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保险行政的民事性质--兼论社会保险费征缴中运用民事手段的合理性

由于社会保险行政具有保险、代理等性质,涉及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利益关系,与其他保障行政相比,兼具民事性质的特征较为明显.分析、研究社会保险行政的民事性质,有利于明确社会保险立法的性质,突破"公法不得创设私权"的界限,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依法行政中使用民事手段提供法律依据;有利于社会保险行政准确定位,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更好地执行社会保险事务,尤其是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事务.     

论俄罗斯民事检察制度

民事检察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检察机关通过行使公诉权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它以＂国家适当干预＂为基点,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俄罗斯民事检察制度几经变迁,在＂人、人的权利与自由具有最高价值＂的宪政理念基础上,实现了从苏联时期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诉讼模式的过渡,建立了富有特色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论民事再审程序主体制度

启动民事再审的主体制度是再审环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启动再审的主体制度有许多弊端,与法院、检察院以及当事人应承担的职能和扮演的角色不相符合。应充分考虑程序的安定性、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等多方面因素,在此基础上取消法院的启动再审权,严格限制检察院的权力,而赋予当事人启动再审的决定权。     

论民事执行权的性质与设置

“执行难”问题一直以来是困扰我国司法工作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之一与我国民事执行理论研究的滞后不无密切关系。本文通过对民事执行权性质的剖析,认为民事执行权是司法权的下位权力,并在分析审判权与执行权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审执分立的观点,理顺执行体制,为合理设计我国的民事执行制度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原则与范围

行政补偿制度是因行政机关的合法行为、合法行为的附随效果或公法之无因管理行为等给相对人造成损失.从而进行补偿的行政法制度.补偿原则与范围等是行政补偿制度构建的基础性问题.从我国的制度构建需要出发,行政补偿原则应当包括公民权益保护原则、依法补偿原则等,补偿范围则因补偿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事管辖制度论略

管辖制度,是指确定案件在哪一个法院审判的制度,它是当事人提起诉讼、法院接收案件的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事管辖制度是在继承民国初期相关制度、借鉴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的基础上而设计的。并且,国民政府结合民事审判实践不断完善民事管辖制度,其管辖的适用原则、管辖权的实际运作模式逐步趋向科学化和规范化,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利益,体现民事审判制度设置的宗旨,也是民国时期中国民事审判制度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然而,国民政府时期的审判实践与司法理论不尽合拍。     

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和原则

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行为无论合法与否都可进行监督,但重点应放在诉讼中已介入的案件和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以及其他已发生违法行为的案件。为了使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在司法实践中能正常实现,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应当遵守以下一些基本原则：检察权正当原则、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维护私法主体处分权原则、确保执行权正当行使原则和依靠群众原则。     

论民事执行权的分权运行及监督

本文从民事执行权性质入手,在探悉民事执行权构造和内容的基础上,根据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的不同性质,设计执行改革中执行权的分权运行模式,以监督执行权的运行,并针对民事执行权监督的不足,建议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以促使执行公正与效率价值的实现。     

论直接言词原则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有助于实现现代司法的公正和效率价值;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应以直接言词原则为指导思想,为此,必须做到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取消单位作为证人的法律规定,限制和改进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强化质证完善认证等.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一项维护公民及社会环境公共利益的有效制度已经得到认可;调解制度以其高效性、实用性和灵活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制度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体现了时代、效益和秩序价值,其理论基础是原告对环境公益的处分权。依“有限调解”原则,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调解的特殊模式予以考量,凸显公益诉讼的特征十分必要。     

试论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我国多年以来,经过学术界不懈的探讨以及司法实践,虽然在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进展,审判实践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我国目前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不够成熟完备,尚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本文尝试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和现状出发,对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做一些探讨。     

借鉴与创新:关于民法典问题

民法的法典化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必然趋势 ,如何制定民法典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 ,借鉴古代或外国民事立法的具体体系和内容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应当从这些优秀成果中找寻规律性的东西 ,即民事立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与社会经济生活相适应 ,本文通过分析罗马法法律行为形式的发展变化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国民法典不仅要吸收和借鉴 ,而且要创新和发展 ,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论民事诉讼中的“三权”分立与制衡

本文尝试从法理学的角度,以法治的理念透视井剖析民事诉讼中处分权、审判权、与检察权之间的应然关系及其运作机理,深入反思与检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模式、民诉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而对当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尤其是民诉法学研究方法的改进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构想。     

试论民事诉讼举证时效制度的理论基础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就举证时效制度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能够在司法实务中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为任何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作,都需要有相应的理论基础。举证时效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程序安定理论、法律真实学说、诚实信用原则。     

论公民道德的原则

道德原则是一个道德体系的灵魂。爱国守法之所以能够作为公民道德体系的原则,根据有三:(一)它能够调节公民道德中的主要伦理关系;(二)它贯穿了整个公民道德规范体系,成为指导性的准则;(三)它标志着公民道德的特性,区别于其他的道德体系。爱国、守法作为公民道德的最高和最低原则,各自有着深刻的道德内涵。     

论民事诉讼证人的权利

证人出庭作证难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民事诉讼的问题,从立法上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对出庭证人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具体,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法律应保障证人的正当权益,赋予证人拒绝证言权,对证人因出庭作证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应给予物质补偿,对证人的人身安全给予保护,使我国的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更加完善。     

论民事诉讼中的事实推定

最高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在我国立法上首次肯定了事实推定,但该规定较为粗疏,没有厘清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的关系。文章从事实推定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入手对其进行定位,指出事实推定具有诸多功能和价值,不应轻言否定。同时也认为事实推定存在缺陷,应在制度上予以规范。     

论合伙的第三民事主体资格

关于合伙的法律地位之争由来已久,学者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合伙是否符合传统的民事主体的建构。作者认为,是否确立合伙的法律资格取决于其契机是否已经出现。为澄清合伙的法律地位,我们首先考察了民事主体的历史逻辑,以为合伙法律上的“正名”提供法理依据;其次讨论了合伙的发展过程,表明目前组织体形态的合伙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通过对合伙的实体性进行法律分析,指出合伙是与自然人、法人不同的一种社会存在形态,确认其第三民事主体资格是必然的。     

乡镇市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

随着乡镇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市民社会及其利益代表组织也快速兴起。政府主导型现代化模式在农村的终结、政府因管理失灵而从乡镇市场中淡出以及国家权力退出导致乡镇公共服务真空是其兴起的时代背景。乡镇市民社会的阶层主要有:乡镇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个体工商户阶层、乡镇农民精英阶层、乡镇外来务工人员阶层和外出务工的农民阶层,其利益组织既有体制内的非政府组织,也有体制外的组织,其兴起的特点主要有过渡性、非农性、脆弱性和连接性。乡镇市民社会对于乡镇政治和经济生活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乡镇政府对于乡镇市民社会的治理有四个方面的路径:放权又树威;推动其自治与自律;确认其利益诉求;促进其文化转型。     

我国诉讼时效的立法思考

诉讼时效为现代各法域所共有之私法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我国诉讼时效立法宜置于民法总论部分,适用客体应以难以证明的请求权为限。对于诉讼时效起算点和期间变动宜进一步具体化和细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