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日同形异义词“床”

汉日语中有着众多的同形异义词,学习汉日同形异义词,对我们了解两国语言的特质/了解两国语言的文化有很重要的作用。以床这个典型的汉日同形异义词为例:古汉语中的床原本既表示坐具又表示卧具,现代汉语中床就仅指供人睡卧的家具了。床于隋唐时期传入日本,并且同时传入了坐具和卧具的含义。之后,由于日本榻榻米的广泛使用而渐渐消失。同时,由于住宅建筑结构的特点,又产生表示地板的意思。因此,现代日汉语中虽然有同形的床字,但是二者的意义相去甚远。而且,从汉日同形异义词床的变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词汇的含义是不断在变化的。人们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惯的不同或变化,也会反映在词汇上,使词汇的义项发生变化。     

宋明理学语境下的家具设计艺术

宋明理学强调心性为本和道德意志的提升,通过存性去欲、保持内敛的生活实践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使得由艺观道成为宋明时期文艺界的价值取向。在此语境下,宋明设计文化由汉唐时代的雄浑壮美转向静寂典雅、精致内敛的意境之美。从结构形式、装饰艺术、家具用材三个方面对宋明家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明式家具是宋代家具设计风格的进一步延续和拓展,通过空间造型处理、结构装饰渲染、用材肌理保持而充分彰显出其简约的设计风格,与理学注重文化审美、以理节情、重视人格的价值取向完全一致。理学成为这一时期家具设计风格变化的深层推动力量,而家具设计则彰显了理学的时代风貌。     

宋代佛教的转型及其学术史意义

本文从学术界对宋代佛教的评价入手,论述了宋代佛教的发展及其时代特征,僧人群体的儒学化以及这种儒学化的学术史意义,并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宋代佛教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重新的评价。     

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应身观音图》中的家具研究

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应身观音图》中所描绘的宝座、足承、香几是在或缺南宋出土家具实物的语境下探索这一时期佛教家具发展进程的具体切入点。通过对这三件家具形制、材质、风格、结构以及作者生卒年代的讨论,我们能看到南宋时期的家具形制和风格的多样化特征、佛教对人们生活起居方式的渗透影响以及家具等器物设计审美由繁到简的转变,通过研究此画中的家具,我们可以对南宋佛教家具的特征进行形象的把握。     

浅谈江西宋代佛教之流布

宋代江西佛教发展迅猛,佛教寺院多,僧尼人数多。同时佛教的流布及影响又极不平衡。     

大同地区考古资料中的古代家具初探

大同地区关于家具的考古资料实物有随葬品、冥器模型、石刻以及壁画等，集中反映了北魏、辽、金、元时期的家具状况和水平。在南北融合、东西交流中家具发生了变化；北魏时期为渐高型家具时期，辽金时期高型家具逐渐走向成熟并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种类式样繁多：元代家具一改宋代家具简洁隽秀的风格，形成了造型上厚重粗大、装饰上繁复华美的风格，对于高型家具由宋代的普及型向明代的成熟型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论宋代文艺思想与佛教

佛教对宋代的学术、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宋代之前,尚没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理论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且实现了融会贯通。宋代的佛教已非单纯属于一种外来文化,它已经与中国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融合为一体。宋代佛教是经过文化整合后而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有着明显的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儒家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无法摆脱也不可超越的文化基因,而佛教博大的思想体系则将这种基因发扬光大,或者赋予其一种全新的内涵。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宋代儒佛能够在深层次上实现贯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唐宋之后的中国大乘佛教将世界根源归之于"心"这一核心概念。"心"的概念始成为儒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而宋代儒学最终由"道学"转向"心学"也证明了佛教的这一影响。有关文艺思想,宋代佛教界所作的阐发甚至较之儒家学者更早,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巨大的,这包括宋代佛教的"思无邪"说、佛教与艺术中和观、清雅艺术观念和风气的形成等等。     

世界木质家具出口贸易变动分析

利用Com trade数据并经整理,对1989-2006年的世界木质家具总出口额、出口结构、地区结构变动等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世界木质家具需求旺盛;(2)木质起居室(餐厅)和商店家具占木质家具的出口比重下降,带软垫的木质框架坐具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3)欧洲木质家具出口市场决定着世界木质家具出口格局,世界木质家具产业有向亚洲转移的趋势。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木质家具出口的措施。     

宋代新儒学形成中的佛教助力

纯洁队伍、恢复礼制、完善体系、确定方向,是宋代儒家复兴儒学的四大基本路径,而这四大基本路径的展开,与宋代儒家学者批判佛教密切关联着。宋代儒家学者正是在批判佛教过程中,使儒学的队伍和思想纯洁化、使儒学的礼制逐渐得到重建、使儒学的理论体系得到完善、使儒学的精神方向得到恢复。因此可以说,宋代新儒学的复兴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佛教成为新儒学复兴的特殊助力。     

