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生命的“曼荼罗”之舞——析帕特里克·怀特的小说《坚实的曼荼罗》

《坚实的曼荼罗》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长篇力作。＂曼荼罗＂之舞是该小说的核心意象,主人公亚瑟正是通过跳＂曼荼罗＂之舞诠释了他生命的意义。文章从＂曼荼罗＂意象和亚瑟＂曼荼罗＂之舞的象征意蕴入手,分析亚瑟与其他小说人物如达尔西、波尔特太太和瓦尔多等人的关系,揭示小说主题。     

藏密曼荼罗之艺术探微

雄伟壮美的青藏高原孕育着世界上最迷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古老而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令世人惊叹不已。其中精美绝伦的藏密曼荼罗艺术，就是藏族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藏族艺术家们所绘制的曼荼罗造型艺术，无论是在气魄或规模上，还是在取材、形象的刻画上，表现力高超，想象力丰富，堪称人间绘画、工艺技术之精华。在世界工艺美术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地位，是十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一行与九宫：一个印度思想中国化的例案

唐代密教大师僧一行(673-727)借助中国宇宙观思维模型“九宫”重新定义一种源于印度的曼荼罗(即“白檀曼荼罗”)。这是一个佛教理念与实践在传入中国后,尤其是通过译经传入后如何被中国化的例案。应该说,一行对于“白檀曼荼罗”的重构受到了“九宫”(“洛书”)模式的启发。鉴于“白檀曼荼罗”乃是“金刚曼荼罗”的先声,这个结论如果成立,当可为揭示后者的渊源另辟蹊径。     

藏传佛教寺院的文化功能探析——兼谈寺院的出版文化功能

藏传佛教寺院大多兼具出版文化功能,它是藏传佛教文化功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史上特殊的形态。文章从藏传佛教寺院的佛典翻译、典籍出版、文化传播三个方面分析了藏传佛教寺院的文化功能。     

略论新时期的藏传佛教及其特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藏传佛教的发展经历了恢复、发展与繁荣三个阶段。本文从活佛体系、僧侣队伍、信教群体、寺院组织形式、寺院经济、寺院教育等方面入手 ,对新时期藏传佛教的状况与特点进行了剖析。     

藏密“曼荼罗沙画”的三重叙述

庄严美妙的"曼荼罗沙画"是藏传佛教密宗法事活动中的重要仪轨,宗教意蕴是其根本,其以具象的图案形式,建构了"即身成佛"的修行观和"圆觉"的宇宙观,完成了抽象的佛教义理的弘化、传播;其次,"曼荼罗沙画"具有独特的艺术美,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看,它的主题、陈设、绘画态度都服从于"观念"或"思想"的塑造,具备"观念的视觉化"这个"观念绘画"的本质特征,是宗教文化中的"观念艺术";依密宗修法"四曼为相"而陈设的"曼荼罗沙画"所成就的佛身、佛国的完美宇宙,表现出对佛菩萨"度一切众生"之无量功得、无量智慧、无量神力的人格美的崇拜,对于圆通无碍之"宇宙真相"的追求,对于不断提升精神层次,努力超越一切(生死、轮回、大小、永晢)限定的信念与自由意志的肯定。     

也谈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的关系

长期以来 ,藏族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 ,与藏传佛教形成了密切的联系 ,丰富了藏传佛教的内涵。文章分析了藏族文化体系中诸要素的关系 ,并通过中外学者对文化与宗教关系的理解 ,对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关系进行了阐释。     

民国时期藏传佛教管理政策研究

[提要]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通过设立蒙藏管理局、蒙藏委员会等机构,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藏传佛教的管理政策与法规,并通过笼络达赖、班禅等藏传佛教领袖等措施,力图在动荡的时局中增进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强化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抗日战争期间,民国中央政府通过敦请佛教高僧进行抗战宣传,揭穿了日本觊觎蒙藏的野心,使蒙藏各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维护了边疆稳定。本文对民国时期的藏传佛教管理政策作了全面的分析,并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维护边疆安定进行了研究。     

藏传佛教艺术中的人体绘画比例法研究

藏传佛教绘画艺术有一整套理论体系 ,而它对人体绘画比例的论述 ,独树一帜。通过对藏传佛教艺术典籍《佛身影像相》中关于佛像比例的分析 ,和与西画中关于人体比例的对比 ,可以看出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关于人体比例的论述具有很大的科学性     

四川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外部空间特点解析

藏传佛教寺院在四川藏族聚居区分布十分普遍,其寺院建筑的外部空间形态呈现多样化.本文在从藏族史书与佛经中查阅其外部空间理论缘由的基础上,阐述了四川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外部的空间模式,并从四个方面解析了寺院建筑的外部空间形成,以及其空间形态的不同特点.     

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代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并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     

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

蒙元王室选择藏传佛教信仰与藏传佛教在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广泛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同时也是蒙、藏民族双方关系互动以及藏传佛教密法与其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结果。蒙元统治者与藏传佛教之间存在着多层面关系 ,西夏境内藏传佛教的兴盛、藏传佛教界对蒙古王室的积极传教及藏传佛教密法的特色等对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具有重要影响。     

从不丹宗堡看西藏制度文化在喜玛拉雅地区的影响

不丹是世界上唯一以藏传佛教为国教的国家,也是喜玛拉雅地区受藏传佛教制度文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不丹境内藏传佛教寺院众多,也存在不少体现西藏制度文化影响的宗堡建筑。这些建筑除与藏式建筑基本形制和功能相似之外,不丹的藏传佛教建筑还表现出受尼泊尔宫殿建筑文化影响的本地化风格。     

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的传播及发展

文章参阅大量的汉、蒙、藏文文献史料,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论述明末清初新疆蒙古藏传佛教的情况。其中详细叙述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传播发展之进程。同时也阐述新疆卫拉特蒙古联盟围绕藏传佛教格鲁派而在青藏高原展开斗争的历史。     

论藏传佛教对藏族女性性别角色的影响

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藏传佛教中对女性有两种相对的观念,这也在藏民世代的虔诚信仰中逐渐形成了现实社会对女性的特殊态度和观念,并因此影响着广大藏族女性的生活状况。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在元帝国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明永乐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和影响

明朝建立之初,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虽未中断,但并没有立刻形成高峰。只是到了永乐时期,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下才出现传播兴盛的局面。永乐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自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普陀山多宝塔考析

比照藏传佛塔的艺术风格和建筑特点,通过考查普陀山多宝塔的佛像布局与造型、塔身建筑结构及其寓意,并联系元代历史、艺术、宗教的背景,认为多宝塔应是一座藏传佛塔。它是藏、汉、蒙文化融合的产物,是元代藏传佛塔在汉地发展演变的里程碑。     

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

佛教是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分别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在吐蕃赞普和王室的大力支持下,没有被吐蕃贵族大臣们的一次次禁佛运动所扼杀,也没有被吐蕃本土宗教苯教所挤垮,最终登上了吐蕃社会正统宗教的地位,赢得了很高的礼遇和崇高的地位,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吐蕃佛教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