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宪法与社会法——公私法融合之一箭双雕

社会宪法与社会法是一种共生的法现象,根源于国家与社会的融合、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并重、公法与私法趋同诸种因素的综合.社会宪法是传统政治宪法裂变出来的部门宪法之一种,社会法是独立于私法领域旨在保障社会安全的一系列法律部门的总称,二者各有自己的形式与规范内容.鉴于原则与规则规范属性之区异,社会宪法的实施主要依赖民主多数的立法机关制定社会立法,但在一定条件下可由司法实施.     

论经济法的中观归属

法律体系和部门法之间存在一个中观层次,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观念的建立和政策性平衡的产生,中观结构要素中除了公法和私法之外又产生了社会法.公法、私法、社会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式、法律本位、法律价值等方面存在着区别.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调整对象,以政策性平衡为调整方式,以社会本位为法律本位,以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为法律价值.上述四个特征与社会法相一致,因此经济法在中观层次上归属于社会法.     

西方社会法形成的理论先导与实践进路

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遇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产业工人等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生活安全,使得社会法得以最终形成。其中,空想社会主义、国家责任理论、人权理论、新财产权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思想成为社会法形成的理论先导。在法律实践中,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成为法律发展的新趋势,使得第三法域的部门法——社会法应运而生。社会法源于民众的生存权保障,并为全体国民提供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具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独特的法律价值、法律目标和法律功能。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社会法的概念、本质和定位:域外经验与本土资源

英美法系国家并没有社会法的概念。大陆法系国家中,德国、法国和日本的社会法学说比较发达,但社会法包含的范围不尽一致。社会法的产生源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社会法产生的直接目的在于解决一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社会法既来自私法又超越私法,追求实质平等和社会正义。社会法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为目标,以保护公民生存的基本人权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将社会法作为法律部门,而不是第三法域,既符合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社会法学说,也符合我国立法理念和立法实践。我国对社会法概念和体系的构建既要借鉴域外经验,又要充分利用本土资源。     

人类解放:消除对政治国家、宗教和金钱的崇拜——读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揭示出鲍威尔是在政治国家崇拜的基础上反对宗教崇拜的,政治解放不能消除宗教,只是使之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成为市民社会的精神.现代政治国家与宗教相似,是把人们联结起来的中介,是人们想象的彼岸的理想生活.金钱是犹太人世俗的神,是人们普遍崇拜的对象,是使人们相互分离的力量.只有根本变革市民社会,才能消除对政治国家、宗教和金钱的崇拜,实现人类解放.     

西欧的"独特性"、"东方专制主义"与近代法治

文章认为,法治的生成和发展是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而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在东西方却具有不同的演进路径.即在西方呈现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复合(古希腊)--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古罗马)--国家吞并市民社会(西欧中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和抗衡(近代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路径造成了多元文化和权利抗衡国家权力的西欧"独特性",并促动了近代法治的生成.而古中国及东方国家则一直处于国家吞并市民社会状态,形成了扼制权利和自由的"东方专制主义",法治便无以产生.这启示我们,中国要走向法治,就不应仅满足于法律制度的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也不应满足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种"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而应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宪政视角下的受刑人权利保护

(一)宪政理念下的监管权力与受刑人权利宪政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对立.在西方传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理念中,国家权力的势力范围仅仅限于政治国家领域;对于市民社会领域,国家权力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只要市民社会中的自治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就是多余的、非法的.这样,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逻辑划分,在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划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区分.在宪政理念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一种对立与冲突的关系,公民权利的实现与保护首先要防止和避免国家权力的侵犯.在宪政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是侵犯公民权利的主要威胁者.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任意侵犯,人们通过制定宪法达到规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之根本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达成的政治契约,是公民权利保障的宣言书.     

