道成为家族、国家专制统治的支柱，成为有类于狂热的民间宗教信仰的神圣信条。     

庄子孝道研究

庄子敏锐地观察到世俗孝道存在着虚伪性及其标准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是人们的成见即人为的结果。他反对这种人为的世俗孝道,提倡一种不带任何成见的至真至诚的孝道观。庄子的孝道的道德境界分为"敬""爱""忘亲""使亲忘我""兼忘天下""使天下兼忘我"六种境界。他认为这种孝道观的道德境界高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世俗的孝道观,并且最终与"道"、"德"相合。     

论中国古代"孝治"施政的法律实践及其影响

儒家孝道伦理的政治原则是“孝治”即以孝治国安民。这一原则的法律施政体现 ,是在立法上把“不孝”列为罪中重罪予以严惩 ,并通过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对各种不孝行为或不孝犯罪实施严格的社会控制。历代封建王朝“孝治”施政的法律实践 ,都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并由此形成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共性现象 ,从而使中国传统法律诉讼文化被打上极其鲜明的人伦道德印记。     

中国古代孝道政治化述论

孝起源于上古先民的宗教祭祀活动,其内涵本义经历了由敬神祭祖、祛祸除祟的功利性祈福向事亲养老、骨肉相亲的人道意义转化。春秋时期,孝在理论谱系上开始政治化并最终以战国时期《孝经》出现为标志,形成融道德伦理、政治伦理于一体的儒家孝道形态观念。汉代以降,儒孝伦理被封建国家奉为施政圭臬,演化成为一系列治国安民的制度化行政措施,传统中国孝道文化,通过“孝治天下”的历史途径和历史实践,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社会政治意义。     

辽代的孝道教育

辽代统治者为实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 ,在原生尽孝行为和观念的基础上 ,又完全移植了中原王朝传统的孝悌行为和观念。他们通过统治者的率先垂范、诏令喜奖 ,着力宣传汉儒伦理道德观念等诸多途径 ,全面推行孝道教育。因此 ,“于家存孝 ,于国尽忠”成一代之风气 ,巩固了辽朝社会的统治基础 ,终使辽代政权垂续二百余年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孝经》是专门论述儒家孝道、孝治思想的典籍,在儒家思想形成及发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所塑造的“孝”文化是儒家道德教化思想史上崭新的一页。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孝经》中所阐述的孝道观,我们需要结合现实,提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以更好地发挥传统孝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     

传统孝文化的历史变迁及其在当代的困境和意义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孝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讲孝的国家,两汉以孝治天下,《孝经》是《十三经》之一,孝在古代可以说是儒家治国的一种制度。近代以来,由于救亡图存之需要,孝受到了强烈批判,并逐渐解构,然而新的孝道理念却没有建立起来。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今天,面对转型时期频发的社会问题,面对家庭道德建设的种种困境,还是要从传统的孝文化中寻求解决之道,实现其在当代的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孝。     

孝道与唐代官吏

唐代通过科举制度,强化了孝道作为官吏选拔任用的标准,并通过政策法规等措施激励官吏做孝道表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唐代官吏的道德素养。唐代官吏大多数不仅躬行孝道,而且积极劝导百姓行孝,使得“以孝治天下”的治国之策得以更好地贯彻,强化了整个社会的行孝之风,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汉代的孝治及其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

汉代统治者在社会秩序建构中以孝治作为德化的治道,希望把儒家孝道通过政治运作机制推行到社会共同体中,成为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建立一种基于善良情感之上的秩序运作模式,在人类情感共通性的心理基础之上,以阴阳五行学说论证孝治的必然性,再以伦理感召为孝治提供了现实通道,最后通过礼乐教化与法制建构构成其制度化生活方式.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道之思,展示了其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     

曾子对孔子孝道观的继承

孝道是曾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不论从师承关系角度看,还是从曾子孝道观的主要内容和表现角度看,我们都可以得出曾子的孝道观是对孔子孝道观的继承的结论。曾子不但继承了孔子的孝道观,而且以身作则地宣传、发扬并全身心履行了儒家的孝道,为时人以及后世百姓树立了榜样,为丰富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做出了贡献。中国古典文献中的许多资料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庄子》论“孝”探微

《庄子》论“孝”的内容不多,但颇为惊艳,是传统道家“孝”文化思想的突出体现。《庄子》论“孝”,反对虚饰和强制,注重“孝”之情感的本然真实和自然实现,追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种“忘亲”之“孝”的理想境界,并要求将这种理想境界落实到“孝亲”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忘”之为“忘”,在《庄子》中,存在着“因困而忘”和“因适而忘”的不同运思理路;“忘亲”之“孝”,由此展开为一个由易而难、不断提升的多层次之“孝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在传统的“以敬孝”和“以爱孝”的实现方式之上,《庄子》开出了一个更为超越的“忘亲”之“孝”的浑化境界,具有在理论内容和实践操作上的独特性,对我们今天的“孝”之实践也能够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汉唐孝治经典《孝经》刍议

《孝经》糅合了道德、伦理与政治社会的统治秩序,适应了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根本和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需要。汉唐两代均以孝道作为教化之根本和以孝治作为其治国的基本方略。今天,传统孝道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但作为人伦价值的道德观,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儒家的“孝”及其现实转承

儒家的“孝”,内容庞杂,良莠杂糅。批判地继承传统“孝道”,对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