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     

汉代“论”体的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论"作为一种文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很成熟了,诸子百家之书,除了《论语》《老子》等少数几部之外,大部分都可归为"论"体。但是先秦时期以"论"为名的篇籍却很少,关于"论"的文体观念也只是萌芽而已。西汉前期经学尚未大兴时,承先秦余绪,论体著述颇为可观,从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直至西汉后期,论体著述屈指可数。而在两汉之际,由于社会动荡,导致部分士人思想家与作为主流的经学话语出现疏离,于是以论为体、以论为名的著述有所增加;同时,关于"论"的文体意识也空前地鲜明起来。到了东汉后期直至曹魏时期,随着经学的衰微、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论体著述就大量涌现了。"论"这一文体及文体观念的演变,与士人阶层身份意识、精神旨趣的变化息息相关,表征着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     

从“丽”“慷慨”之新调到“理”“超然”之别调

曹魏赋论在经学式微与玄学兴起的哲学背景下,突显出其尚"丽"、重"本"、崇"理"的理论要义和创新调、守复调、开别调的理论批评视阀。在赋论史上,曹魏赋论以创新大于继承的特质开启了中古赋论的新篇章。     

何晏《论语集解》的成就及影响

<论语集解>是我国训诂史上第一部集解体训释专著,它打破了两汉学界的师法门户之限,杂糅古今经学,吸收了汉魏以来八家学者的优秀成果,援道入儒,训释简洁精当,不但本身成果卓著,跻身于<十三经注疏>之列,亦能破除两汉注经的烦琐和阴阳五行之说,给经学注入一股清新简洁之风,也导致了魏晋经学"儒道兼综"思想格局的形成和经学的玄学化,可谓影响深远.     

中古赋论批评形态之类型、特征与影响

中古赋论论题广泛、内涵博赡,以重"情"尚"丽"迥别于两汉赋论的依"经"立论。而且,中古赋论批评形态也非常丰富。在汉代批评形态甚为单调的情状下,中古出现了诸如赋序、史传、笔记、选本以及赋学专论等形貌各异的批评形态。它们呈显状貌繁富、表述随感漫议、行文外呈骈俪、内蕴情感,存在状态渐显独立品格的特征。尤其是赋序批评、笔记批评及选本批评的演进历程表明它们在古代赋论批评形态学史上具有示范作用与生发意义。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汉代经学简议三题

两汉是我国古代经学全面确立时期,也是经学获得繁荣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始见于汉代经学史的两个不同派别或学术系统,两者的各自发展和交互论争贯穿于两汉,也影响到后世。两汉四百年经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成绩在于保存和整理了一批重要的儒家经典,贡献了一批有多方面学术价值的经解、经注,并在治经的若干原则、方法上形成了"汉学"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赋论述略

魏晋南北朝赋论述略何新文魏晋南北朝赋的创作与两汉大赋盛行的情形不同，抒情讽刺小赋的繁荣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色。关于赋的理论批评，更在两汉赋论的基础上，在当时各种文学思想的矛盾斗争中，取得了新的发展和成就。赋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     

“辞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辞源说"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楚辞,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常常与"诗源说"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有王逸,而对辞、赋渊源关系展开全面探讨的则是刘勰。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这种文体的形貌特征和艺术风格,以及赋的抒情性特征。因此,所谓"辞源说"就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楚辞与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     

浅探王安石散文中的创新意识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最具创新意识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思维成果多是以散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文章对其散文中三破定势的思维特色进行分析,发掘他身上所具有的蔑视权威、离经叛道、不苟流俗的思维品质,从而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其散文的思想价值。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研究概观

新时期以来 ,五四散文审美原则的复归及散文观念的重新整合 ,使中国现代散文研究逐步走向全面和深入 ,表现为 :周作人、鲁迅、朱自清三大家散文研究的拓展 ,整体性的宏观史论与散文史以及分类文体史的相继出现。     

杨朔散文艺术美

针对文学评论界对杨朔散文创作提出的质疑问题,采用艺术审美分析与具体作品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杨朔散文所具有的诗的意境美、结构美和语言美,从而得出了杨朔散文具有长久艺术美价值的结论。     

试论南朝论体文的撰作风貌简

南朝论体文数量颇多,题材内容多样,从内容上来看,诸作或纵论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或畅谈佛学理趣,或评述帝王为政之策略,或借论性命穷达以抒发对现实的不满,或抨击虚伪势利的世风,或赞颂先贤的高尚品行等。从形式上来看,诸文或骈或散,骈体论文讲究藻采、用典、声律、对偶,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散体论文句式灵活多样,分析透辟,见解精深。     

六朝诗赋观考辨——以《文赋》、《文章流别论》、《文选》、《文心雕龙》为中心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辨析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考察其来龙去脉,既可以追溯诗赋观的源流,又可以厘清六朝人与汉人诗赋观的异同,还可以初步勾勒这两个时期诗赋辨体的情状。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的学术史意义

关于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学界至今未给予足够重视,学者也多只在论及林纾的古文理论或赏析韩柳文艺术时加以引用论证。事实上,《韩柳文研究法》虽残留有传统古文评点的痕迹,却深受近代学术思想的影响。该书以韩柳文并重,是对自宋迄清争论不休的韩柳优劣论的反驳,同时也标志着林纾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修正,更是其毕生"力延古文之一线"主张的具体实践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是第一部独以韩柳文为整体加以研究的理论著作,其研究视角与命名方式的独创,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具有道夫先路的学术史意义。     

90年代散文创作中人文精神因素的考察

90年代是大众文化的年代,也是散文创作有所作为、能够产生“散文热”的年代。在这种状态下,负载人文精神、寄寓人文理想的散文有了充分表现的空间。这类散文往往是以这样几种方式出场的通过对现当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剖析,表现出对历史与人生的严肃审度;借山川景物感悟人生真谛;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与关怀;把握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当代的反思意识;等等。这类散文的出现,给90年代散文创作带来了活力。     

散文衰落再思考

对新时期散文衰落原因的探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切人问题的实质。散文的衰落具有多种必然性:首先与文体演变有关。散文内部不断分化、独立出各种文学样式,使散文的表现范围越来越窄。其次是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今社会文化形式十分丰富,各种文学形式,大众传媒、家庭文化的发展,使散文失去竞争优势。再次,散文本身特点也决定它在这个变化多姿的时代无所作为。以散文一时发行量的增多就断言散文走出了低谷是不科学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散文的情感美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散文创作强烈关注人们的心灵状态,真实而又艺术地展现创作主体的伦理文化观念,表现父子、母女、夫妇、亲朋、师生之间的关系、爱心、亲情友谊的散文大量出现,拓展了散文表现的空间,使人性美,人情美的光泽普照着散文的原野。     

唐末三家古文艺术论--从皮、陆、罗"小品"的"光彩和锋芒"说起

小品兴盛是唐末散文创作的突出现象,但不是惟一现象。皮、陆、罗主要以古文创作见长,不能将其古文都视为小品。三家古文各具艺术特色,不能因为鲁迅说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就把罗隐称为晚唐小品文作家中最具“光彩和锋芒”的“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