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与禅的互渗

从宋代文字禅出发对诗禅关系作番考察，文字禅的形成可看作诗歌艺术对禅宗渗透影响的结果，禅宗内部亦形成了独特的禅家诗论。由此立论，诗禅关系并非时人所论为禅对诗的单向渗透，而是一种双向渗透，这种互渗有其本体论、自然观及表现论方面的必然性。     

诗与禅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少诗人与诗论家同禅都有不解之缘。从佛教“普渡众生”的教义所涵盖的社会心理和民俗心理方面，从创作主体“心远地自偏”的人生体验、情感流向、人生向往同佛门“清净的禅定”境界的会通问题上，从道佛两家“无为”、“无欲”的人生态度与诗人“童心”相交的结合点上，即从文化与人生的角度，都充分显示出诗与禅的内在契机。禅渗透于诗，既是禅境与诗境的整合，也是禅道、诗道与人生之道的整合。没有禅就没有诗佛王维，有了禅才有陶诗的情怀，苏词的胸襟。     

论王安石的晚年禅诗

王安石晚年二次罢相、退隐钟山后,创作了大量禅诗。这些禅诗主要表现在以禅典入诗、以禅理入诗和以禅趣入诗三个方面。其中禅趣诗最能代表王安石禅诗的成就,具有取境小巧、造语精工,善用譬喻、问句及诗风清雅、诗味含蓄等独特艺术特色。     

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的文学理论

晚唐五代是诗僧文学理论创作的兴盛期,诗僧们认识到作诗与禅悟的种种相通之处,并开创了“以禅喻诗”的道路,这一手法可细分为以禅评诗、以禅拟诗、以禅参诗、以禅论诗四种。他们在句法理论方面的探讨仍在继续,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语言层面的探讨上,注重字句推敲,出现了大量“一字师”的故事,并提出“诗眼”观念;他们的诗格类著作,在体例方面也有不少的创新,为宋人所继承和发展。     

唐五代诗人习禅与僧人习诗

作诗是诗人之本色，习禅是僧人必修之功课，两者似乎毫不相关，在唐五代，诗人习禅与僧人作诗甚至诗禅双习却是普遍的现象。对这种现象，前贤时彦多有解释。真实情况是，在消解情感的功能上，诗以导情，禅以敛情，互相为用，这才是诗禅双修的原因。     

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批评史上一次创造双赢的沟通

禅与诗,一属宗教,一属文学,本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其旨趣也各有所归。然而禅与诗又不无相通之处,二者一经相碰,便擦撞出了不了之缘: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等,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批评史上一次双赢的沟通。     

严羽妙悟说的诗禅学缘探微

在禅学大行于世的宋代,宋人论诗每好以禅为喻,以禅喻诗、以禅说诗,甚至比学诗为参禅,此在宋人诗话或笔记中往往在所多见.其中最受人瞩目者,又当首推标榜以禅喻诗的严羽《沧浪诗话》.正因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禅理说诗,于通论诗禅之际,其说能深契禅学旨趣,是以后世追溯以禅喻诗之说源起时,甚至有人会以为应当始自严羽.虽然在严羽之前,其实以禅说诗已在所多有,论诗时以禅为喻,甚至标榜以禅法、禅悟说诗,在唐宋人诗论中往往习见,然而严羽于《沧浪诗话》内所提出的诗禅学说,事实上自有其在诗学上的重大价值与意义.     

论禅宗与唐诗之融通

唐代佛教与诗歌有新的融合 ,诗作中多涉禅语、用禅典、示禅机 ,以禅入诗进而以禅喻诗 ,禅之内涵可以开拓诗境 ,增补诗歌内涵与理论。文章试从诗与禅宗融通的基础、禅宗对唐诗融通与开拓的实践、禅宗对唐诗理论之开拓等方面作一探讨。     

寒山子禅悦诗浅析

唐代隐逸诗人寒山子的３１０多首诗,按内容可分为自叙诗、风俗诗、隐逸诗、道教诗、佛禅诗五类。其中佛禅诗１５０余首。佛禅诗又可分为佛教劝戒诗和禅悦诗两类。禅悦诗细分又可分为禅语禅典诗、禅理诗、禅悟诗、禅境诗和禅趣诗五种。禅语禅典诗直接以禅家语录、禅宗公案入诗;禅理诗和禅悟诗则表现诗人对心为宗本、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理解和体悟;禅境诗和禅趣诗是以诗寓禅,或以禅入诗,以诗境表禅境,以诗心会禅心,在山林景色的描绘中蕴含禅机禅趣     

