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严复的"教育救国论"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 ,“物质救国论”和“政治救国论”暴露出缺陷 ,严复致力于西方理论著作的翻译 ,倡导“教育救国”。“教育救国论”全面比较了中西文化 ,直探西方富强的命脉所在 ,强调以西方文化体系重铸中国国民素质 ,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了总的清算和批判 ,把向西方学习的活动引向深入 ,敲响了中华民族救亡国存的警钟 ,带给中国学界一场相当规模的思想启蒙 ,但对西方文化不加批判的学术态度和贬低革命的政治立场 ,也导致了一些不良影响。     

余家菊教育建国思想与民族性教育理念

上个世纪20年代,余家菊受西方社会新思想的影响,积极追随教育救国思潮,形成了其独特的教育建国思想和民族性教育理念。他强调在民族利益上,教育与政府应该有统一的目标,即围绕建国的理想精神。他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军国民教育”“乡村教育”等探索和实践,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他所焕发和激起的爱国热情仍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对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乃至夸大,对后人发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仍具有现实的启示。     

略论民初进步知识分子推进教科文事业的近代化

变专制和不独立为民主独立，变贫穷落后为文明富强，实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和任务。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民初那些进步知识分子“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的实践活动，有力地推进了教科文事业和经济、政治、社会的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总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初进步知识分子在推进教育改革、留学教育、华侨教育、科学研究和培养科学、教育、文化人才以及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方面建树的功绩，他们在教科文领域的奋斗，是弥足珍贵的     

试析胡适的"教育救国论"

文章首先分析了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基本主张 ,阐述了胡适“教育救国论”的理论来源和基础。其次 ,肯定了“教育救国论”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界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历史作用。第三 ,指出“教育国论”及实用主义杜威思想的局限性和缺陷 ,说明它在当时中国社会走向破产的历史必然性。     

埃及教育世俗化的历史考察

由于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宗教教育在埃及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自近代以来,伴随着埃及社会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埃及宗教教育不断经历着世俗化变革,另一方面,脱胎于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世俗教育在埃及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今天埃及宗教和世俗教育并存的格局。     

“科学救国”与民国社会变迁（1911—1936）

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思潮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科学救国”注重科学意识和科学方法，强调科学精神的价值，强调科学的社会功能，重视科学对社会的改造和建设。“科学救国”思潮促进了民国初期科学技术界的成长，民国初期科学技术及方法逐渐渗入社会经济领域，传播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带有现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含义，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     

我国近现代“教育救国思想”述评

“教育救国思想”是我国近现代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 ,其核心思想认为社会的改造和进步应该首先或主要通过教育才能实现 ,把发展教育视为国家强弱兴衰的指针和救亡图存的要律。这个时期涌现出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以“发展军事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救国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育人才”为变法本原的教育救国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教育救国思想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救国思想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思想。虽然它突出并强调了教育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地位 ,但因忽视了教育的社会制约性 ,没有认识到教育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于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现象的性质 ,而导致了它的最终破灭。     

“陪都”时期重庆民族工商业者的民主之路——以“民主之家＂主人鲜英为例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陪都”重庆，有一批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或协助抢运迁川物资、或捐献抗战物资，或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他们高举“爱国”和“民主”旗帜，在动乱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实践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民主救国，为抗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贡献了力量。而在民主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旧军人出身的实业家鲜英及其家人将私宅“特园”辟为“民主之家”，并以实业所得支持民主活动，对民主运动的发展贡献良多。     

试论“出埃及”事件的宗教与文化意义

尽管学者们对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真实性仍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探索和研究“出埃及”事件的兴趣和热情。“出埃及”事件是犹太文化的焦点,它为基督徒理解上帝行动提供了一个范例,并且对西方文化、文学、艺术等也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论证“出埃及”事件的宗教与文化意义。     

论"教育救国"思想的积极意义

教育救国思想发端于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尽管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单纯依靠发展教育来救国是抓错了根本，不可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但是教育救国思想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教育救国论者的教育实践推动了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他们所焕发和激起的爱国热情仍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其对教育功能的肯定乃至夸大对今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太阳神权