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能促型国家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增权

在过去20多年间,大量新型社团涌现,众多官办社团也开始培育其自主性.在教育与学术、工商管理、文化娱乐和专业人士领域,社团的发展更加迅速.社团空间的监管体系具有强烈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高度强调国家的控制,同时在社团的唯一性、代表性、垄断性等方面,施加严格限制.推进公民社会发展之道在于打破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陈腐观念,代之以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新理念.国家发挥能促性角色,走向社会法团主义,推进民间组织在社会公益领域中发展,反过来可以有效增强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     

转型社会中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是当今社会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着重从转型社会这一角度来探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新型关系,并在政治国家至上的前提下,利用国家力量实现市民社会的良性转型和主体力量的转换。本文认为,国家至上,政治国家优于市民社会,即新国家主义的发展。国家要干预市民社会,要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发展,利用国家强制力来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型,并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型关系的主体力量．特。县转趔社会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与良法之治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单植入或法律体系的建构 ,也不仅仅是“依法治理”对秩序的促动 ,而关键在于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大力推进市民社会自主性 ,以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 ,缩减国家权力职能和建立其合法性权威 ,并弘扬正义法精神以实现良法之治。只有这样 ,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诚信"--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观念

"诚信",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道德原则,产生于远古的祭祀活动,发展于春秋的会盟活动。它以等级政治道德要求为核心,包括人神之信、君臣之信和君民之信,而这些内容为等级结构和法律所制约。从性质上说,"诚信"是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重要观念;而作为普遍道德意义上的诚信和基于商品契约的诚信,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独立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原则。     

法治运行的理性思考

文章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社会结构为切入点分析我国法治理论、实践应由强调法治的治国制度特性和管理、强制功能,向法治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功能转变。通过权利主体由抽象转向具体,实现权利的物化,使法治得以实现全社会的普遍遵守。     

社会管理的范围、价值与地位

虽然社会管理的任务已经从＂加强和改进＂上升到＂加强和创新＂,但是社会管理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仍然是要认真探索社会管理的领域对象、核心价值和战略地位。弄清楚这一问题乃是发展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前提。现代社会管理的领域是由民生社会、民间社会和公共事务社会所构成的,是一个处在发育中的人们生活的特定领域;当前社会管理的对象主要是民生社会、公民社会和公共事务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行为和利益。现代社会管理虽然与维持人类生活共同体的稳定和秩序密切相关,但是社会管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应当是通过协调社会利益、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已成为新的工作重心,已成为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的第一要务。     

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从理论或实践上看,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就是用和谐的方式控制、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体系。承认人的主体地位、多元利益和高度的社会流动是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共同的根基。实现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夯实和谐社会政治基础的关键。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具有完善公共政策、消解社会矛盾、强化政治认同等重大意义。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夯实和谐社会政治基础的根本之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制度资源,也是直接承载法治发展的制度体系。     

民主行政:价值·框架·生态环境

在当今各国的公共行政改革中 ,民主的价值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民主行政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架构 ,实施程序化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推行竞争性的公共服务机制。民主行政运作所需要的社会生态环境是 ,以法治为保证的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培育和以公开为前提的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的发展     

关于俄联邦新民法典的一点思考

编纂于20世纪90年代的《俄联邦民法典》是俄罗斯十几年政治、经济改革的经验总结,在私法领域中标志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标志着私法自治精神在民法上的回归,为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但由于传统与现代因素的综合作用,新民法典在未来的朝向中任重道远。我国制定21世纪的新民法典必须崇扬私法自治精神,但如何克服俄联邦新民法典中残留的公法因素,培育和发展作为私法自治基础的市民社会,以及如何协调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设置,实现私法自治目标也是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审慎思考的问题。     

Legal Mechanisms for the Joint Govern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Traditional jurisprudence has produced few studies at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resulting in a lack of knowledge about the structure, actors and symbols involved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is is so much so that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in practice misunderstood as the rule of law, informatization and adoption of technology. The core issue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the division of oversight and penalty costs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s, but we need to call upon a statutory platform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volves the use of legislation to provide techniques and statutory platforms for cooperation in an open society, ensuring the reasonable divis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formation and penalty costs when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overlap. The social governance techniques that enable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to work together involve taking a group of observable symbols or organizations on which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as a statutory platform, with all sides bringing greater accountability to bear on this platform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ir interests and minimize their transaction costs, with no need to inquire further into its particular constitution.