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

在百年前因争夺东北而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不予深究,简单否定。然而,清政府局外中立的表象掩盖着形形色色的真相和矛盾。事实上,出于维护东北主权、联日拒俄的考虑,在战争中,清军和奉天当局暗中为日军提供了帮助或便利,全国舆论更是袒日拒俄不加掩饰。同时,日俄两国也并未尊重清政府的中立,破坏中立的举动屡见不鲜。可见,对于中日俄这三国来说,所谓对中立的“恪守”和“尊重”主要是一种煞有介事的姿态,以避免战争的扩大化,这也折射出当时英美等列强的意图和复杂的国际关系。     

两晋时期士人“仕而不事”心态剖析——以《庄子注》为中心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士人的座右铭.但是,《庄子注》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主张:仕而不事,即士人可以出仕做官,但不能有做官之心,更不该有做官之事.导致这种消极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是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主观原因是作者的宿命心理.这表明,政治败坏和宿命心理是部分知识分子疏离政治的主要原因.     

20世纪初日本的东北亚商贸调查研究——以《清韩俄贸易视察报告书》为中心

20世纪初,为争夺“满鲜”殖民权,日俄矛盾已然不可调和。为给日俄战争及战后的经济扩张做情报储备,日本军政官民对东北亚地区进行了各种调查活动。1903年5月到8月,日本函馆商业会议所接受农商务省的委托,前往中国及朝鲜半岛做商贸调查,并据此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清韩俄贸易视察报告书》。报告书表达了日商对殖民“满洲”的希冀,其提出的增开新航线、扶持海外日商、经营大连取代营口等建议,对日本制定日俄战后东北亚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辛亥鼎革后清末保守士人心态之比较——以《恽毓鼎澄斋日记》、《退想斋日记》为中心

辛亥鼎革后,由帝制迈入共和的清末保守士人,面临时代遽变带来的种种冲击,多少都有一些不适应感。这种不适应感在不同的士人阶层中既相似又有较大差异。恽毓鼎和刘大鹏即为其中的典型人物。在二人日记的记述中,既有对清帝退位的共同哀叹,又有对袁世凯称帝的复杂心情;既有对民初剪发、改历的不同反应,又有对国家命运、民生多艰的共同关切。通过比较二人在面对共同问题时的心态,可以体味到清末保守士人在辛亥革命之后心态的复杂性。     

柳宗元初到永州的心态解读——以《谪龙说》《江雪》《首春逢耕者》为线索

以初到永州所作三则诗文——《谪龙说》《江雪》《首春逢耕者》为线索可以发现,柳宗元贬永初期的心态是复杂的,既充满着不久即可重新启用的自信,保持着狂傲书生的故态,又残留着身为京官的自得,深蕴着远离故乡的忧伤。     

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

梁启超晚年 ,面对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社会危机和中国在袁世凯败亡后的军阀混战 ,尤其是经过 1 91 9年在欧洲一年多的实地考察 ,逐步改变了过去全面学习西方社会和竭力引进西方文化的思想文化追求 ,试图在东西方文明互补中创造一种新的第三种文明。为此 ,他提出将西方的物质文化与东方的精神文化合二而一 ,特别是要以西方的辩证思维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重新诠释中国古典文化 ,使中国文化在创新中走向现代。梁启超的这种努力 ,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思想上的“倒退” ,其实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新思考 ,客观上为后来新儒家的登台奠定了基础。     

穿越现实腹地的理想追寻--以《野鸭》为坐标对易卜生戏剧思想艺术的剖析

对人类精神的高度关注,是易卜生戏剧的一贯命题,随着他把思想探索的触角探向人性的更深层面,其创作方法也不断出新。把《野鸭》放到易卜生全部戏剧创作中去分析就会发现,该剧是他创作的一个转折点,不仅对改造社会和人生的理想主义的思考更为理性,而且成功地探索了新的创作方法,开启了此后一系列心理戏剧和象征戏剧的源头。     

《诗式》对“用事”的界定及规则研究--以《文论选》所录篇章为例

皎然的《诗式》是唐代影响深远的诗学论著,解读《中国历代文论选》节录的《诗式》内容可知皎然以及编者所要表达的诗学观念,其中有关诗歌“用事”论,从概念及功用上把“用事”和“用典”、“比”区分开,使“用事”成为一个独立的诗学概念。并且通过例证,认为诗歌用事应做到“不傍经史,情格俱高”、“真于情性,尚于作用”、“用事不俗,不为事使”三个准则方可成就好诗。较之前代的刘勰、钟嵘等文论家,皎然对“用事”客观系统地论说开启了诗歌用事理论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