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德于众禽——也论中国古代的"比德"观

"比德"是古代中国人观照自然的一种独特方式.比德的目的不在于关照自然,而在于"德法自然".其理论内涵远远超过了学界所界定的自然审美观范畴."比德"的范围很广,不限于山水玉石花草树木,还包括学界所忽视的飞禽走兽,其影响甚至渗入了古代的礼仪习俗."比德"的思想根源是"天人合一"自然价值观,其思维方式则是"引譬联类"的类比联想.     

比德于众禽——也论中国古代的“比德”观

"比德"是古代中国人观照自然的一种独特方式。比德的目的不在于关照自然,而在于"德法自然"。其理论内涵远远超过了学界所界定的自然审美观范畴。"比德"的范围很广,不限于山水玉石花草树木,还包括学界所忽视的飞禽走兽,其影响甚至渗入了古代的礼仪习俗。"比德"的思想根源是"天人合一"自然价值观,其思维方式则是"引譬联类"的类比联想。     

论避籍制度与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以贵州为考察中心

清代边省文学发展迅猛,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这与避籍制度有很大关系。避籍制度一方面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另一方面也迫使不愿外出就职的文人选择回避制度要求相对较弱的教职,为边省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说来,避籍制度对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江山之助不仅促进边省本地外出文人的创作,而且边省风景与风俗也激发了入边省文人的创作,丰富了边省文坛。二是避籍制度扩大了边省文人外出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增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三是避籍增进了主流文坛对边省文学的了解和认同,促进了边省文学的传播。避籍促进了文人的互动。     

先秦《老子》文本的演变——由《韩非子》等战国著作中的《老子》引文来考察

郭店楚简《老子》文本包含有今本《老子》共三十一章的内容,《庄子》一书涉及今本《老子》共十六章的内容,《韩非子》一书引用了今本《老子》共二十五章的内容,再加上《吕氏春秋》《荀子》《战国策》等著作对《老子》的引文,说明今本《老子》一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至少已具有了其中六十四章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在这六十四章中,只有三十八章是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老子》某章内容,且它们全都出于郭店楚简《老子》和《韩非子》引《老子》,其他先秦诸书所引《老子》则属只言片语或概述大意。这又说明,到《韩非子》成书时为止,《老子》一书实际只有三十八章完全具有了今本《老子》的文本形态。今本《老子》的最后定型,应该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统一思想由丞相李斯主持完成的。     

中国文学的形象思维诞生于《诗经》论

在中国文学"形象思维"研究领域出现了三种错误观点:(1)仅仅将形象思维视为作家艺术家表达思想的"表现方法";(2)否认形象思维作为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的独立存在性质;(3)认为"形象思维"是一个外来词汇.以上三种观点均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形象思维"既不是一个外来词汇,也不是一个从外国引进的文艺理论概念,它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早在<诗经>中已出现了形象思维方式.在<诗经>文本里,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1)普遍注重了独特意象的精心选取与引比联类的巧妙利用;(2)以借代、借喻和象征为代表的修辞手法的娴熟使用;(3)双声叠韵、叠词、联绵词、咏叹词的句法模式和重章易词、反复咏唱的章法模式的有机运用.三者相辅相成,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形象思维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光彩熠熠地屹立于世界古典文学宝库里,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男权制度下的他者——论《金锁记》中的女性主义色彩

自身家庭的畸形,使张爱玲对美好的人性充满了怀疑,对人性阴毒的沉痛经历,使她总是用自己受伤的心灵观察着人们面具下的真面目,将扭曲的人性和阴毒毫不留情地展示在作品中。《金锁记》中的让人觉得可悲但又可恨的曹七巧,表现了一个柔弱的女性经历过不幸婚姻和爱情后对于金钱和权利的追求,但也只是一种无望的挣扎,最终成了男权制度下的牺牲品。《金锁记》的书名取得恰如其分,形象地展示了黄金的锁链将曹七巧这个人物给牢牢地困住,湮灭了她生命的活力,也就注定了她的悲剧人生。     

试论中国民间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

笔者通过对调解制度的产生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对调解制度的改造及改革开放后调解制度的发展,来分析中国民间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我们相信人民调解制度在充分汲取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法治的丰富营养后,会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地发展。     

出自心灵的真诚表达——周艳丽散文论

周艳丽创作起步于80年代末,她是一位具备写作潜质,有写作能力的人,她写出的东西是有温度和弹性的.《印象安阳》是一部可以放在旅行包里和书架上的好书,对于安阳来说,这是一部文字地图；《牵着手走》是真实的来自艳丽心灵的文字,它给人以某些动力,某些哲理,某些希望.     

