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是由带有浓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群体自发关系的制度形式向使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和群体自觉意识的刚性规则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培育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强化议事和决策程序,建立合法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法治视野中的非制度化生存论析

社会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生存,主要是由极端的利益追求、制度约束和监督缺位、文化陋俗以及价值观变异等因素引起的。在非制度化运作中,行为主体通常要选择策略、权衡利弊,然后制定计划,形成与其他当事人的互动。非制度化生存的危害在于颠覆道德理念、诋毁民主政治、侵蚀制度规则、危害社会生态,在人的发展中形成诸多悖论。治理非制度化行为是一个综合过程,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多管齐下。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背景的解析

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化(包括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各种社会控制必须面对的新问题,使得对新的社会控制理论的阐释和新的社会控制模式的建构变得十分必要.如何发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现和价值观对社会秩序的作用？如何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用什么样的文化来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国家在系统控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新社会控制理论和模式必须清晰解答的问题.     

论我国制度化社会治理方式的实现

制度化社会治理方式指的是通过制度化的规范约束权力行使的范围和程序,并对社会利益进行明确的、可预知的和被接受的分配和调整。在我国构建制度化的社会治理方式既符合经过论证的实质价值,也在实践中获得了经验事实上的一致同意。在建构这种社会治理方式的过程中出现了法律与政策博弈和冲突的问题、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争论的问题,法律始终应当是制度化社会治理方式的核心内容,但其他的制度化规范和准则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法律应当与政策通过良性互动进行衔接。在此前提下,实质法治所追求的价值判断又对制度化方式形成了冲击,应当在坚持形式法治的基础上适度接受规范以外的其他标准对制度化方式的评价和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的制度化。     

制度化吸纳与一体化治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在传统社会,我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对其进行官治主导的治理就成为制度化的必然选择,而官治的刚性缺陷、国家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乡村社会的目的需要新的可控制的治理权威。乡村社会中既有的宗族权威作为一个有效的联合对象,成为官僚制度吸纳的另一个权威体系。这样,在传统乡村社会就形成了官治主导、族治辅助的一体化治理。     

政府治理制度化中农民工非制度政治参与探析——兼论马克思主义参与式民主

政府治理制度化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制度化的应有之义。农民工非制度政治参与不但对于地方政府提高其治理制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参与式民主成长过程也有着反向推动、现实倒逼的功用。基于此判断,分析农民工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现状、特点、原因和纠正路径等问题,对于完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参与式民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制度化探索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兴起,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公司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企业更需要将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治理中,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中负责社会责任事务的组织机构,可统一命名为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它是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活动在利益相关者纽带作用下相互融合的实践产物,由企业高层设立并领导,触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且具有外部治理职能。通过对《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程度越高,相应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层级越高;相较于经理层领导的委员会,董事会介入的委员会制度设计更为成熟。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制度化的研究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应从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驱动力、制度设计以及影响后果等方面开展研究,为企业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现代化和民主化。然而 ,在社会转型时期 ,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农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础上 ,介绍了当前中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主要表现形式 ,并从民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角度分析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负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及其制度化政治参与路径

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不实——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不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的虚置与缺失;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内化不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化落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认同感不强——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努力夯实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对新生代农民工普及教育和加强培训,提高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水平;转变城市居民的社会观念,增强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     

社会转型的制度化阐释及其治理反思

转型时期社会变迁的一般运动形式就是制度化。制度化就是建立和实施制度规则的过程,是指社会关系的程序化、规则化和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也导致了制度增长的悖论,标准化管理的弊病,官僚主义的弊病,差异化和结构化的问题以及制度短缺。作为公共治理的任务环境,转型社会的制度化对当前我国社会的公共治理提供了诸多重要的启示。     

国家治理进程中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构

社会治理体系是一套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包含了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运行体系和工具体系等。社会治理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也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治理,影响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效能。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中,要坚守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并以此指导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操作,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运转和目标的达成,同时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实践中,完善和更新社会治理理念,用先进的治理理念指导社会治理实践。     

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的变迁

农民工政治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现阶段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明显具有参与动机狭隘、参与手段极端化与非理性、参与过程无序化和非组织化等特点。根据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的新取向,进一步探讨农民工政治参与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的路径,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社会建设视角下党风廉政问题及其制度化治理

十二五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并重,包容性增长等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化,使党风廉政建设面临新的要求与挑战。应对挑战的关键是强化制度建设,体制创新,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廉政评价体系,以取得党风廉政建设的实效。     

网络社会廉政教育的制度化及其路径

在网络社会中,政治的权威性与教育多元化之间的张力、廉政的公共需求和个体需求之间的差异、廉政目标的赋权和控权的双重导向,共同塑造了网络社会廉政教育的多重特性。制度化因其具备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部协调性的特征,为重构网络廉政教育制度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未来廉政教育的制度化应遵循网络社会的特殊性,更新制度观念,明确教育对象,完善和整合网络廉政教育的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势探索参与学习模式,建立廉政教育参与的动员机制和规范性原则,注重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的衔接,建立网络廉政教育立法保障机制,实现廉政教育机制的协调一致。     

宋代商人非制度化行为分析

两宋时期,由于政府对商人商业制定的歧视性政策和社会道德约束力的弱化以及榷场关闭等原因,引起商人采取违规违法的非制度化行为进行抗争,宋代商人非制度化行为造成社会风气败坏,买官卖官现象严重,奢靡之风盛行,制假造假泛滥。宋代商人的非制度化行为是其对封建政府的压制所采取的自我保护行为,他们并不想和封建政府决裂,因此不可能建立起自己主导的社会秩序。     

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着手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在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形式、特征、影响等方面进行剖析的基础上,从主体和环境两个角度探讨了政治过程中引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进而尝试从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一些对策思路。     

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非制度视野下的治理范式

本文主要是从非制度的角度讨论了关于治理、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中主要对全球公民和全球治理展开论述。讨论了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的文化认同的可能性的通道。最后提出了全球治理前景中一些可能的问题。     

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化建设:问题与路径

制度化建设是确保群众参与社区治理走向规范、有序、高效的重要渠道。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和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实践逻辑充分表明,群众具有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潜力和制度化建设要求。目前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存在制度体系不细致、制度渠道不畅通、法制化程度不高、组织协作性不足等问题。坚持和完善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建设,重点在群众、关键在基层、保障在环境。通过制度化建设实现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通畅化、规范化、常态化,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基础条件,也是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