神权是古代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之一，它毫无例外地对古代世界各国产生了影响，但其影响的程度又因不同的国家而有所差异。而在古代埃及，神权对它的影响就多一些、深刻一些。“神权政治，殆与埃及古史相终始。”笔者论述了埃及古王国时期太阳神权最终确立的历程，从而揭示出神权对埃及古代社会特别是王权的深刻影响。     

何思源与抗战前山东教育的发展

在抗战前的八九年里，山东的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得益于何思源的苦心维持。何思源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他以“教育救国”为指归，既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又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实现了山东教育经费的“独立”和逐年增长，并对学校布局作了合理的调整，使各级教育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五四时期陈独秀对中国新教育的探索

在“五四”新旧思潮和中西文化的大激战中,陈独秀不仅以唤醒国人“伦理觉悟”,提倡“文学革命”,被誉为“思想界的明星”;而且试图以教育“救国新民”,借鉴西方近代教育“真精神”,谋求中国教育的革新,而独树一帜。鉴于后者人们论列不详,谨略陈管见。一五四时期,救亡和近代化的神圣课题,萦绕在有良知的知识者脑际。以政治家和思想家一身而二任的陈独秀,抱定济世救邦和唤起民众的宏愿,大声疾呼以教育“救国新民”,导引中国教育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向民主、科学和近代化的方向转轨。     

“教授治校”的主张和实践——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札记

蔡元培首倡并在北大实行了“教授治校” ,使北大的面貌为之一新。蔡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张 ,一方面因为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影响 ,一方面为了匡正旧北大的腐败校政 ,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研究“教授治校”的主张和实践 ,吸取其合理的部分 ,对当今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当代埃及女性主义运动初探——兼议埃及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

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东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又使女性主义的可见性大打折扣。埃及是中东地区现代化启动较早的国家,埃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走在其它中东国家前列,成为其它国家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楷模,从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其女性主义的内涵和斗争方式都有别于西方。埃及是“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本文试图对“七月革命”以来埃及女性主义的演变轨迹作初步探索。      

五四以来“科学救国”思想初探

五四运动以后,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重压下,有志之士继续在探索着救国图强的途径和方法。“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就是许许多多爱国知识分子选择和实践的道路之一。尽管这条道路曾经受到过误解和责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终于从沉重的代价中逐渐懂得了教育、科学的价值。在今天,当我们致力于“科技兴国”的时候,重温几十年前先辈们对“科学救国”道路的探索,不是没有教益的。     

论严复的教育价值观

１９世纪下半叶的西学东渐之风，使中国许多开明人士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徘徊，表现出既对将出现的新事物向往，又对将失去的旧传统留恋的矛盾心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严复对中学进行了严厉批判，大力提倡学习西学，并提出“教育救国论”，希望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兴国强民，以求在“物竞天择”中立于不败之地。严复这一教育价值观实际上是完全服从、服务于其保守的政治立场的，这就决定了“教育救国论”的最终破产。     

郑观应的市场理论初探

郑观应是晚清“商战”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商战”思想的要旨就是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实现“富强救国”。本文拟对郑观应“商战”思想中的市场意识和市场观作一透视。一、在中外通商时代，必须“以商立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外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面临一场亘古未有之变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与此同时，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借法自强，成为一种广泛的历史潮流。但是，究竟怎样使中国富强，各种社会力量…     

高瞻远瞩 勇于开拓--走向世界的一代杰出教育家容闳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在中国从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换的转型期 ,容闳投身于救国图强运动中 ,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教育 ,有着超越时代的独到见解和实践活动 ,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救国”思想的早期阐发者和绵延至今的中国留学运动的缔造者     

论黄炎培职业教育爱国观

1黄炎培成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历史的赋予，民族的使命，恩师的教诲和个人的素质，自甲午战争后，使他立下了教育救国之志。他认为：“今之策国是者，莫不重教育”，‘“吾辈立十分信仰教育救国唯一方法”，而“要救中国，只有办学堂。”L19OI年，黄炎培就开始了教育救国的实践活动，自认为是在“长日忧民而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而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的措施，是自己一生中的“第～个很大的转折点。”②他曾先后执教于川沙小学堂、上海城东女学……，他以高度民族责任感，满怀信心地培养一代青少年，以满足改造贫弱落后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