新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制度性建构——基于《文学的基本原理》教材体系的讨论

文学理论教材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历程进程中的突出成绩,体现了新中国文学理论制度性的定位与规范。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作为一种制度性的文学理论话语文本,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命题的推进。它从文学观念的提出与中国文学话语范畴的阐释到中国文学经验的渗透与融合,形成了文学知识体系和社会历史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机联系,具有历史合理性与现实意义。     

汉代藏书制度对汉代文学传播的影响——以汉赋为例的考察

汉朝历代皇帝都注重对书籍的搜罗,并建立了严格的控制书籍不外传的皇家藏书制度,大大制约了文学在当时的传播,也造成了大量书籍文本的集体遗失,这是当时创作兴盛并被后人视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赋现存甚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虽说史官和校书官在接受皇家藏书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进行文学传播,成为当时事实意义上的文学传播者;私人藏书也在文学传播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难以改变汉代文学传播深受当时藏书制度制约的局面。     

《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梁启超的欧洲文学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的考察

欧洲之行使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发展道路的偏颇,指认文艺复兴所指示的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他指出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所表现出的思想解放的极端化,并着重剖析了盲目尊崇科学理性所导致的写实派文学对于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人的价值的否定。梁启超通过对19世纪欧洲文学的批评,试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引向人文主义的健康发展之路。     

礼乐制度中的《诗经》文化本质——《〈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的演变》导论

《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 ,而周礼在文化上对华夏民族具有维系作用及象征意义。礼、乐、诗三者关系十分密切。《诗经》中的部分诗篇是应礼的需要而制作的 ,并成为礼的组成部分 ;另一部分诗篇是在礼的规范下而创作 ,并在其规范下应用的。诗的形成即礼的成熟。随着周礼的崩溃 ,《诗》的发展也就终止     

免检制度何去何从?——免检制度的存在依据和改良思路

免检产品问题频发是因为制度设定之初的宗旨定位就存在偏差.目前学者观点局限于问题事件,探讨的时空过于狭窄.从质监工作的发展趋势,从与国外制度接轨、与国内制度配合着眼,免检制度不应废除,但是必须全面改良.免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是在保证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提高管理绩效.免检的性质是行政执法中一种"合法"的自由裁量权.免检制度对企业的功效是表明企业产品质量合格的一种信用认可.重新确定免检,强化责任制度,设定强检制度,培育信用环境可以让免检制度回归应然定位、良好运行.     

再论《能源法》的理性与制度设计

汇集政党政治的制度理性直接决定着《能源法》的生命力,然而制度理性必须从政治宣言演绎为具体制度设计。停留在政治宣言的政党政治虽然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理由,但不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具体的行动规则。为了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建立现代能源市场体系,服务于能源立法现代化,政党政治必须成为《能源法》的制度设计。     

鲁迅、周作人论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之个案考察

1930年代前期,因着个人好恶的制约和政治、文学论战的需要,鲁迅、周作人先后发表多篇谈论金圣叹的文章。作家与学者的身份缠夹,对待基本史料的实用态度,造成了各取所需的文献取舍和有意无意的细节改篡。鲁迅以杂文笔法来解构周作人的文学史建构,周作人则试图用文学思路消解鲁迅提出的现实问题。相异的人生取向、文化趣尚和文学提倡,左右了两人对金圣叹的臧否毁誉;史料征引上的缺陷,限制了各自论说的学术史价值。以史实为准绳衡估周氏兄弟评价金圣叹的是是非非,为研究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     

新《公司法》背景下公司制度的刑法规制

刑法虽然因其惩罚措施的严苛而在经济生活中不具有适用的普遍性,但它并不缺乏介入公司制度安排的维度和进程。我国2006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公司法》对于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责任制度等进行了相关修正,刑法作为二次调整法对如何保障合理的公司制度的维系与运行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天问》的文学特质及其修辞艺术（下）

三、《天问》修辞艺术举隅 近人黄侃曾云：“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文心雕龙札记》）,语文本来就是表情达意之用,所谓“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篇》）,黄氏肯定“惟圣人能尽文之妙”。可见任何体裁之文学作品,若要得到“文之妙”之称誉,必须通过完美之修辞艺术,才得以实现。     

从北宋《白氏文集》准印牒文看宋代文集出版的审查制度

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杭州刻本《白氏文集》所附当时杭州详定所颁发的《白氏文集》准印牒文,是《全宋文》未收的佚文.此文有助于我们了解北宋文集出版审查的运作流程和审查内容.其中“敕命指挥毁弃淫侈浮浅俚曲秽辞”一款,对了解北宋词传播的文化生态尤具意义.此文不仅为文学传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传播学信息,也为文体学研究北宋详定所文集出版的牒文,提供了一个现存最早的出版详定牒文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