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宪政发展之路——以清末“满族内阁”向“完全责任内阁”之嬗变为例

在短短的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清廷相继组建了“满族内阁”、暂行内阁以及袁世凯的“完全责任内阁”,三者相继经历了流产、早产、夭折再到消亡的过程.它们的相继嬗变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的必然,是民主对专制否定逐步加深的结果,是超前与失序时代的产物,在结构设置及其人员安排等方面具有渐趋于西方责任内阁的发展势头.虽然前两者所移植的民主成分甚少,但却是逐渐增多的,其嫁接的程度也是逐渐加深的.清末责任内阁的嬗变过程不仅是中国宪政发展之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为当今宪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陈济棠与倒唐事件

唐绍仪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晚年他为造福桑梓,于1931年至1934年以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任广东省中山县县长.由于他与"南天王"陈济棠及地方豪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冲突,最终于1934年10月因陈济棠策动的"倒唐事件"而被迫辞去中山县长一职,随后又辞去南京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职务,从此很少涉足广东政坛."倒唐事件"虽是针对唐绍仪,但其结局对西南反蒋联盟、在粤元老派势力、中山县政建设甚至陈济棠本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晚清民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唐绍仪传》评介

唐绍仪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少年时代以幼童身份出国留学,被撤回国后经过各种波折进入仕途。在朝鲜16年,成为袁世凯在朝鲜、北洋乃至进入中央后的重要部属。辛亥革命以后,他从代表袁氏与南方军民代表和谈,至出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随后与袁世凯分手,反袁、护法,无役不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唐绍仪的政治动向,仍为舆论所重视,以迄于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日本侵华拉拢的主要对象之一,终被军统特务所刺杀。对于这样一位中国近代重要人物,不论其功过是非,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但是,在唐绍仪死后的60多年里,尽管他的名字在相关论著中不断中被提到,…     

中国近代新型外交家唐绍仪

唐绍仪是继李鸿章之后中国外交的实际主持人。他以积极主动、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 ,有理有节、技巧娴熟的外交手腕 ,与强权折冲尊俎 ,力图扭转中国的外交颓势 ,维护中国的主权利益 ,展示了近代中国新一代外交家的才华与风貌。     

唐绍仪、益友社与戊午军政府改组

益友社是护法国会中 ,最有实力的派系 ,作为益友社拥戴的政治领袖 ,唐绍仪在 1 91 8年军政府改组时 ,被推举为政务会议七总裁之一。通过议会政治 ,进入权力中枢 ,是唐绍仪和益友社的一贯追求。改组前后群雄并立、互不相让的派系斗争 ,使他们主张、并为之努力的军政府内部改组方案 ,终成事实。体现了民国初年政治失重情状下 ,实力派与民意派之间及其内部相互制衡的政治特点。     

论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

中国近代宪政运动是在君主宪政和共和宪政两条路线上交替进行的,其中有君主、臣民、外力三股力量相互运动。袁世凯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紧密相连:他因顺应中国近代君主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崛起;亦因顺应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后则因逆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动而走向灭亡。     

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一种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诠释

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有着约束和监督行政权力的宪政功能。历史表明,近代西方国家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西方国家正是通过代议制在私人的经济与公共的政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实现了协调互动和良性合作。从宪政史的角度来看,代议制是近代西方市民社会制约政治国家的宪政工具,而其内在机理就在于通过对国家财政公共化的组建和监管,来确保了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公共性、有限性和责任性等宪政品质。     

辛亥百年与中国国家政治建设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一次历史性巨变,对其后百年中国的政治建设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化道路艰难探索的历程也是中国宪政曲折发展的历程,辛亥革命之于中国宪政建设具有重大实践和理论意义;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影响深刻,表现在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向民主政治文化转型和对中国法律向近代化转型发挥的重要作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于国家统一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国共两党应继承中山精神,共谋祖国统一大业。     

孙中山与民初宪政

在民国初年的民主宪政实践过程中,临时政府的政体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其基本的法理依据是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并不是孙中山为限制袁世凯专权而对人立法。孙中山在极力宣扬民生主义的同时,其实并没有忘情于政治。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意在建立大政党,参与国会选举,以国会多数党组织政党内阁;孙中山因主要关注点和工作重心在民生主义与实业建设,对此虽不甚热衷,但亦深表赞同和支持,正说明其宪政思想也有与时代相契合的一面。然而,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与孙中山的理想形成巨大反差,最终使其难免失望与无奈。     

民初唐绍仪内阁的同盟会阁员人数

民初唐绍仪内阁中的同盟会阁员,历来史家均认为有五人,即国务总理唐绍仪、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后由王正廷暑理)、司法总长王宠惠。但从笔者接触的资料看,同盟会籍的阁员不止五人,还应有内务总长赵秉钧。1912年6月15日,唐绍仪因不堪袁世凯的专擅而潜定天津,此后,蔡元培、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也联袂辞职,而赵秉钧却未辞职。《盛京时报》1912年7月5日报道“赵总长不辞职之理由”时称:“内务赵总长亦同盟会分子之一,此次同盟会国务员辞职,赵总长不在其列。闻其理由,系赵总长受职在前,入会在后,故不必与其它国务员(以同盟     

