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品格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我国法律中偶尔也会提及品格证据,但就目前而言,无论是对品格证据的研究,还是有关品格证据的规定,绝大多数集中在刑事诉讼证据领域,对民事诉讼证据领域的涉及很少：可以将“人肉搜索”中对品格证据的运用推而广之,即当当事人的品格成为案件争议的事实或与案件争议的事实有关时,都可以运用品格证据规则解决这些争议的事实。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引入品格证据的原因

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在决定未成年犯罪人是否可以适用恢复性司法以及考察未成年人适用恢复性司法后的效果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对象、启动和强化都需要品格证据的支持,使得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引入品格证据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我国存在将品格证据引入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的理论依据、域外环境、制度基础和实践经验.     

论陈序经的独立品格--以文化理论与文化观为中心的考察

学者的魅力来自人格独立与学术品格的独立。陈序经是一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他崇尚学术自由,主张“为学问而求学问”。这种学术品格能够使他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误区。在匈奴史、东南亚古史研究中,放弃文化不可分论,承认文化可分论。这是他之所以放弃全盘西化论的根本原因。学术品格的独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会转化为偏执的心理与价值取向,这曾使他极端而执拗地为全盘西化辩护。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选择和理性基础

非法取得的证据 ,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 ,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 ,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确立什么样的排除规则是证据法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因此 ,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选择和理性基础进行分析研究     

论刑事证据的新定义——以逻辑学为视角

法学是一门极富魅力的学科,这种魅力在于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的表述是严谨的逻辑与生动的语词的完美结合体。然而,这种结合体的特性也势必会提高人们对于法律理解的难度,关于证据的定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殚精竭虑,提出种种不同的观点,但迄今为止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2年3月14日,睽达16年的《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国家之大法终于迎来了自1979年创设起的第二次大修改,这在中国的司法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非常全面,其有关证据的法规自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第48条对刑事证据的定义问题,作出了新的阐述,借此契机,笔者运用逻辑理论工具,分析与论证刑事证据新定义逻辑上的正确性,并对新定义背景下的证据属性问题进行辨析,以期对证据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有所助益。     

近代城市民变的传统品格——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为中心

近代城市民变在社会转型时期,时常呈现出浓厚的传统品格,下层平民的集体抗争甚为典型。理性审视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其行为逻辑延续着传统斗争范式;群体心理依然保守,权威信仰与"清官"情结坚定而浓厚,恐惧、疑虑、易于从众等传统心理特质及正统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人们所广泛坚守的社会关系网络持续运作——官与民之间保持着非平等、非保护与被保护的对立关系,而新兴绅商阶层维持着旧式士绅的传统权力,倒向了官府权威,官府与商会的互动与传统基层社会官绅同盟共治格局并无异趣。     

电子证据的性质探析——以与视听资料之比较为视角

所谓电子证据,是借助电子设备展现的、以电子形式存在的可在诉讼中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所有证据材料。电子证据的构成内容以及表现形式决定了不应将其归入视听资料之列;同时,将其归入视听资料也不利于在诉讼中充分发挥电子证据的应有作用。电子证据对案件事实的反映是以电子化的方式记载了人说的话及当时的情形、对物的动态展示及将文书内容声音化及图像化,并不存在与传统证据相并列的独立的特质,不应被定位为新的证据类型,而与书证的特质较为相近。     

国内社会冲突研究的述评——以2001-2011年CSSCI期刊收录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

十年来,国内社会冲突的研究有了较大进步,其认识论逐渐趋向辩证思维,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研究拓展了本土化的研究领域、增强了阐释社会变迁的解释力。从研究领域来看,冲突解释学与冲突治理学得到相应结合,但是二者之间的衔接仍有待强化;从方法来看,出现了从理论阐释向经验研究转轨的趋势。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在研究范式上,要强化"冲突解释学"与"冲突治理学"的衔接;在研究对象上,加强对城市社会冲突的研究;在原因分析上,从"单维分析"走向"多维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从制度分析走向过程分析。     

现代书院品格教育之实践——以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甘丹书院为例

托马斯.里克纳认为,品格教育是指以核心价值观指导行为的道德教育与训练。作为现代书院的甘丹书院以传统书院品格教育为鉴,将培育学生公民品格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关键,以知行合一为教育教学原则,围绕邯郸优秀文化传统开展学术研究及教学活动,在治学修身穷理笃行中实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品格的培育。     