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探讨——以清代台南大天后宫为考察对象

妈祖信仰普遍存在于清代台湾社会,其庙宇不乏与佛教关连者.台南大天后宫自竣工时至日据时代皆有僧住持,其宫内存碑、牌记二件.乾隆重修“碑记”保存妈祖宗教归属二说:其一,视其行迹近“仙道”,实则杂糅佛道以佛为多.其二,将其视为佛、菩萨“化身”;咸丰铸钟“牌记”从佛教角度解释宫内“佛像”(含“妈祖像”)尤其是“大钟”的佛教功用,赋予更多佛教内涵.因僧住持庙宇使民间神的妈祖信仰被赋予佛教内涵与色彩,谓之“佛教化”.此类现象在台湾鹿耳门妈祖庙、北港朝天宫、鹿港天后宫等皆有.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可远溯至宋代南方.     

宋代寺院生活的世俗转型

佛教在宋代的社会化进程加快,实现了从注重智慧解脱到全面融入国情民俗的气质转型,其直接原因是佛教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自身在修行等寺院佛事活动方面所作的社会调整。因此,寺院生活特征是探讨佛教转型及民俗佛教形成的契入点之一。     

论宋代的甲乙与十方寺制

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对宋代寺制中的甲乙与十方寺制的区别及其例外情况、"革律为禅"的特定含义,二寺制与佛教戒律精神的错位、十方寺制的起源,二制寺在宋代寺院格局中的动态关系,政府对二制寺的管理,十方制的弊端及其产生原因,十方制在宋代政教关系中的意义等问题作了考论。     

“鬼子母”崇拜文化及其艺术形象变迁

鬼子母崇拜起源于印度,但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鬼子母信仰与中国民间繁衍子嗣的求子心理相结合,并在宋代逐步被送子观音所取代。从其艺术形象的角度来讲,鬼子母的主流形象是一个不断本土化的过程,直到宋代以后基本定型为汉化的贵妇人形象,这点在壁画、石窟造像及卷轴画中均有实物资料验证。     

户外休闲坐具设计影响因素与设计原则研究

户外休闲坐具不仅是城市居民休闲生活的主要用具,也是城市公共设施的重要构成元素。目前城市户外休闲坐具存在数量不够、设计不符合人体工程学、坐具设计与设置忽视人的行为与心理等问题,根据＂人-机-环境＂的系统观,分析了户外休闲坐具设计受到休闲主体——人、休闲坐具本身以及休闲环境三个关联因素的影响,提出了户外休闲坐具设计应把握人性化、与公共环境协调、耐久性与安全性、功能性、系统性等六大设计原则。     

联结福家居购物广场 三“馆”齐下 完美缔造精品家具购物天堂

联结福家居购物广场楼层分布紧凑、科学,各个场馆的布置细致讲究。整个广场设计概念以全方位的购物中心为主轴延展,每一层楼都有不同的主题,营业面积均达10000平米。一层为世界五百强百安居装潢材料超市。二层为MILAN时尚馆,装潢风格简单明快,主营软体家具和家居饰品,软体家具主要以沙发、软床、床垫为主,或简约、或高雅、或华丽、或个性,多面的风格演绎别样时尚感觉,让消费者在家门口便可以感受家具时尚新潮流。而琳琅满目的家居饰品,或纯手工     

从神本向人本的回归——兼论灵岩寺佛教雕塑艺术的审美特色

佛教艺术也像其它宗教艺术一样,是以神为本的.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历史演绎中,由于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的变化,以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佛教艺术的创作者的理性创造和人本主义情结,佛教艺术的内容越来越接近人的现实生活,越来越世俗化.人本精神自然地、不自觉地乃至自觉地进现、强化甚至稳固、发展.这种情况到了宋代表现得尤为明显.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塑"的灵岩寺宋塑罗汉像,充分体现出在佛教艺术中人本精神从神本主义的回归,既不失佛教神祉的精神气韵,又具有世俗人物的音容笑貌,表现出与神性并无矛盾的人性与人情之美.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宋代居士佛教初探

居士,梵文Kulapati(迦罗越)的意译,佛教四众弟子中在家信徒的俗称。慧远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维摩经疏》卷一)居士的重要条件是家境富裕,足以为佛教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智(岂页)也说:“居士者,多积贿货,居业丰盈,以此为名也。”(《观音义疏》)依此理解,“居士”这一名词的实际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它通常指在家信徒中较有资产和地位的那部分人。本文所说的宋代“居士佛教”,沿用佛教史上的一般称谓,主要是指宋代官僚士大夫们的佛教信仰和活动;所说“居士”,非指世俗一切信佛者,而又限于他们的上层分子。     

黄敏枝《宋代敕赐寺田表》补正辨析

黄敏枝(女)先生<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是宋代佛教经济研究方面很有影响的重要著作,此书中的<宋代敕赐寺田表>汇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历来受到有关研究者的重视.但金无足赤,此表也存在一些失误和疏漏,本文试图对此予以补正,并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而分析宋代寺院得到赐田的缘由,以期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