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冥界神话考——兼论《楚辞·招魂》的神话学价值

根据安德烈·朗格“万物有灵”论和荣格“原型”理论,灵魂不灭自然观在远古社会普遍存在,幽冥世界是上古神话领域一个重要的母题。中华上古冥界神话独具特色。在人神杂糅的上古早期,神鬼相混为一,没有明确的天界、地界和冥界之分。商周时期出现了冥府的雏形,但此时的观念是人死后的灵魂归于极其险恶高峻的大山之上而不是归入地下。昆仑山是此时“天堂和地狱之山”的典型代表。战国中晚期,《楚辞·招魂》的出现显示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冥府神话。它开创幽都冥界在于地下的神话内容,补充和发展了《山海经》《尚书》等置幽都于地上的古老提法,完整地显示了中国上古神话的三维结构模式,堪称是中国上古冥界神话的经典篇章。     

《醋葫芦》游冥情节与明清 "妒妇题材"小说的疗妒手段

<醋葫芦>是明末清初的一部以"疗妒"为主旨的劝善类世情小说,其中有占两回文字之多的游冥情节.这些游冥情节反映了明清时期民众的冥界信仰.在小说功能上,游冥情节作为小说情节链条,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主人公死而复生的冥府游历过程也成为主人公性格转变及解决矛盾的契机,帮助完成作品的大团圆结局.<醋葫芦>地狱受罚的的"疗妒"手段在明清妒妇题材小说中很有代表性,超现实的"疗妒"手段表明多数男性对这一普遍存在的家庭现象的无奈.     

巡游泰山地府题材小说流变与冥界观的演进

巡游泰山地府题材是古代小说中极富想象力的部分,也是反映冥界观念的重要资料.此类小说叙写凡人巡游泰山的经历,为中国文学输入新的内容,开创了穿越空间小说之先例;作品精心描述作为死后世界的泰山空间,丰富了古代的地下空间意识.此类小说发轫于魏晋,随着冥界观的成熟转型,在唐代得到全新演绎,焕发出新的活力.它的形成与演变折射了冥界观念的发展历程,有助于考察古代小说题材和探讨冥界观念的转变.     

唐代"入冥"题材小说与冥界观念的演变

唐代"入冥"题材的小说发展成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此题材的作品包括"泰山巡游"、"地狱巡游"以及其它形式的"冥界游历",反映了唐代丰富的冥界观念.关注此类作品既有助于深入研习唐代小说,亦有益于探究唐代的宗教与文化现象.唐代"入冥"小说在不同阶段具有相异的特征,基本上与当时的宗教理念和小说发展趋势相合,折射了文化观念与宗教理念的演变与递变.     

古代游冥故事的“实录”叙事特征

游冥故事继承了中国文言小说受史传文学影响的传统，同时也是对文言小说史学“印迹”的扩展延伸。作为以超现实为表现内容的冥界游行故事，在叙述方式、体例等方面表现出史家“实录”的某些特征，显现出受史传文学影响的痕迹。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非常复杂，中国传统文化重史氛围的薰染，汉魏以来社会民众对幽冥鬼神的态度、创作者写作的主观宗旨、小说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小说观念的演变等因素，无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游冥故事的创作。     

游冥故事与中国古代小说劝惩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从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道德教化的重任,主要体现为小说的劝惩教化功能。地狱报应思想是游冥故事的劝惩工具,游历地狱受罚是游冥故事的劝惩模式。游冥故事的劝惩手段一方面强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劝诫功能;另一方面,游历地狱模式也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劝惩的主要模式。     

唐代冥界题材文学研究之开拓——读邵颖涛《冥界与唐代叙事文学研究》

正自从有了人,便有了生与死的困惑,便有了相应的宗教观念。古代文学作品中对地狱或者冥界的描写,多数是对生死困惑与宗教观念的反映。邵颖涛《冥界与唐代叙事文学研究》一书,以唐代文学作品中的冥界(入冥)叙事为切入点,选取唐代文学作品中近三百个故事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当时的冥界观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全书涉猎广博,将文学史、宗教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综合     

冥使错勾及"具魂法"、"重生药"母题研究

冥游返阳,如何解决当事人肉身保存问题？“具魂法”、“重生药”是中土冥游故事吸收印度民间智慧对当事人还阳技术问题的具体操作。“冥游得悉阳间未来事”与“预见母题”相交叉,冥游者常无意中获得秘密。在冥王公正与冥吏疏忽的行为比较中,冥狱威严与冥法公正,成为阳间吏治的一个生动参照,冥游者在人间的现身说法成为可能,并强化了故事的可信度。     

鬼文化与《牡丹亭》情节的形成

鬼文化包括鬼俗、鬼魂观念、鬼魂巫术等子系统,鬼文化对《牡丹亭》情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冥婚风俗是人鬼恋故事原型形成的基础,鬼魂及地狱观念是“梦”、“魂游”、“冥判”等情节单元形成的基础,画像巫术、姓名巫术等通魂巫术对于“玩真”、“叫画”情节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古代鬼神崇拜

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古代鬼神崇拜柳岳梅如果说先秦两汉时代,充斥在小说领域的是仙风道骨,那么魏晋以降,则游弋着冥鬼幽魂。鬼神观念是古代先民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鬼神故事的创作与传播更是源远流长。有关魏晋六朝志怪或者鬼神文化研究的力作纷呈迭出,但整体描述、...     

