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鲜古代诗学研究范围中的“李光睟”名字的考证

李睟光（1563—1628），字润卿，号芝峰，生活在朝鲜十六七世纪即朝鲜朝明宗、仁祖年间。于1588年中进士第，历任修撰、右承旨、大司成、都承旨、工曹判书、大司宪、吏曹判书等职。从他留下的大量的文章与诗学文本来看，他是朝鲜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诗人、文学批评家。     

元代回族曲家、诗人不忽木——兼谈康里人是回族族源之一

不忽木,《元史》作不忽木、康里不忽木、卜忽木、不灰木,其它书上又作布忽木、不忽麻,生干元宪宗四年(公元1254年),卒于元成宗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不忽木是元代前期的一位大政治家,深受忽必烈的信任。他少年即师事王恂、许衡,后历任利用少监,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提刑按察使,参议中书省事,吏工刑三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平章政事、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事,行中丞事、兼领侍仪司事。武宗封赠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公,谥文贞。     

皇太极两征朝鲜的“盟誓神判”及降礼

降礼体现着一个民族或政权的文明程度。作为两征朝鲜的胜利者,皇太极决定了采用的降礼仪式。他把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同汉降礼文化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降礼文化特征,即按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来作"兄弟之盟";用汉降礼对"小中华"朝鲜作"君臣之盟"。当然,也反映出满族礼文化的欠缺。     

杨汉公进士及第年考辨

杨汉公进士及第年考辨朱玉麒《旧唐书》卷一七六载杨虞卿传，下附其弟汉公事迹云：“汉公，大和八年擢进士第，又书判拔萃，释褐为李绛兴元从事。绛遇害，汉公遁逃而获免。累迁户部郎中、史馆修撰。大和七年，迁司封郎中。汉公子范、筹，皆登进士第，累辟使府，”传中“大...     

试析朝鲜"三、一"运动的性质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为确立自己的殖民统治基础,实行宪兵警察的"武断统治",剥夺了朝鲜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力和自由,空前残酷地掠夺着朝鲜,肆意摧残朝鲜民族文化.朝鲜"三、一"运动是自发的,它并不是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的,亦不是"宗教运动",而是朝鲜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起义,是一场全民性的自发的反日大起义.     

狰狞的乡土——"温家窑"细端祥

2007年,已有人说是"曹乃谦"年,话是说早了点儿.半年下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也没卖得如火如荼,曹乃谦既没红成"曹中天"也没紫作"曹丹",但是曹乃谦和他的作品确实稳稳地走成阅读的一个热点."而如今不能不读曹的作品了,作为一个至少是名义上的文人,再不读他,就太不尊重现实,太没有责任感了"①.瞧这话说的,有点托大,也挺实在,该指出的,曹乃谦是被外面的"世界"发现,端给我们,成了我们的"现实"与"责任".此前曹乃谦的被忽视,写了二十年,连一本集子也出不了,寂寂无名,我们倒真是有责任.     

朝鲜朝文人徐居正的"归去来"情结

朝鲜朝文人徐居正怀有非常浓厚的"归去来"情结,他将陶渊明作为人生与官场的指向标,希望在建立功勋后急流勇退,辞职回归家乡广津隐居.但是,这与以往文人官场不得志辞官归隐情况截然不同,徐居正一生深受朝鲜王朝五任国王宠信并一直担任重要官职,多次乞退未果后,身在官场的徐居正只能违背自己官场原则作诗文以"归去来"意象表达他不贪恋官场、脱离樊笼、超越世俗、追求高远的高峻人格.     

一代冤魂——韩侂胄

元朝官修的《宋史·奸臣传》中有韩佗胄,这实乃是一冤案。 韩佗胄(1151～1207),字节夫,相州安阳人(今河南安阳市)。其祖曾韩琦为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重臣,仁宗朝官至宰相。佗胄以荫入宫,作为宁宗韩皇后的叔父,他在宁宗时执政13年,以枢密都承旨,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居左右丞相之上,后加封平原郡王,任平章军国事。 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南宋王朝发生的三次重要事件都与他有关。     

略论北周司会的地位与职掌

学术界通常认为,北周司会是负责财政或审计的官员,由西魏度支曹演化而来。实际上北周司会履行的是西魏尚书令、尚书仆射的职责,具有协助皇帝或大冢宰监察百官的权力,是降低了级别、取消了独立地位的尚书令或尚书仆射,不是单纯的财政官或审计官。西魏度支曹的长官是郎中,品位与北周下大夫相当,而北周司会府的长官为中大夫,地位相当于尚书,而高于郎中。司会并非由度支曹演化而来,度支曹在北周时已经并入民部,隶民部中大夫。     

朝鲜汉文学家柳梦寅对韩愈古文理论的接受与变通——以"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为例

朝鲜王朝中期著名汉文学家柳梦寅的散文理论深受韩愈的影响:反骈文、倡古文,赞同"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但他又对韩愈的理论适当变通,并结合韩愈以来的理论成果和朝鲜的时代特征,扩充了"道"的范畴和内容,辩证地看待"不平则鸣"和"诗鸣其穷"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自己新的散文理论体系.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