宪政: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从人类政治文明尤其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看,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主要是通过宪政的普及和进步来推动的,宪政的实质内容与政治文明建设所追求的目标是相契合的,政治的文明化与宪政建设是一个内在的统一过程,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制定宪法并切实实施宪政是一切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宪政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宪政发展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发展之路,以此推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流亡时期梁启超的宪政思想

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一位最具代表性且影响十分深远的人物,这样说并不是由于他取得了多少改变历史的事功,而是由于他那独具特色的宪政思想.诚然,如同其整个政治思想一样,梁的宪政思想也具有"善变"的特点,但他的善变与其说是出于"太无成见"的思想性格,不如说是根据其日益更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所进行的自我调适和择善而从.他的调适始终围绕着一个既定的中国目标,那就是:易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变传统封建帝国为近代宪政国家.鉴于梁的宪政思想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虽已受到一定的重视但研究尚嫌不够,同时鉴于梁氏亡日期间特别是自离开祖国至1907年之前的一段时间是梁氏就宪政问题进行集中思考和理论阐发的时期,本文以为有必要对上述时期梁氏宪政思想作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宪政制度在近代中国为什么难以确立

宪政制度是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自然演化的结果。从救亡图强的目的出发 ,近代中国在学习宪政的过程中 ,未能深入分析宪政的涵义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背景 ,而是将宪政作为救国图强的必经之路 ,进而甚至将宪政制度本身作为追求的目的 ,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缺少宪政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 ,因而注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宋教仁与民初法治

<正>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反对独裁,提倡法治,追求制定一部正式的民主的宪法,宋教仁就是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武昌起义后,就着手规划民国的政治体制,为湖北军政府制订了《鄂州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又出任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制定一部采用责任内阁制的良好宪法,确立议会民主政治,实现法治。他强调说:“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尽管宋教仁在为实现法治而努力奋斗,然而,他不懂如何发展维护法治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华而不实的策略步骤,结果,他的努力并无实效,民初的法治,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摧残了。宋教仁本人,也被袁世凯政府收买的暴徒所暗杀,而凶手和幕后唆使人也在袁世凯的包庇之下,未能受到民国法律的制裁。革命党人在民初关于法治的种种言论、规划、期望,只是画饼充饥而己。     

日本寺内内阁与段祺瑞

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于1916年10月9日成立,1918年9月底结束。中国北洋军阀集团在袁世凯死后的主要代表者段祺瑞于1916年6月开始主政,至1918年10月10日退出内阁,在这一期间,北京政府的权柄一直掌握在段祺瑞皖系手中。寺内正毅与段祺瑞两内阁执政时间大体平行,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在日本大隈内阁末期,随着列强在华的争夺,以袁世凯称帝为契机,日本对华外交开始有了较明显的转变、即从所谓“追随外交”转到“主动外交”。1916年1月,大隈内阁采     

重读宋教仁

宋教仁只活了３２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２０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袁世凯为什么…     

变革与重构:清末宪政改革的政治发展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试图通过确立宪政体制,重新整合日渐失坠的权威。这次自上而下的宪政革新运动,如果把它放在封建专制政治体系内进行分析,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往往会被忽视,但如果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其进行诠释,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则不可小视,特别在宪政文化的历史性建构、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性分化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历史作用尤为明显,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加速了传统政治的近代化进程。     

宪政模式转型与近代英国崛起

中世纪英国的宪政模式是司法型的,国王权力在司法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政治领域却不受限制.而伴随着近代早期英国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强大,司法领域越来越难以约束和规范国王的权力.最终,英国通过将中世纪司法机构的议会改造成近代立法机构的议会,来实施对国王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并完成了代议制型宪政模式建构.司法型宪政模式向代议制型宪政模式的转变,标识了近代英国宪政模式的转型.宪政模式转型完善了英国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也就为近代英国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严复政治思想的两个世界

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动时代，如何实现由传统的绝对主义的专制王权政治向近代西方式的宪政政治转换，是当时进步思想家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严复曾长期留学英国，留英期间他对西方式的宪政政治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确立了牢固的近代宪政政治的理念。由于当时中国缺少一个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不能够为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宪政政治提供坚实基础，这便导致了严复思想的内在矛盾；即：在理念世界严氏追求宪政，在现实世界则将宪政悬置了。理念与现实这两个世界的冲突，常常使严氏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这两个世界…     

近代中国宪政移植中的文化抵抗

由于“华夷之辨”所固守的礼义及其外在化的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的宪政移植之路充满了苦涩。由于西方恃坚船利炮而来,使中国在移植宪政之时,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屈辱。近代中国人在立宪的时候涌起的情感,与其说是对宪政的爱,还不如说是一种爱国的义愤。宪政,究竟是一种文明的荣光?还是一种苦涩、屈辱或必须予以消除的国耻?在中国立宪的长时期内,这实在是一个好好斟酌后也不能确定答案的问题。因此,便有了种种对宪政的抵抗:拖延、抗拒立宪;对宪政核心价值的排斥和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