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行动及其限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的定性研究

"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在解释移民融合问题时都存在不足。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是其理性行动的基本策略,这有助于他们克服社会障碍、加速城市融合进程。而且,这些理性行动同时也受到了户籍制、福利保障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约制。与此同时,他们的理性行动又在推动着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社会过程。     

农民工与社会结构的互构——以农民工就业为例的分析

文章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互构机制,并以农民工就业为例,展现了这种互构机制的具体运作。认为,制度安排、经济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既限制着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行动,也为之提供着有利条件和空间;作为主体行动者,农民工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的适应行动既再生产了原有的结构环境,也推动了结构的变迁,拓展着自身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变迁了的结构又成为农民工适应行动的新的环境。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农民工与社会结构密切互构共变的过程。     

社会互构论:全貌概要和精义探微

"社会互构论"以现代性之全球化与本土社会转型为背景性视域,着力理解和阐释多元社会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型塑、同构共生关系."社会互构论"认为,"社会互构"体现了现时代社会现象及过程中蕴涵的根本性和实质性的关系机制,"我们身处于社会互构的时代".通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主题,"社会互构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给予了具体思考."社会互构论"主张,社会学理论具有内在的实践性和价值性,真正的社会学必是且只能是实践的社会学.当代中国社会实践领域发生的结构性巨变,为中国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宽阔视野、重大题材和现实养料.这也决定了"社会互构论"是一个仍在继续发展和丰富的社会学理论.     

话语理性到实践理性：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行动关系——兼论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内核的嬗变

制度与行动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     

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认同与社会融合

本文侧重从心理与文化的角度研究城市贫困问题。通过调查分析认为 ,由于城市贫困人口大多认同贫困群体 ,从而在心理上拉开了与非贫困群体的距离 ,出现了与社会分离的趋势 ,这不利于社会融合。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会形成贫困群体文化 ,将更不利于他们的社会融合。因此 ,城市反贫困行动不仅要有助于城市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而且还要有助于他们的社会融合。     

宗教行动、价值与社会整合——基于宗教社会学的“田野”调查

宗教社会学的两大理论传统分别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制度范式和以韦伯为代表的诠释学范式。在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导引下,又分别发展出了世俗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但无论在哪种理论中,作为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中的宗教信仰"行动者"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信仰的主体和实体,宗教信仰者总是受到已有文化、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出于对社会关系的建构需要以及多重权威认同取向而采取相应的宗教信仰行动。而群体的信仰行动会直接导致一种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生成,进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这种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与社会一般性规范和秩序相适应则会产生新的社会整合,否则,则只能作为一种社会团结方式而存在。     

构建我国新型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原则与途径

我国目前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由于受到救助制度自身因素,以及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应该在遵循救助主体多元化、救助内容综合化、救助标准动态化和救助管理协调化的原则基础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在构建新型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过程中,应该特别注重转变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以确立积极的社会救助理念,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以减轻社会救助制度的压力,采取积极促进就业以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等措施,从而为新型社会救助制度的构建提供必要的理念基础、制度基础与社会环境。     

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学中的应用面临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和难题.诸如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理性计算与感性冲动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前辈学者已作了有益探讨,然而理论普遍主义与情境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却为相关研究所忽视.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理性选择置于宏观与微观情境交织互构的文化制度背景下,提出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这两条重要路径,并结合中国文化情境分析理性选择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有助于解决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分析短路”问题,实现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调试、修正与发展.     

城市体制外贫困社群的生产与再生产

体制外贫困社群是一个尚未进入政府视野的、正式的统计和扶贫政策不覆盖的但已经客观存在的城市贫困群体。深刻的权利贫困是他们陷于贫困的主要原因,权利贫困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体制外生存的方式以维持极低的生存底线;权利贫困又衍生出一种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成为贫困持续化的根源。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民间力量与社会和谐

对"国家与社会"进行检视和反思,可能再一次触及传统的西式理论困局。同时,也可看到这类理论困局的现实折射所引发的各种实际问题。这表明,我们所持理念、姿态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将会预定不同的行动选择和实践取向。根据社会互构论的基本观点,"国家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应当是"合作的三维"。民间力量的作用不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过程,而是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中体现出来的。     

