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经济新闻

“入世”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将提高至１０％资讯在中国与美国签署贸易协议之前，预测中国的经济成长率为８％；如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成长率应可望提高至１０％。在此基础上，亚洲经济成长率已由原先预测的６．７％向上调整为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中国的投资年增率提高到１２％，其结果将使全球经济成长率提高至３．６％。另一方面，虽然中美在成贸易协定有助于改善双方贸易失衡的问题，然而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仍将难以徹底解决，高赤字情况仍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经济学者潘文卿指出，在２１世纪…     

污染外部性、可持续发展与政府政策选择──基于内生化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型

内生化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增长模型的构建,可以系统地分析在污染外部性约束条件下,家庭内生化劳动休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动力机制,揭示政府环境政策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模型结论表明:第一,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和污染减排支出弹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的最优发展战略的必要性条件.第二,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与污染的减排支出弹性越高,环保意识越强,则稳态增长率越高;反之,休闲意识越强,或污染的产出弹性越高,则稳态增长率越低.第三,政府环境政策具有长期的增长效应与环境效应.     

浅谈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环保宣教工作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问题愈来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但是，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环境意识还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开拓环保宣传阵地，提升环保宣传品位，扩大环保宣传力度，把环保理念升华为社会主流意识，全面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形成公众参与，人人关心环保，个个执行环保的社会新风尚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

设计合理环境规制，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公民健康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策略。因此，厘清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三者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Grossman宏观健康生产函数和2007-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法考察了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以及二者交互项对公民健康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结果发现，农业面源污染与公民健康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农业面源污染的不断恶化显著增加了食源性疾病发病数；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之间呈倒“U”型关系，拐点临界值为3.079；仅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不仅不利于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反而引致隐形经济规模扩大，出现了显著的“绿色悖论”；2007-2012年、2013-2018年两时期检验结果显示，强化农业污染源监管能够显著减弱“绿色悖论”，并重塑环境规制政策的健康红利。     

典型国家肉牛生产经济效率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经济效率的提升是实现肉牛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的突破性手段。基于2010-2020年Agri benchmark全球典型养殖场第一手数据，运用SFA测算了12个典型国家肉牛生产的经济效率，并采用Bitobit、CMP+IV-Tobit方法探究生产环境和管理特征在推动肉牛生产经济效率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肉牛生产技术效率处于国际偏低水平，仅为德国肉牛生产技术效率水平的72.31%、美国技术效率水平的74.45%,在12个典型国家中排名第9位；成本高位和价格劣势导致中国肉牛生产配置效率低位；中国肉牛全要素生产率缓慢增长，在典型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年均增速0.186%,属于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双驱动型；种植饲草料、政策和信贷扶持以及生物安全防控等对肉牛生产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中国肉牛生产在养殖者素质水平、饲料粮自给率、政府扶持力度与生物安全防控方面与优势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肉牛生产经济效率水平亟待进一步提升。     

环境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对策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科学技术带动了相关技术的“绿化”，用“绿色”技术生产“绿色”产品、引导“绿色”消费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新时尚。中国的环境科技。不但在基础和应用研究方面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也落后于中国整体工业技术水平，所以，中国必须在借鉴外国发展可持续发展环境技术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从调整环境保科研机构、完善环境科研布局入手；进一步改善管理运行机制和适应市场经济；在加大国家投入力度的同     

财政赤字内涵变动对经济成长之影响与启示

作者在台刊《自由中国之工业》第90卷第11期上发表文章认为,财政稳健是国家建设及发展 的基石。近年来,欧美各国纷纷致力削减政府支出,改善财政收支结构,以营造有利于经济 发展的环境。文章较详细论述财政赤字的内涵变动及其对经济成长的影响,提出如下建议： (1)重视财政赤字内涵。一国财政赤字的缩减应从经常性支出着手,政府固定投资则宜配合 经济发展适度成长,方能有助民间生产效率的提高。(2)赤字融通投资应兼顾财政稳健。政 府资本支出的大幅扩增,可促使经济成长大幅提高,有利于经济成长潜能的培植,而政府债 务规模相应亦会快…     

孟加拉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对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孟加拉国在向经济现代化迈进中造成了耕地和动植物种类减少、空气和地下水污染、自然灾害频繁等环境问题。孟加拉国采取制定环保法案、控制环境污染源、增加环保投入、提高环保意识、实施国际环保合作等保护环境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可为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帮助。     

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的时空演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1‒2021年省际数据的分析

