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实用主义理论特色

上博简《孔子诗论》呈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理论特色,它强调的是诗在处理内政外交时作为一种特殊语言所具有的交流功能。《孔子诗论》中所论述的《诗》的内涵和《左传》中《诗》在“达政”、“专对”时所体现的内涵基本一致,它和现代文艺学常用的评论方式没有直接关系。     

《孔子诗论》与出土文献整理的正字法原则

上海楚简<孔子诗论>发表以来,在文字释读方面,出现了关于正字法原则问题的争论.学术史上的经典异文整理,尤其是唐代的正字学运动,确立了包含<诗经>在内的典籍的用字规范.在出土文献的整理过程中,应以传世典籍中的惯用字为正字,从而正确表达简文内涵.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十七简新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第十七简依次评论了<诗经>中的四篇作品,认为<齐风·东方未明>的语言特点是锋利尖锐,<郑风·将仲子>中女主人公想爱而又对舆论有所畏惧的心理值得肯定,<王风·扬之水>表达的是戍边士卒对妻子的强烈思念之情,<王风·采葛>表达的是丈夫对新婚妻子的深切恋情.孔子的这些评论,为辨正和澄清汉儒以来对这四篇作品的严重误读提供了最早依据.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九简新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意义重大.其中第九简评论了<诗经·小雅>中<天保>、<祈父>、<黄鸟>等三篇作品.孔子对<天保>宣扬的敬天谀君思想提出否定意见,正面提出君权德授、王福德赐思想,是孔子仁学德政思想在解读作品时的具体体现,论诗角度具有多样化特点;孔子明确肯定<祈父>的责问理由及诗歌本身,评论有理有据,用"责"字概括<祈父>的内容特点,见解深刻独到;评论<黄鸟>时用"困而欲反其故"准确概括诗旨,并且揭示出"多蒙耻受辱者往往会抨击社会"的普遍现象.<孔子诗论>的面世,可使汉儒、清儒与宋儒的争讼得以了断,为辨正汉儒以来对三篇作品的误读提供了最早依据.     

《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与周代社会的礼制与婚俗

结合古代社会的礼制与婚俗,可知《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中的“■而”篇不是《诗经》佚篇而应当是《齐风》中的《甫田》篇。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益于正确理解《孔子诗论》的相关内容,并可揭示《孔子诗论》某些部分的结构特点与《诗论》的性质。     

论上博简《孔子诗论》的人文精神

《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人文哲学内容丰富,天命、王命、人性、道德、礼仪融为一体。天命含人性,以情性说诗而处处绳之以德和礼,特别是“以色喻于礼”和“民性”三“固然”,既是道德人文说,也是知识理性说。文章串述以德说诗“一字法”和联缀综述法。儒家“人本哲学”是经验人文哲学,用来说诗,其丰富多致的逻辑方法体现在语言表述中,就是贯彻“人本哲学”的具体理路。     

读上博简《孔子诗论》札记二则

文章是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读书札记,主要涉及第四枚简、第二十枚简的内容。文章试图从文字、语法、训诂的角度对简文中一些富有争议的内容,如“与贱民而[谷兔]之”、“人不可[解干]也”等的释读提出一些见解。     

上博简《诗论》作者复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简称上博简)陆续公布后,其《诗论》作者问题遂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大致形成了孔子作、子夏作、接受春秋《诗学》的人所作三种代表性观点.对《诗论》作者的考察应把握两个关键:第一,隶定""作"孔子"还是"卜子";第二,确认""的言论是否贯穿《诗论》全篇.研究发现,有三条证据可以证明""隶定为孔子无疑:其一,《鲁邦大旱》为""隶定"孔子"找到了铁证;其二,战国铜器简帛合文为""不能隶定"卜子"找到了旁证;其三,先秦传世文献为"卜子"与"子夏"的关系找到了反证.仔细解读《诗论》文意可以发现,""言论确实贯穿全篇.因此,孔子为《诗论》作者不容质疑.     