"泰山治鬼"说的起源与中国冥府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时代,控制死人亡魂的神祗是天帝.西汉之后的社会需要,使得一个脱离天帝星神的冥府开始建构起来.但在西汉,这个冥府只是把人间的地方政府架构呆板地移植到冥间,却没有中央级的冥府.至东汉,早期道教的<太平经>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中央级冥府即"土府",而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另一套冥间的中央机构及官属,也就是黄神和召魂、召魄,最后则为黄神所生的"五岳",再更具体就是"太山".此为泰山治鬼说之肇始,而其标志物就是太山府君.太山府君的出现,时在汉魏之际.但"太山府君"的"太山"不是中国的东岳泰山,而是佛经中的地狱.佛经译者用"太山"之名译经,为中国民间方士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利用了这一名词的含糊概念,把佛教的"太山地狱"转化为中国的冥府即太山府君.而太山府君融合了佛教的一些"平等"观念,"死者不系生时贵贱",这就让太山治鬼说在民间立定了脚跟.顾炎武的"鬼论(泰山治鬼之论)起于汉末"与钱锺书的"经来白马,泰山更成地狱之别名,"乃是不易之论.     

从死亡的归回:解读段成式《酉阳杂俎》故事中的话语——由顾非熊形象看由阴返阳故事的叙事传统与艺术创造

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录了不少唐人死后归回人间的经历和体验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悟其身份"和"通过冥界"而回归。我们可以将之看成一种唐人思想意识的载体,来研究不同阶层和身份的唐人对这种由死返生的思想信仰与其个性化的生活的材料。本文从《酉阳杂俎》选出顾非熊再生的故事为研究个案,运用杜德桥双重话语组合的分析法,将故事分为内部故事(冥界)与外部故事(人界),识别材料中特殊的个人情形,加上其他类型涉及外部故事有关的材料,从中可以显出顾非熊的故事是因深受到顾家的道教家风影响,兼看段成式对这一类故事的描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西厢记》对传统世俗婚姻观念的突破

才子佳人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理想的婚姻观念,这类故事中的主角类型有高度的相似性。《西厢记》是才子佳人故事的代表作,它继承了传统才子佳人的婚姻观念,但是在此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和发展。作者在传统的＂才子佳人＂的世俗婚姻观中注入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忠贞互爱的新婚姻观。理想爱情的描写赋予了《西厢记》巨大的思想魅力,使它成为中国古代爱情文学的一座里程碑。     

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中,“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观念。论者多将其直接解释为“道德”,这对于理解先秦时代的“德”观念是不妥当的。大体说来,先秦时期的“德”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天德、祖宗之德;二是制度之德;三是精神品行之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德观念都没有能够摆脱天道观念的影响。“德”观念走出天命神意的迷雾是西周时代的事情,然而将它深入到人的心灵的层面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贡献。中国古代思想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德”观念的发生与发展的道路,对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科举场面与戏剧效果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经常出现的场面。与实际科考相比,剧作家在处理这些场面时,显示了其造"戏"的艺术才能。他们一般只关注进士科考试,截取最高级别的殿试场面,并把正规、严肃的科考形式加工成戏谐、滑稽的故事。在角色设置上多增设净、丑一类滑稽角色,以增强戏剧的趣味性并起到调节气氛的效果。这是舞台演出的需要,也是以观众为中心的戏剧创作观念的体现。     

试述我国古代文娱观念的嬗变

文娱观念是一定时期内人们对文学的一种社会功能认识,文娱观念的确立与嬗变也影响着我国古代各类文学创作,使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本文拟对中国古娱观念的确立与嬗变进行简要归纳与理论梳理,以期把握文学发展的某些脉络,检讨中国古代文娱观念与理论的得失。     

敦煌愿文中的地狱神考述

通过愿文对冥界神灵的祈祷,民众获得了内心的宁静,疾病,战急和瘟疫将远离他们,正因为如此,愿文在敦煌的地位和影响几乎可与佛经相等同.民众对生死问题的关注是导致和加速佛教地狱思想中土化,世俗化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揭示"土府水官""保人可韩"进入冥界和冥吏张背后的动力,且这种关注并非只是来自某一个阶层,这恰恰相反好也雄辩地说明,把敦煌愿文中的地狱神公归类于民间信仰是有局限性的.     

孔子研究宜新辟蹊径

在风靡全国的传统文化研究中,孔子及儒家的研究异军突起,方兴未艾。曾在一定时期被人们视作“禁区”的孔学和儒学的研究,正流布全国,成为文化史中的热门。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老年孔子研究会、山东孔子学会等学术团体相继建立,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山东儒学研究所、中国古代思想家研究中心和全国各地数十个中国古代思想(或文化、哲学、教育)研究所(室)等学术机构陆续设置。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孔子评传》、《孔子思想体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传统和谐思想与中国古代司法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对古代司法审判影响很深,它主要表现在司法中注意防止和纠正冤案、错案;注重情理法相结合;允许亲族相讼;互相制约的司法机构设置;注意保护弱者的权益;重视教育说服和息讼等六个方面.和谐思想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