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操控、皇权危机与党锢之祸——基于政治文化视角的考察

汉帝国以齐风俗、举谣言、行察举、征隐逸、赐民爵等多种方式建立起皇帝与万民以及朝野之间的具体联系,形成上下互动的统治机制,"民意"也依此被确立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汉末,晋升渠道逐渐受阻于戚、宦实权派的士人群体,以怀抱"澄清天下"的相近价值结成地方至中央的"清流"阶层,并以谣言为武器发起了一场从地方串联至中央的舆论斗争运动。在此过程中,士人不仅裁决、主导着作为民意重要表现形式的"乡论",还进一步结成外在于国家官僚体系的层级有序的组织化形式。这样的民意操控行为触及汉帝国的统治根基,引发了皇权的合法性危机,终致党锢之祸。     

关于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几点思考

目前主流意见认为发行地方债券有利于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发行地方债券还将有利于改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利于缓和财政联邦主义下的地方财政困境。在当前中国财政联邦主义状况下,地方政府由于事权、财权不对等出现了财政困境,使地方有了挖掘财政潜能的动力,而中央对地方分权的深化又使地方政府有了攫取"制度模糊"租金的能力,在兼备动力与能力的状况下,由此"诸侯经济"更加加剧,并与宏观调控相冲撞。赋予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能力将有助于改善此种状况,并且对于实践意义上的财政联邦主义有着积极的探索意义。     

辽朝的地方制度建设与机构设置

辽朝的地方制度建设是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辽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辽朝十分注重地方制度建设,发挥地方组织的职能,依据地方特性,突出地方优势.在地方机构设置上,不断进行改革,使其布局合理,各得其宜.地方机构军事职能的逐渐弱化,部族制、宫卫制、州县制的分治与结合等都是其演变的特点.在辽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围绕皇权进行的朝廷内部斗争一直不断,但地方势力并没有因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而与中央抗衡或反叛,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地方制度的实际效果.     

论清末政府管理模式现代性流变中的行政效能耗散

清禾新政,清廷曾就政府管理模式做出具有鲜明现代性取向的改革,以期提高行政效能,挽回统治颓势.由于当权者强化皇权的动机、权力关系的混乱、传统型"专制--人治"的行政习惯,影响了新的行政原则的构建;新旧官制更替带来的不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范、重臣各派系之问的争权夺利,影响了行政效能的实现;财政支绌、无力支付改革成本、政府贫困化进一步影响了政府权威;统治集团借新政之机疯狂抢夺政治、经济及其它社会资源,在新的制约机制尚未形成之际,卖官鬻爵、贪腐庸愚竟成官场常态.凡此,直接耗散了政府的行政效能.     

从无为而治到儒法兼综--文景时期地方吏治的历史考察

本文以地方吏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为切入点,兼及中央政治的变化,从实际操作层面对文景时期地方吏治的演化,作了系统考察.认为在汉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方针的指导下,地方吏治宽松,虽然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政治空间,但是也加重了汉初本就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坐大的诸侯王国、富裕的工商阶层与权行乡曲的游侠势力交叠在一起,使得汉廷的地方统治秩序日趋紊乱,地方吏治日益腐败.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日益茁壮成长,他们中的儒法兼综之辈,面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文景时期提出了政治革新的要求,并受到了一直在谋求皇权扩张的皇帝积极而有力的支持."孝文本好刑名,"反映的正是皇权试图扩张的实质.两者的努力在根本上改变了此前的地方统治格局.这次变革影响深远,后世循吏与酷吏兼用的吏治风格即肇端于文景时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发展历史上,文景时期有其特别重要的一面.     

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集权"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二是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     

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中国财政改革的难点与化解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财政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的着力点.经济增长型激励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热情,“以官治官”的纵向政治治理及由此衍生的“以官护官”则催生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政治,法治主导缺位造成的事后追责失败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人民代表大会的弱势导致的是社会公众缺少向政府表达正常诉求的渠道.这些制度安排缺失造成地方政府选择性政府职能和公共品供给失衡的最终结果是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背离.由于从分权治理到政府能否合意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行为选择(公共品供给)是否符合公众需要,所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不在财政分权之内,而在财政分权之外.未来的改革应建立“以民治官”的政治治理模式,构建法治主导型财政分权,逐步建立问责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建构基本制度支撑体系,筑牢财政分权有效运行的外力基础,从而走向更加合意的中国式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下的土地问题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大多数学者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分析土地问题,通常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对土地问题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竞争下的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对分权的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整,通过体制外收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份额,来弥补中央政府所确定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重新对财政权力进行分配,将非正式资金纳入到国家正规的税收体制中来,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找新的体制外来源化解中央的压力.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依赖非正式资金体系来获得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获得非正式收入的最重要的渠道,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当前严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我国现行中央-地方关系下的社会公正问题与治理

我国是在维护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经济改革的,从而形成了政治单一制和经济联邦主义的二元化中央-地方关系.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行为模式可能具有依附性甚至侵害性,结果就是社会不公正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必须首先更新关于政府的观念,倡导"善治型政府",并以一系列的政治建设和行政改革矫正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建立一个实现社会公正的政治基础.     