上博简《孔子诗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学界对《孔子诗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作者、简序编排、简文释读、文本阐释四大议题,文本阐释又包含对其诗学、诗经学史、思想史、历史文化价值的多维探索。回顾与反思其学术史可知,作者问题要立足先秦时代的著述观念与实践,注意区分作者述者抄者的各自角色及其意义;简序编排要重视物质形态的作用,遵循形制第一、表达第二、意义第三的原则;文本阐释应建立在文本整理的坚实基础之上,文本整理又以简文释读为核心;诗学研究是《诗论》研究的根本与归宿,其他阐释研究则要注意文献的使用限度。     

从上博简《诗论》第21简看孔子的情爱观

上博简《诗论》第21号简简文认为不可以称赞《诗·大车》篇表露的那种“嚣”的道德精神状态。原因在于“嚣”的状态不符合恰当的“度”。我们可以通过简文从一个侧面看出孔子的情爱观念。鼓励大胆追求爱情与提倡男女情爱应掌握一定的“度”,要符合“礼”,这构成了孔子情爱观的两个基点。本简采用以诗解诗的方法,通过对《湛露》篇的分析,说明对于《大车》一篇不可称赞的原因所在。这种独特的解诗方式,展现了孔子启发弟子深入思考问题的匠心。     

《孔子诗论》"《关雎》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三简论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意义重大.其中第二十三简评论了<诗经>中的<鹿鸣>、<兔罝>两篇作品.孔子认为,<鹿鸣>描写君臣宴乐,强调君臣以道义相交,尚德效善,符合诗人本意,分析准确透彻;<兔罝>表现了重贤思想,评论带有春秋时期借题发挥、重视实用的解<诗>特点.孔子的评论为辨正汉儒以来对这两篇作品的误读提供了最早依据.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孔子诗论》“邦风纳物”说与先秦诗学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八章云"邦风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诸家考释多有未确。此简之"物"是礼、德、政的表征形式,"邦风纳物"说,则是在继承春秋时期"以物观礼、以物观德、以物观政"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邦风作品的实际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揭示这一命题的思想根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先秦诗学相关命题。     

孔子与《孔子诗论》

孔子与《诗》之间关系复杂。传世文献中的诗论,构建了孔子的政治品格,出土文献《孔子诗论》蕴含的道德美、理想美、情感美,却展现出孔子的审美心境。     

上博简《关雎》七篇诗论研究

论文考释了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关《关雎》七篇的记载，指出：《诗论》之“ ”即孔子，简文主要是孔子之论；孔子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 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很难从《诗论》简文里找到毛《序》为子夏所作的直接证据；简文对好色、求福、有爱、有恶、溯本的“民性”，看不出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强调的是利用，是“反纳”和“喻”。     

“《关雎》之改”等七句非孔子《诗论》说

上博简<诗论>第十简开端"<关雎>之改"等七句的语主问题,关乎传统<诗>学传承及学术史之研究,意义重大.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该七句为<诗论>作者引孔子语.实际上,该七句非孔子语,亦非作者引文,而是作者自设之题.     

从上博简《诗论》第25简看孔子的天命观——附论《诗》之成书的一个问题

上博简《诗论》第25号简提到“《肠肠》小人”,其中的篇名应当是《大雅·荡》篇,而非《诗·君子阳阳》篇。《荡》篇首章与后七章在辞语、文意等方面皆有重大区别,后七章系汉儒混入者。其首章方是真正的《荡》篇的一部分。从这章内容看,它抨击和咒骂天命,正是孔子所谓的“不畏天命”的“小人”之貌。简文为判定今传本《荡》篇的后七章属于另篇提供了重要旁证,并且,对于认识《诗》的成书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家语》与上博简《诗论》

《孔子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都应是本于上博简《诗论》。《好生》兼引其中一、二两章,《贵德》则仅及其中一章。这说明《家語》的文句绝非袭自《说苑》,否则不会有《说苑》所沒有的內容。《说苑》所以能征引《诗论》,应该是采用前人传记,而《家语》所以能引到刘向未引据的《诗论》文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这至少是可视为其来源较早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