电子商务，一路走好——以电子证据为视角的认知

电子证据性质的澄清是电子商务快速、健康发展中急需跨越的法律障碍。虽然当下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在司法实务中对电子证据性质的；位确认定依然紧迫。而为实现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的自然磨合和无缝接轨，则应该在传统证据法律框架下谋求电子证据性质的界定，电子证据应是传统证据形式的电子化。     

合法性与证据能力——以纪检监察机关获取之人证为视角

要从证据属性判断证据能力的有无必然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往往既不符合证据能力的理论,也不能很好地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纪检监察机关获取之人证的证据能力问题集中暴露了证据属性中.合法性"要求与证据能力理论的难以调和.以取证主体、取证程序、证据形式的"合法性"来判断证据能力存在方法上的错位和结论上的偏频,纪检监察机关获取的人证的证据能力应根据庭外陈述人身分的不同以及庭外陈述性质的不同区别适用不同的判断标准.     

民事诉讼域外证据证明制度之检讨——以《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为中心

<民事证据规定>第十一条的立法初衷在于增加域外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该条规定无明确的法律根据,其规定的证明手续也不能适用于来自域外的授权委托书.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多源于制度的不足,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不足:履行证明手续是证据能力要件还是证明力的要件、"域外形成"如何认定等两个问题不明确;忽视各国公证制度的差异;需要履行特定证明手续的证据范围过于宽泛;与<公证法>相关的规定脱节;一定程度影响了公正与效率的实现.为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保留涉及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应履行特定证明手续的规定;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由当事人选择是否办理域外文书的证明手续;确认履行证明手续的域外公文书的形式真实性;在对域外证据进行认证时注重公证证明的内容.     

笔录类证据及其相关问题——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我国没有确立传闻证据排除法则.在实践中,笔录证据大量使用,尤其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对证人和被害人的询问笔录都被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随着人权保障观念的加强和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影响的扩大,传闻法则必将确立,传闻证据应当被排除.但是彻底地取消笔录类证据不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因此,可能的趋势就是笔录类证据的运用范围将会不断缩小.     

仲裁中的证据能力规则——以诉讼与仲裁机制的差异为视角

通过对有关立法和仲裁规则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仲裁中证据能力规则的具体表现,研究仲裁和诉讼中证据能力规则的差异及产生原因,认为仲裁的性质、审理方式、证据调查方式、仲裁庭的组成、仲裁的目的是影响仲裁程序中证据能力规则运用的重要因素。并对我国的立法和仲裁规则进行分析,认为仲裁程序中不能适用诉讼证据能力规则,对于仲裁程序中证据能力规则的运用应当强化当事人协商的作用。     

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的证据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犯罪心理测试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于司法领域,并且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作为一种辅助性的侦查手段,犯罪心理测试结论能否在诉讼中作为证据被采信,国内学界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犯罪心理测试结果的客观性与关联性是具有证据特征的。     

死刑案件证据适用实证研究——以200件故意杀人罪判决为例

死刑作为一国最严厉的刑罚手段,保证并提高死刑判决的质量显具正当性。"提高判决质量",其首要含义就是确保证据适用的正确性。以故意杀人罪案件为例,依据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选取近5年的死刑判决文书200份,对其中证据采信进行分类,能够总结我国现阶段故意杀人罪案件死刑判决证据适用方面的相关规律及其背后的司法考量。就其中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诸如具体证据种类适用、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对证据适用的反作用等,可以勾勒出"通过程序进一步控制死刑适用"的另一侧面。     

论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以刑事诉讼为视角的研究

将证据的关联性分为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与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立法价值,揭示了在诉讼程序的不同阶段对证据的关联性进行考察的不同侧重点.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其功能重在限定证据调查的范围,以避免无此意义上的关联性之证据为审判人员所接触从而对案件裁判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此项功能的发挥以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之法定化和证据筛选程序之完善为前提.     

由冲突走向和谐: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研究

毛泽东政治思想产生于中国近代剧烈的社会变革与冲突之中,这是历史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思想与实践的指向就是冲突与斗争,实际上,其政治实践的指向是构建一个理想的人际和谐的社会,斗争与冲突是过程、手段和不得已的选择,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矛盾分析理论中:矛盾存在是必然的,但冲突只是矛盾存在的形式与形态之一,和谐、同一是解决矛盾的目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目标是满足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就构成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要在利益整合与制度框架内形成.     

实践语境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对于刑事诉讼过程中保障人权和限制刑事司法权规范有效地行使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治进步和科学的重要标志.但从实践的视角审视,该规定的司法贯彻又面临着许多制度障碍和实践难题,如何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最大限度地排除和修正这些阻滞因素从而保证该规定得以有效贯彻和实施就成为刑事司法实践的重大理论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