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以2011-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VHSD-EM”评价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的时空特征和演变规律,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10年来,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的发展主要分为3个阶段,2011-2017年呈缓慢上升趋势,2017-2019年呈“V”型发展趋势,2019-2021年呈快速发展趋势。②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呈现“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分布格局,即东部地区的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发展最优,中部地区次优,东北部地区第三,西部地区则落后于其他地区。③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整体空间集聚以“高-高”和“低-低”两种类型为主导,且东部地区的集聚效应显著高于其他三大地区,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集聚效应最弱。④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可通过基础设施、经济条件、政策法规和教育文化因素等产生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改善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应从政策支持、人才培养模式及区域资源配置等方面入手。     

论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的困境及对策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是环保市场化的典型实践方式,该机制的建立可把"污染者付费"原则中排污者的直接治理责任转化为间接的经济责任,并带动环境服务业、环保技术、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进步,进而有效缓解目前我国单纯依靠排污者亲力亲为的治污模式与市场经济运行理念之间的不协调性,最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社会的持续发展能力。基于该机制的构建尚存在诸多困境,应从积极创造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介入及污染治理专业化的现实需求入手,积极培育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所需的法律政策扶持体系,创造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健康运行所需的制度环境和氛围,使污染治理逐步走向专业化、产业化、事业化。     

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的归责原则及其适用

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公害．’由此可见，保护环境，防治污染，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又先后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也水污染防治法合、《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罗、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刀等一系列的单行环保法规，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环保法律体系．在整个环保法律体系中，主要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保护环境防治环境污染；二是当污染者污染环境给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了正功地处理环境污…     

管理者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企业管理者对于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分析对象，实证检验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企业管理者能力越强，则能够显著驱动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上述结论在经过稳健性与内生性处理后依旧保持不变；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管理者能力越强，能够对非国有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企业，以及处于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裨益；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管理者能力越强，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增强研发投入强度并实现企业内部预期的改善，这些变化都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充足动力。特别地，企业管理者能力的影响能够突破特定企业的边界，进而向外部企业产生积极影响，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经验借鉴和驱动力。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多制度环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困境:产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着执行偏差以及污染反复出现等问题，要求对环境治理的多主体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多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分别遵循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不同行为逻辑和动机容易产生逻辑冲突或不协调，不利于形成环境治理合力。对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中央政府层面，实现由“运动式”环保督察向常态化督察的转变，建立环保督察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环保绩效的重要性，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努力指数；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企业环保“红黑榜”，激发企业绿色生产的潜力；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教，维护公众的环保参与权利。     

土地环境违规行政处罚对地区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

土地环境执法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激发土地空间资源的潜在能量，从而有力推动地区绿色发展。土地环境违规行政处罚作为土地环境执法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不断维持着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两者的谐和关系，深刻影响着地区经济绿色发展的方向。目前，我国的土地环境违规行政处罚尽管有力降低了污染物排放，却未能提升地区的绿色生产效率，这反映出地方政府未能有效权衡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的关系。欠发达地区通过减少处罚换取增长绩效，发达地区则以过度处罚换取污染治理绩效，二者都没有综合地从治理效率的角度考虑问题。为使治理效率整体上最大化，地方政府一方面应侧重于针对违法事件作出处罚，而非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应完善环境治理的激励机制，调动市县及以下各级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中国电力工业的环境学习曲线与节能减排潜力分析

本文利用1991-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选取万元产值能耗、水耗、SO2排放、COD排放等9个主要指标，建立了电力工业能耗和大气污染、水耗和水环境污染随着人均GDP变化的环境学习曲线，并根据这些曲线分析了不同时段我国电力工业的环境负荷和节能减排潜力。结果发现：我国电力工业资源环境9项指标均随人均GDP的增长呈幂指数衰减；不同时段电力工业万元产值环境负荷逐渐下降，同时节能减排的潜力也逐年下降，这是由环保意识增强和经济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必然结果；1995年之前节能减排潜力较大，2000年以来节能减排潜力逐渐下降，十一五期间电力工业的节能减排需要结构调整。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居住方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数据，分析了居住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居住方式的改善有助于增强生育意愿；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健康状况、经济水平对生育意愿有影响；住房面积、同住人数对生育意愿也有影响；然而，房产数量和配偶同住对生育意愿没有影响。因此，政府可通过积极改善住房环境，颁布利于生育环境的住房保障措施来提高生育意愿；此外，根据多人同住的高生育率趋势，要大力提倡多子多福生育观，潜移默化下影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识。     

环境利益的差异建构与原因阐释——区域与城乡环境利益分配的基础分析

生态环境理性是经济理性盛宴之后成长范式的转移,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在发展不均衡与分配不公平的基本国情观察下,中国的环境利益分配表现为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的面向。环境利益地区差异是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与环境污染的差异,并且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基础上呈现的;环境利益城乡差异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造成农村自污染与污染制度性转移的环保哲学。在这两个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环境优势者和环境弱势者,究其深层原因,则是经济贫困、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的经济社会发展维度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