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政府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评估和政策

中美关系解冻前,美国通过延期讨论和联合国"重要问题"处理办法,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代表权,"中国代表权"问题由此产生.出于联华抗苏战略考虑,尼克松上台后亟需缓和美中关系.1969和1970年,他有意释放出一些对华和解信号,但因国内外牵制,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仍沿用"重要问题"案,然而改行类似"一中一台"策略的讨论却在加紧进行.1971年,美国正式决定采取"双重代表权"案,即中国加入联合国并进入安理会,同时保留台湾当局的联大席位.其间,美台有过激烈交涉.随着第26届联大否决"重要问题"案,通过"阿尔巴尼亚"案,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美国苦心经营的"双重代表权"案根本就未能表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     

研究委员会决议与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20世纪 6 0年代中期 ,美国对华政策有所调整。与此同时 ,美国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也有所松动。学术界对研究委员会决议在中国进入联合国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尚缺乏研究。建立研究委员会是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率先提出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美国同意并支持提案 ,这表明了美国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有所松动 ,同时美国以此采取拖延的战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阻止并延缓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目的。     

1961年美英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分歧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新独立国家成为联合国成员，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延期审议”方案在联合国难以为继。就在此时，英国在1961年改变了原来支持美国的立场，不仅反对美国的“延期审议”方案，而且公开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迫切需要英国的合作以获得成功，因此，美国在政策调整时不得不与英国充分协商。通过这种协商，英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政策。     

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回忆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过程

周总理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 “两个中国”,中国政府一定公开批驳。基辛格 说:请你们对我们的总统少用些尖锐的形容词。 1971年5月,巴基斯坦方面转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口信,说他准备来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交谈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彼此关心的问题,为此先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进行预备性会谈。毛泽东主席决定,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经巴方转告美方,表示同意。 总理组成工作组,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尚未就职的首任驻加拿大大使黄华、总理助理熊向晖、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参加总理同基辛格的会谈。译员为冀朝铸和唐闻生。     

1951年英国对新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立场转变的原因

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联合国代表权转向支持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除了美英特殊关系外，英国立场的转变还在于联合国的投票形势对新中国不利。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对战事扩大的恐惧开始在联合国蔓延。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合国成员国开始怀疑新中国能否遵循联合国宪章共同维护和平，新中国的加入会否增加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砝码。英国在分析投票形势后认为，此时并非新中国争取联合国代表权的时机，故投票赞成在联合国各机构中推迟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     

1960年代中期美台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合作与分歧之研究

本文拟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论述1960年代上中期美国政府与台湾国民党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约翰逊政府不得不在中国代表权问题采取新的手段,而国民党却希望美国能够继续以“重要问题案”在联合国内维持“纳蒋排共”的旧局面。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约翰逊政府决定支持具有“两个中国”意味的“研究委员会”的决议案,作为防止其政策失败的主要手段,并迫使国民党接受。与此同时,美台双方为了保住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还通过PL480为国民党在非洲加大“援助外交”提供财政资助,暂时维持着美台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合作。     

基辛格-罗杰斯矛盾冲突评析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两个关键性的角色。双方既合作又竞争,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双方的矛盾冲突逐渐取代合作,并在尼克松政府时期达到顶点。双方的矛盾冲突进一步揭示了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一致的根源与复杂性。     

从美国解密文件读解日美间核武器秘密协议

自1967年起佐藤荣作派密使若泉敬与尼克松的密使基辛格就冲绳回归和在日核武器处理等问题进行谈判。分析美国新解密的文件证实,日美之间就核武器问题存在秘密协议,读解这些文件、文献也解明了日美双方的决策过程,并提示了日美间秘密协议对我国国家安全可能产生的具体负面影响。     

1971年日本的联合国中国政策出台始末

第25届联大后,佐藤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新的联合国中国政策。在决策过程中,首相佐藤始终坚持以美国意见为导向,以"保住台湾"为目标,但由于中美缓和、美台博弈以及政权内部意见纷争等因素纵横交错,致使新政策久拖难决。最终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佐藤选择了追随美国、以"首相裁定"决定日本充当美"逆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的联合提案国。佐藤此举固然维持了日美、日台关系,但同时也背离了世界潮流,错失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良机。     

尼克松对越南战争的态度

越战是美国自二战以后最重大的海外干涉 ,也是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部分。尼克松从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副总统起到约翰逊政府前期 ,一直是美国对越战争升级的支持者 ,而到了 196 8年他对越战的态度由强硬走向缓和 ,并最终于 1973年 1月与北越签订了和平协定 ,结束了越战。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尼克松处理越南问题的根本依据 ,但在促使对越态度转变中一些他个人的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尼克松作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充分认识到越战造成了美国巨大的人员伤亡和军事、经济损失。同时 ,虽然尼克松本人内心始终坚持反共立场 ,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调整与中、苏的关系 ,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越南问题。更重要的是越战与尼克松个人政治命运的联系。美国国内掀起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同时 ,战争还造成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团体和党派的分裂 ,尼克松要想在选举中获胜则必须调和两种对越战的极端态度 ,走中间道路 ,以取得选民的支持。     