政府管理中的双重领导研究——兼论当代中国的“条块关系”

地方政府中的职能部门要接受双重领导,是中国政府管理中的一大特色。双重领导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下一种"不理想"但却"必要"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要政治功能在于维持政治统治结构的基本平衡,维护中央权威和保障国家统一。未来政府模式的变革和再造,必须充分吸收这一优点和特色。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能否协调得好,关系到整个国家能否持续稳定地发展和整个杜会能否长治久安。因此,如何科学规范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科学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和义务,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法制的轨道上协调运行,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所以,加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一、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开…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土地财政困局分析

在2001-2013年的13年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为19.7万亿元,相当于2013年我国GDP的34.7%。土地财政在地方政府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已经不啻于一剂"经济鸦片",调控政策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正是地方政府竞争最为直观的表征。文章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厘清土地财政困局的动力机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约束地方政府收权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向市场的"让权",从体制机制上找到破解土地财政困局的良方。     

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

在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得到广泛实践的生态移民政策,延续了中国长期形成的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危机应对"和"政府直控"的特点。通过对内蒙古S旗的实地研究,我们发现生态移民政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在复杂互动关系的背后是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处于各种关系的连接点上,其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     

试谈金代废除勃极烈制度的最初动因

金王朝废除勃极烈制,中央采行汉官制的原因,史学界虽表述不一,但归纳言之,不外是由于金统治区域的扩大,汉族和外族的增多,为适应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存在和女真社会封建化过程的加速,以此来强化中央集权统一金朝政治制度.这样讲,似乎尚未揭示这一变革的最初动因.综合有关史料分析,我以为这一举措的最初动因,是因皇权受到极大威胁,为削弱女真大贵族权势,巩固和强化皇权,并实行皇位父传子的“家天下”统治.下从两个方面谈谈我的这一看法.     

分税制视野下府际关系的特征与走向——府际间财政资源分配的视角

府际关系即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地方政府间、政府部门间、各地区政府间的关系.财政是各层级政府行为活动的基础,政府间的财政资源分配直接决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实现其职权的能力大小.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核心,既定财政体制下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所反映财力的非均衡性可以清楚地折射出府际关系的一般特征.分税制视野下,府际关系主要呈现出财政资源的中央集中化、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非对称性、地方政府间发展非均衡性、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倾向等特点.     

从"中央地方关系"到"政府间纵向关系"——代表性观点与理论趋势

"中央地方关系"与"政府间纵向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依据"研究主题"和"研究层面"构成的二维分析框架,可以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和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中的17种代表性观点.纵观这些代表性观点可以发现,相关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从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向政府闻纵向关系研究的理论转变.     

试论美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是实施政府主导型(又称集中统一型)证券监管体制的典型代表.中国的理想证券市场监管模式应该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央证券监管部门的集中管理和指导下,充分发挥中央证券监管部门垂直领导下的地方证券监管机构的作用,实行中央与地方、政府监管与自律管理相结合的监管体制.     

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铁券是中国皇权政治的产物,它是帝王赐予臣工免罪免死的一种凭证。铁券制度有一个从滥觞到完备的过程,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同中国帝制社会皇权政治的运作轨迹相适应,铁券是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皇权坚固时,可以赐予功臣,加以笼络；皇权衰弱时,用铁券相赏,来换取强藩悍将们的暂时安定；剪除异己时,用铁券安其心而图谋一举消灭之；皇位更迭时,又以铁券为盟而冀图维持家族的世代荣贵。铁券所具有的免死及“谋逆不宥”功能使皇帝进一步掌控了臣下的生杀予夺之权,从而把君主置于绝对专制、绝对独裁的地位,为皇权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论古埃及诺姆长与王权的关系及其作用

在法老时代的埃及,国王通过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组成的官僚系统对整个国家实行统治.以诺姆长为最高管理者的地方政府,既是王权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支柱,又是统一王国的潜在威胁.通过对诺姆长职权的变化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从古王国时代至新王国时代,诺姆长在古埃及的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但是就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而言,诺姆长在与中央王权此消彼长的博弈中,力量逐渐削弱,并成为法老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随着王权对国家和官僚系统控制力的不断增强,诺姆长最终成为了专制王权驯服的工具.     

国际NGO在中国——艾滋病合作项目个案的社会人类学观察

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进入中国,一方面作为海外组织它们须寻求中国政府的合作,才能够进入中国,另一方面自身的宗旨又使得它需要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两个层面的政府(中央和地方)对待INGO不同的信任和支持程度使项目运行更为复杂.在这一背景下,文章以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VSO)与云南省PG县艾滋病合作项目为例,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从社会人类学参与式田野调查的角度,在分析INGO在地方治理的正当性后,从微观的行动层面分析技能援助型NGO在中国是如何具体工作,又如何和地方政府发生联系;引用戴维森的"宽容原则"考察INGO、志愿者与社区间跨文化理解的局限,认为对INGO和志愿者来说,对社区的认同比知识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