论《沉沦》中的"诗文互渗"现象

《沉沦》中有很多诗歌,包括译诗和自创诗。诗歌和小说两种文体互相渗透,在情感笼罩下,各放异彩,相得益彰。     

陆学与禅宗本体论比较研究

陆学是在综合儒、道、释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它的本体论思想明显受到了禅宗本体论的启发,但是它又不同于禅宗本体论,它仍属于儒学范畴,儒家学说始终是陆九渊学说的核心、中心,是体,禅宗一直是陆九渊学说的外壳、外层,是用,陆九渊学说的这种“儒体禅用”的实际状况,使得其显现出近禅不是禅而是儒学的本来面目,是吸收了佛禅思想的儒学思想。     

佛教传入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起源于印度,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西汉末年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并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我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也为我国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佛教对我国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歌语言的通俗化、以禅喻诗和诗歌词语的丰富三个方面。     

任运随缘 大钓不钓——中晚唐钓鱼诗词的佛禅意趣

钓鱼,本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庄子的《渔父》和屈原的《渔父》,乃文学史上最早以垂钓为题材的作品。唐代,佛学发达,中唐以后禅宗大行于世,钓鱼又带上了佛禅的文化意味,致使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了不同于初盛唐同类诗歌的创作旨趣。初盛唐的钓鱼诗大多比较质实,主要描写垂钓的环境和垂钓者怡然自得的情致,以及由垂钓而触发的人生感慨,从而形成一种轻快明净的调子。而中晚唐的钓鱼诗词却不同于此,禅宗不执著、随缘旷放的生命哲学,与道家自然无为、自由逍遥的人生智慧不谋而合,促成了中晚唐士人颓唐、放达的人生态度,诗酒留恋,渔歌畅情,成为士大夫风雅生活的内容之一。佛与渔的相通之处,被发挥到极致。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浓厚的佛禅意趣,具体表现为:任运随缘的人生态度;不加外求的佛学禅理;大钓不钓的开悟境界。而从文学映现生活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期许和人格精神。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元稹的宦海浮沉与禅心消长

从交游、禅法接受、以及对佛教教理的理解等方面,对元稹进行考察,全面讨论他与佛教的关系。元稹早在少年时期即已接触佛教,其交游之僧人以苦行习禅者为最多,所受禅法当为北宗禅;作为仕进之心强烈的文人,元稹的亲近禅法发生在贬谪之后,这使他对佛教人物及其教理的认识都带有实用、乃至偏离本义的特征;而对既往之事的悔悟,亦使他在佛理之中找到了一种解释。     

王安石诗禅意三味论

王安石的诗往往体现出一种禅的况味和追慕禅宗的本心。由于不凡的经历和秉性,王诗或以峭拔凌厉的议政表现“在欲行禅”的人生信条,或以隐喻曲笔表现其难言的归隐之心。晚年写下的流丽清新、洁美如画的归居小诗,才最彻底、最真实、最畅意地表现了这位老居士对禅精湛的理解和对诗天才的运作。     

对当前"国学热"的再思考

以儒学与禅学为例来说明,"国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儒学与禅学分别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中国化佛教的代表,它们都是"国学"的重要内容。国学中蕴含着深刻的能够对现代社会人生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内容,有助于解决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通过对儒学和禅学所做的个案分析与反思,认为在正视与正确引导国学热、深度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上,应以人为本,以和谐为终的;在具体操作上,要避免庸俗化、浅薄化、快餐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等倾向。     

普请与参禅——论马祖洪州禅"作用即性"的生活实践

中唐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提倡的“作用即性”的思想,一方面因其将“弹指动目”等行为视为“佛性”的体现而受到石头禅系的批评;另一方面在肯定日用生活的神圣性之时,解释了洪州禅乃至整个南宗禅劳动实践的佛学意义。百丈怀海建立禅门规式,其中的“普请法”便是“作用即性”思想的产物。在普请的劳动实践中完成禅理的参究,是洪州禅的一大特色,并影响到禅门其他宗派。     

释道观与王维山水田园诗

释道交融共同作用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创作 ,使其呈现出一种空灵含蓄、平和悠远的情趣。在意象选择方面 ,由于释道交融的影响 ,王维善于选择秋、云、水、莲等意象入诗。释道交融使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境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具有情趣美、含蓄美、静态美、绘画美等特点。     

论《坛经》的随宜说法

惠能为了光大禅宗,发明了神话、心语与唐言合一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兼顾了语言传播对有效性、合理性与创新性的内在要求,符合禅宗民间性、直接性、鲜活性的宗法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