浅论尼克松政府的新经济政策

由于约翰逊政府的无所作为,尼克松政府上台之时,美国经济便在困境之中,1973年石油危机更加深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中的不利局面,保持美国在冷战中的战略优势地位,尼克松政府果断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美元在战后国际金融中的霸主地位的消亡,也是依据凯恩斯经济理论克服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双重危机的尝试.     

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探析——以老布什时期对台政策为例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台决策最能体现其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的特点.老布什时期的决策过程尤其富有戏剧性和典型性.现实主义决策模式认为,该决策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美台两国三方博弈的结果.自由主义决策模式说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和结构起了决定性作用.官僚政治决策模式则强调,它是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与国会之间及其内部各官僚政治机构之间较量的结果.最终,这三种行政决策模式共同构成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     

论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的微调

20世纪60年代是美中关系处于激烈对抗的时期,美国一方面通过越南战争来遏制共产主义、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又努力避免与中国直接交战.为了解决对华政策的矛盾性,约翰逊政府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的对华政策,试图通过放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来缓和对华关系.虽然最后约翰逊政府任内对华政策没有根本的变化,但是它却为尼克松政府实现美中关系突破奠定了基础.     

评析约翰逊总统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约翰逊执政时期表面上美国对华仍然推行传统的遏制和封锁政策,但是实际上随着新的国内外局势的变动,美国原有对华政策的公共观念的一致性遭到破坏.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而约翰逊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特别是“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提出,正是美国试图改变对华政策的一种努力。尽管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在行动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却为尼克松政府实现重大调整做了思想和政策的充分准备。     

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定和执行西藏政策的跨部门分析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主要外交战略核心部门全面参与了对华西藏政策的制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会、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在制定和执行西藏政策过程中分工明确,协同配合,体现了美国战略决策部门利用西藏遏制中国目标的高度一致。     

对美国战略评估的再思考：理论与方法

战略评估是指关于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综合评价和衡量,主要体现为大国对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综合分析。战略评估是整个战略决策流程中的重要部分,高质量的战略评估并不能保证高质量的最终战略决策,但是最终战略决策和外交政策必须依赖战略评估。当代美国的战略评估制度,有一套完备体系和科学手段。内容上涵盖了长时间、大空间和多重领域,对政治、经济、军力、科技甚至产业现状和未来趋势做出评估。本文从美国战略评估理论的发展、战略评估的特点出发,以净评估方法为例,深入探讨美国战略评估的方法,进而讨论如何应用这些方法来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只有掌握美国战略评估的理论、逻辑和方法,才能够更好地理解美国战略评估的文本背后的政策含义,从而为应对来自美国的外部挑战提供更为准确的对应措施,也能够进一步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抗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再认识——以旧金山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问题为视角

中国参加旧金山制宪会议的代表团问题源起于1944年中国战场形势的发展、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国内政治关系出现的新变化。从根本上讲,中国代表团问题是国共“联合政府”之政治争议的延伸,反映了国内政治力量独裁与民主的不同诉求。在中国代表团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罗斯福政府特别是总统本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折射出抗战末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出现的新变化。     

从对等平衡到威慑平衡——1970年约旦危机与美国中东政策的转变

尼克松政府初期,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卿罗杰斯继承了约翰逊时期对等平衡的中东政策,但这并未促进阿以之间的和平进程。约旦危机中约旦和以色列的表现,使美国意识到以色列在实现美国意图中的战略价值,这促使美国改变了对阿以冲突的对等平衡政策,转而采取加强以色列军事优势的威慑平衡政策,从而实现了美国对中东政策的第一次嬗变。约旦危机对美苏、阿以双方的攻防态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影响了中东的和平进程。     

美国国会对腐败问题的治理

腐败是美国社会中的一颗毒瘤,侵蚀着美国式民主政治的肌体。国会的腐败和反腐败的斗争一直不断,直到今天还在延续。从历史上看,美国国会对腐败问题的治理经历了道德防腐、法理控腐和监管反腐三个阶段,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健全的反腐败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和监管体系,有效地遏止了20世纪前后一度困扰美国的腐败之风,美国政治成为当今世界比较清廉的政治。然而,由于美国国会治理腐败的举措治标不治本,迄今为止腐败仍然是美国民主政治中的顽疾,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从个体收买型腐败走向集体系统型腐败,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开放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今后惩治腐败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