去工业化过程中的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与社会排斥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在去工业化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贫困群体。这些新贫困群体有着与旧贫困不同的特征。文章描述了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的现状特征,并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分析了去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致贫并遭受社会排斥的原因机制,认为非典型就业、低度就业、有业贫穷、自雇贫穷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等都是导致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遭受社会排斥的重要表征和作用因素。     

“理论掌握群众”何以可能——从人类生存方式迁演之维度探析

以西方文明的演化为视角,分析了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三种形态。远古时期的人类处于诗性生存的状态,传统社会处于伦理的生存方式之下,而与现代性相适应的是哲学的生存方式。启蒙理性主导的群体行动是哲学式生存的最重要特征,它使理论掌握群众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但公共性要求警惕理论对群众的操纵,还原哲学生存方式的批判性格。     

“法人行动”探略

"法人行动"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一项理论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理论,"法人行动"扩充了行动者的边界和类型,认为当代社会的基本行动者由自然人和一部分法人共同构成;作为一种组织理论,"法人行动"从理性行动的理论视角出发,为组织控制、组织生存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提供独特的解释框架;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理论,"法人行动"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有着深刻的洞见."法人行动"完全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新思维.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是一个被忽视了的群体,但是它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中迫切需要给予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从外出原因与行动选择的关系上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现象以及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发现仅用一种原因很难解释农村人口选择外出的行为,而是在不同阶段他们外出的动因是不同的,用经济理性、劳动力剩余或者普遍贫困等理论难以解释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行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不断地建构他们外出的理由。所以要从过程或动态的角度来理解新生代农村人口外出的行动和原因,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一群体特征以及他们的行为规律。     

现代家政学"关系性"转向及研究范畴的理性回应

本文关注现代社会对家政学学科提出的现实挑战,通过考察家政学学科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表现,明确提出"家政学学科在现代社会更多地体现一种‘关系性'特征",并在"互构"视角下分析其"关系性"转向的实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现代家政学学科研究范畴应当作出的理性回应.     

芒福德的城市功能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城市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在经历了政治型城市与经济型城市两个阶段之后,文化城市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文化城市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文化城市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文明与社会的本质,使之超越了城市原始的防卫与商业等实用功能,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及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文化城市建设对于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城市社会的和谐,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城市社会的科学与可持续发展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这是我们推出本组笔谈的初衷,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一起参与进来,共同为中国当下的城市化建设提供理性参照与智力支持。     

明清江南城市文化资源的再生产与开发利用

城市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在经历了政治型城市与经济型城市两个阶段之后,文化城市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文化城市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文化城市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文明与社会的本质,使之超越了城市原始的防卫与商业等实用功能,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及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文化城市建设对于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城市社会的和谐,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城市社会的科学与可持续发展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这是我们推出本组笔谈的初衷,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一起参与进来,共同为中国当下的城市化建设提供理性参照与智力支持。     

"新上海"意识的重建

城市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在经历了政治型城市与经济型城市两个阶段之后,文化城市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文化城市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文化城市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文明与社会的本质,使之超越了城市原始的防卫与商业等实用功能,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及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文化城市建设对于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城市社会的和谐,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城市社会的科学与可持续发展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这是我们推出本组笔谈的初衷,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一起参与进来,共同为中国当下的城市化建设提供理性参照与智力支持。     

论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追求和谐一直是中华文明演绎的主题,以和谐为特征的文化精神可谓生生不息。追求秩序、崇尚和谐作为我们一种深厚的文化情结无疑也是我们当前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制度伦理具有规范、协调和创新等功能,这对于建构和谐社会来说是不无助益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制度伦理是对建构和谐社会“良序情结”的一种回应。更为关键的是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在理性诉求和终极眷注方面是可公度、可通约的,二者都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耦合,马克思所谓“大写的人”是二者共同关注的深层次的问题域,同时这些也是二者在伦理生态方面重要的整合点与互动点,可以说,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之间是一种互构互益性的关系,体现了人类社会追求真善美有机统一之境界的共同期待。     

西部地区社会救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宁夏为例

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救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是呵护贫困群体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为贫困群体提供最起码生存需求和最基本生活保障的最基础的救助制度。目前,宁夏已基本建立起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援助等单项救助为配套,以优惠政策和社会互助措施为补充,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